摘要
上海和天津是近代中国南北两大服装产销基地,且作为通商口岸城市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发端较早、规模较大,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原因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但目前少有研究系统地将两地的国货西服业进行比较。文章基于上海市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近代档案、近代地方志等史料,结合比较史学、统计学、数值分析的相关理论,比较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在起步时间、规模大小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异同,探究近代西服业在不同城市的发展契机,以及西服业的繁荣与城市结构、商业发展的关联。结果表明:近代上海国货西服业的发端时间虽晚于天津,但行业组织的成立时间早于天津;在起步阶段上海西服店的数量少于天津,但至20世纪30年代后上海西服业的规模远大于天津,且近代上海西服店数量的增长速率始终大于天津。这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时尚中心地位、两地人口总量的差异及战争等因素相关。同时相似的城市类型、工商业的繁荣和行业组织的形成共同促进了近代上海与天津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发展。
作者: 丁乾琨1, 张竞琼1, 梁惠娥1,2
作者简介: 丁乾琨(1996—),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与工程。
( 1.江南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名师工作室,江苏 宜兴 )
关键词: 近代;国货西服业;比较史学;规模大小;发展速度
近代上海和天津在开埠及设立租界后,逐渐出现一些外国人开设的洋行及服装店,承接西服定制业务,且售卖西服,之后中国本土的西服店陆续兴起,西服业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了独立行业。虽然近代中国本土的部分西服店在制作西服时会采用由国外进口的面料,但符合国民政府工商部国货调查委员会议定的国货原则[1]中的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和国人工作,因而制作的西服属于国货。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国货西服店,以及由这些店铺组成的国货西服业。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红帮服装史、近代西服业的规模及沿革等方面,但对于近代上海与天津两地西服业进行比对、梳理、分析等城市比较研究,则较为少见。比较史学观认为:“历史与一切事物一样,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因此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历史比较法强调“可比性原则”,即所比较的事物“必须是在社会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两个以上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经过两个以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在同一类型中或同一层次上”“放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比较”[2]。近代上海和天津均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及区域经贸中心城市,亦是南北的时尚中心。近代两地的国货西服业是在中国南北不同的地理区域下形成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在民国时期均形成了较大的行业规模,且具有区域代表性,因而具有可比性。本文主要依据上海市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近代工商业档案中西服业行业组织的相关史料,来比较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在发展时间、规模和增速上的差异及共性。
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发展时间比较
19世纪末期,全国有少数几个城市率先出现了西服店,其中包括上海和天津,由此中国的近代国货西服业逐渐形成。
1.1 国货西服业起步时间
据上海市1950年填报的《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3]统计出开设于1949年9月底前的西服店,其中第一家本土西服店为“和昌号”,1896年由宁波奉化人江良通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699号开设,1937年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07号[4],主营西服和呢绒。随后,20世纪10年代上海的静安寺路和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又陆续开设“荣昌祥”“王兴昌”“万和祥”“裕昌祥”“汇丰”等呢绒西服店。
据天津市1942年11月填报的《制售西服业公会会员调查表》[5]档案,“王阿明西服店”登记的开设时间为“五十年前”,季学源等在《红帮服装史》中论述天津小白楼一带开设最早的西服商号是“1892年开业的王阿明西服店”,两者时间相符,判断王阿明西服店开设于1892年,位于法租界六号路,为天津最早的西服店。之后,20世纪初天津开设了“文发兴西服店”“协昌西服店”“何庆锠”和“王新泰西服店”;20世纪10年代天津又开设“合兴洋服店”和“李同益西服店”等7家西服店,主要分布在日、法等租界区域。
综上,近代上海和天津的国货西服业都起步于19世纪末期,天津的首家西服店“王阿明”比上海的首家西服店“和昌”开设的时间早4年,如表1所示。
表1 近代上海和天津国货西服业的起步时间
Tab.1 The starting time of the domestic suit industry in modern Shanghai and Tianjin
1.2 行业组织成立时间
服装行业协会是服装行业的中介机构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具有对行业服务、协调、监督的功能[6]。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都形成了专门的西服业行业组织。
上海市西服业行业组织成立的时间在不同的文献记载中有所出入。据《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4]记载,1927年10月上海筹组新服业公会,于1929年1月6日正式成立,1930年7月改组成立西服业公会。季学源等在《红帮服装史》中的论述与此相似——1930年7月上海的“新服式同业公会”改组为西服业同业公会。而据《上海市黄浦区商业志》[7]记载,1937年上海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由王廉芳担任同业公会主任,会址设在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此时已形成一个西服独立自然行业。此外,刘云华在《红帮裁缝研究》中认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是当时全国会员数量最多、组织最完备的西服业同业组织,成立于1928年春。结合上述文献,可见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成立的时间范围大致是在1928—1937年,推测为1930年。同时结合《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3]统计出,开设于1930年之前的西服会员店铺共计52家,可见当1930年上海市成立西服业同业公会时,上海的西服店已有至少52家(可能还有未加入行业组织的西服店)。
天津市西服业行业组织成立于1942年。据1942年10月天津市商会《为西服业成立请核备案致市公署呈》[8]档案记载,天津市西服业公会申报成立,刘静山任会长,焦世卿、屈秀章等任常务董事。此前9月天津市商会《为制售西服业申报资本额致常务董事会呈》[9]中,制售西服业公会申报会员商号有153家,资本额总计49.714 5万元。可见1942年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公会成立时,会员西服店已有153家。另据1945年11月的《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同业公会登记表》[10],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同业公会的会址设在侯家后中街12号,此时会长为义盛洋服庄的经理王锡三,同业公会将会员西服店分成了甲乙丙丁各级,每季度向会员店铺收取会费作为会中经费。
综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而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公会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近代上海西服业行业组织的成立时间早于天津十余年,但天津西服业行业组织成立时会员西服店已有150余家,远多于上海西服业行业组织成立时的50余家西服店数量。结合表1可见,近代上海和天津从出现首家西服店到成立西服业行业组织分别经过了34年和50年,说明服装行业组织出现在行业发展并达到一定规模后,是行业实现自我管理和对内、对外沟通协调的产物,能有效促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两地国货西服业的繁荣期规模比较
20世纪40年代,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国货西服店数量猛增,西服业的规模都达到空前繁荣阶段。
2.1 近代上海西服业繁荣期规模
民国末年,上海市西服业的规模达到顶峰。据《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3]整理,至1949年9月底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共有501家会员,较20世纪30年代末(175家)增长1.9倍,较20年代末(52家)增长8.6倍,较10年代末(8家)增长61.6倍。其中仅开设于40年代的西服店就有326家,占501家西服店总数的65%(图1),说明此时行业已经进入高度繁荣阶段。
图1 近代上海国货西服店开设时间分布
Fig.1 The setup tim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suit stores in modern Shanghai
从会员登记表的店铺人数信息来看,股东人数和雇用人数总计在10人及以上的店铺有84家,繁荣期上海有些西服店人员规模已经较大,如“泰兴呢绒西服号”有三开间店面,店主及员工总计47人;“锦锠呢绒西装”有店主及员工总计32人。从会员登记表的西服销售情况来看,上海国货西服店分为定制西服店、成衣西服店和两者皆有的店铺。其中,定制西服店所占的比例最大(占西服店总数的66%),有330家,这些店大多自设作坊;其次是成衣西服店(占西服店总数的18%),有92家;剩下的为两者兼做及因登记信息不全而无法判断类别的西服店(占西服店总数的16%),有79家。
2.2 近代天津西服业繁荣期规模
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制售西服业公会的成立,天津西服业进入繁荣阶段。据《制售西服业公会会员调查表》[5],1942年11月天津市制售西服业会员有173家;12月的《天津特别市制售西服业同业公会新入会会员名册》[11]中又新增西服店35家,可见1942年天津制售西服业已有会员西服店208家。至1945年,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同业公会已有会员西服店270家[10],此时行业规模达到顶峰,西服店数量较20世纪30年代末(123家)增长1.2倍,较20年代末(32家)增长7.4倍,较10年代末(12家)增长21.5倍。由图2可见,天津西服业繁荣期时加入了行业组织的270家西服店中,仅开设于40年代的西服店就占到一半以上(147家)。
图2 近代天津国货西服店开设时间分布
Fig.2 The setup tim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suit stores in modern Tianjin
从会员调查表的店铺人数信息来看,使用人数总计在10人及以上的店铺有40余家,人员规模较大的店铺如“宏达洋服店”有店主及员工总计28人;“协昌号”有店主及员工总计25人;“孚康号”及“大新成记洋服店”有店主及员工总计24人等。这些店铺的员工规模较同时期的上海西服店小一些。
另据1946年的《天津制售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等级册》[12],此时天津加入了行业组织的西服店共有194家,这些店铺被分成了甲、乙、丙三等档次,甲等西服店最少,只占到5%,其余都为乙等及丙等的西服店,如表2所示。可见近代天津的高档西服店较少,只有“和昌行”“何庆锠”“鹤记号”等10家。同年的《特种营业执照成衣业西服店》[13]档案中,申请特种营业执照的西服店有15家,经比对这些申请特种营业执照的西服店并未加入天津制售西服业同业公会,故推测1946年天津市的西服店数量约有209家,此时西服店的数量较1945年的270家相比出现下降。
表2 1946年天津市甲、乙、丙等西服店数量
Tab.2 Number of Class A, B and C suit stores in Tianjin in 1946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和天津的西服业都于20世纪40年代达到各自的繁荣阶段。相比之下,上海西服业的规模一直稳步上升,并在民国末年达到峰值,而天津西服业的规模在1945年达到最大值后出现下降,且上海西服业繁荣期的数量规模远大于天津,上海西服店多时有500余家,而天津只有近300家。
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发展速度比较
由上述档案整理出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各阶段的规模数据,如图3所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两地的国货西服业均处于萌芽阶段,两地的国货西服店数量加起来才20家,此阶段天津西服店的数量多于上海;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西服店的数量逐渐超过天津,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的20年为两地西服业的发展阶段,此时期上海和天津的西服店数量均迅猛增长,在30年代末两地已有国货西服店近300家,且此时上海西服店的数量已领先天津50余家;至40年代双方各自进入行业发展的成熟期,此时上海西服业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上海西服店的鼎盛规模已接近成为天津西服店鼎盛规模的2倍,两地共有国货西服店770余家。
图3 近代上海和天津国货西服业规模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he scale of the domestic suit industry between modern Shanghai and Tianjin
由图3可见,近代上海与天津的国货西服店数量增长趋势相似,初期增长幅度均较为平缓,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都出现了迅猛增长的趋势,说明在此时两地的西服业发展速度开始变快,至40年代两地西服店数量的增幅更大。以西服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速率来度量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发展速度,并采用一般形式为y=a·exp(b·x)+c的指数函数描述西服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关系。经Matlab拟合可得,上海西服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速率满足y₁=3.631×10^-101×exp(0.121 85x)+5.148,天津西服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速率满足y₂=7.417×10^-107×exp(0.128 52x)+0.644。对比y₁、y₂在1909—1949年的一阶导数的数值可得:
(1)
当年份x<1949时,式(1)>1.05>1,可见虽然近代两地国货西服店的增长趋势类似,但天津西服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速率始终小于上海西装店数量随年份的增长速率,即在近代两地西服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海国货西服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天津国货西服业的发展速度。
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发展原因分析
近代上海和天津的国货西服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存在着诸多相似的有利条件。两地同为通商口岸城市,占据地理位置优势,两地的工商业发达、服装业聚集,两地都形成了科学规范的行业组织等。同时上海和天津的国货西服业在发展速度、繁荣期的行业规模上也差距明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两地的城市影响力不同、人口总量不同和战争因素等。
4.1 两地西服业发展的共性因素
4.1.1 相似的城市类型
中国近代服饰变革及西服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近代上海和天津的城市类型相似,两地均为近代的通商口岸,城市内设有租界,最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服装与时尚传播的前沿城市。两地的西式服装引入较早,西服业发展具有相似的有利外部条件。
从城市大小上看,近代上海和天津均为中国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都市。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特别市组织法》,1928年上海和天津均被设为特别市[14],之后又先后改称为院辖市[15]。从城市的地理环境来看,上海和天津均为通商口岸城市。通商口岸通常是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天然海港,是沿海贸易或内河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国古代史上只有广州、泉州等少数城市属于这种类型,而近代中国这种类型的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上海和天津。通商口岸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通过铁路、航运等交通体系连接起中西部城市与广大乡村,进而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全面变化,“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桥头堡,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排头兵”[16]。上海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也是“东亚有名的通商口岸”[17];天津地处海河两岸、渤海之滨,是中国北方唯一依河傍海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北方开放最早的城市,被称为“华北第一商埠”[17]。同时上海和天津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工商业中心城市,两地的商业发展具有相似的天然优势。天津在中国古代就占据了区域商贸中心位置,到近代既是工业的发源地,又是北方航运、陆运联通的枢纽和贸易中心。上海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和全国的经贸中心,是国内重要的移民城市又华洋共处,汇聚各方风尚。
4.1.2 两地服装业均发达
近代上海和天津是中国前两大的服装产销基地。上海服装业的地位在全国首屈一指,18世纪末上海就已经出现了中式成衣铺;19世纪中叶,随着西服的传入及缝纫机的出现,服装款式渐趋变化,上海的新型服装店随之崛起;至20世纪,上海中、西式服装业共存,形成了西服、时装、衬衫、机缝、童装、中式成衣、布鞋、制帽8个自然行业,并各自设立了同业公会。此时上海的服装鞋帽行业已具有雄厚的技术、精湛的工艺和潮流的服装款式,使上海成为了“东方巴黎”[18]。天津服装业的规模仅次于上海,是北方最大的服装产销基地。天津的服装鞋帽业在清代就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估衣街、锅店街等服装鞋帽集散地。天津开埠后,因南北交融、中西荟萃而形成的开放、包容、多元型文化在天津得到发展和壮大,使天津的贸易更加繁荣、工商业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位于租界内的小白楼成为了天津最有名的高档服装、鞋帽、西服裁剪等行业的集聚地[19]。
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国货西服业是两地服装业中的一部分,两地国货西服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体现出近代中国本土服装店学习外来服饰制作工艺、制作国货的水平。
4.1.3 都形成了行业组织
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西服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分别在20世纪30、40年代成立了行业组织。行业组织成立后致力于传承西服制作技艺、规范行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又进一步促进了国货西服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提倡国货、维护民族利益的作用。这在近代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导向性,除上海和天津外,其他城市的西服业发展后也相继成立了行业组织;除西服业外,其他行业也陆续成立行业组织,如近代上海有时装业、衬衫业、手帕业等服装行业同业公会。这些行业组织联合起来倡导国货,使得舶来品服饰由进口转向国内自主生产,并优先使用国货原料,提高了本土服装店的竞争力,维护了民族行业的共同利益,上海更是成为了全国提倡国货运动的中心[20]。
4.2 两地西服业发展的差异性因素
4.2.1 近代上海和天津的城市影响力不同
虽然近代的上海和天津均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政治经济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但两地商业的繁荣度和时尚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着差异。上海不仅是南方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大商业城市和时尚中心城市。《上海通志》记载,近代“上海商业成为全国埠际贸易的中心,连接全国城乡经济、组织商品集散的贸易中心”[20]。不仅商业繁荣,上海服饰在当时也已经成为了全国服饰潮流的引领者,周锡保所撰《中国古代服装史》中提到“欧美的服饰以当时的法国巴黎为最,而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到上海来”,因而国内各地都以上海的流行时尚为趋向,紧紧追随。尽管当时的天津也是北方大埠,但当时报刊记载,若有人从沪返津,带回去几件上海的马甲样子,还是十分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21]。可见上海的服饰时尚在近代中国稳居领先地位,且包括国货西服业在内的上海服装业还开展了邮购业务,它的号召力与业务量决定了其服装行业的规模也远大于其他任何城市。
4.2.2 近代两地的人口总量不同
虽然近代的上海和天津城市内都设有租界,两地居民的人口结构类似,但两地居民的人口总量差别较大。20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活动活跃,大批人口聚集到上海。1937年上海总人口为385.2万人[22],天津是125.2万人[23];1948年上海有540.7万人[22],而天津仅有189.6万人[23]。可见近代上海的人口总量远大于天津,在城市居民的职业、年龄及文化程度等结构因素接近的情况下,上海的人口总量更大,因而上海社会对西服的总需求量更大,相应地上海会开设更多的西服店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上海国货西服业的规模增速更快。
4.2.3 受到战争等突发因素的影响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涌入租界,这些人中很多是有资金、有品位的社会中层,即使因突发因素避入租界,仍保留了较高的生活水准,着装依然考究,导致上海市黄浦区的西服店和从业人员增多。战乱没有使上海的国货西服业整体萧条反而刺激其出现了局部的“畸形”繁荣现象。相对而言天津的城市发展较为稳定,这种临时的突发性因素对其国货西服业的发展影响不大。
结 语
近代上海和天津两地国货西服业的兴起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开埠后租界的设立和近代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行业组织的出现也有效促进了行业的繁荣发展。就发展时间而言,近代上海西服业的起步时间晚于天津,但行业组织的成立时间早于天津。就发展规模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天津西服业的规模大于上海西服业的规模,但从30年代开始上海西服业的规模不仅高于天津,也在全国遥遥领先,有接近200家西服店,至40年代后期又达到500余家的空前规模;天津西服业在40年代的繁荣期规模达到270家左右。就发展速度而言,近代上海和天津的西服业的规模增长趋势相似,都接近指数增长形式,但天津西服店的增长速率始终低于上海西服店的增长速率。
以上比较结果说明,近代西式服装业在中国不同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港口等地理因素,租界、战争等社会背景,行业组织等内部因素密切相关。此外,近代上海和天津国货西服业的蓬勃发展也反映出,中国近代的服饰变革进程中,国货制造水平不断提升,本土服装行业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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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 第58卷 07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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