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古汉字字源学视角下皮服起源的考辨

摘要

针对皮服起源的问题,文章运用古汉字字源学、古文献及考古发现三维印证的方法,从原始皮革的处理方法、原始服装的皮革属性、原始皮服的形制三方面展开分析,得到皮服是人类的初服的观点。研究表明:原始人类运用“吹气剥皮法”与“口鞣皮革法”等来处理皮革,为皮服的制作提供物质准备;甲骨文“衣”与“裘”字形比较及篆体“褐”的会意构字规律,至少在逻辑上证明了原始服装的皮质属性;原始皮质腰带是服装起源的原点,它是一种有效的携带工具,而真正意义上原始皮服形制为“贯头式”或“披挂式”,它为纺织面料服装的发展奠定形制上的基础。

作者: 李 斌1a,b, 严雅琪1a, 李 强1c, 沈劲夫2

作者简介: 李斌(1979—),男,博士,主要从事服装设计、服饰艺术与文化的研究。

(1.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c.《服饰导刊》编辑部,武汉 ;2.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武汉 )

关键词:  皮服;甲骨文;字源学;服装起源;三维印证;古文献

研究背景

服装起源问题是服装史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术界从其面料来源与动机两方面形成了众多学说。从服装面料来源角度看,有卉服说与皮服说之争[1];从服装起源的动机角度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由实用功能的需要所引发的服装起源学说,如护体说、保暖说等;二是由心理需求所引发的服装起源学说,如巫术说、审美说、性吸引说、遮羞说、标识说等[2]。很显然,这些学说均是不同学科的学者站在各自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有关服装起源的学说,具有某些合理性。然而,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上看,服装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科技因素之一,它是原始人类从文化向文明跃迁的促进力量。笔者认为,不能站在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去解释服装产生的原因,动因分析必然会带有严重的辉格(以今观古的立场)解释,而价值分析则可以在辉格与反辉格(以古观古的立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消弭辉格的影响,返回到远古人类的生存场域,科学地解释服装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何解构远古人类的生存场域成为服装起源研究的关键,远古历史记载的神话性及服饰文物的缺憾性必然导致研究者难以真实地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场域。然而,中国古文字中甲骨文、金文、篆文前后相继,特别是其中造字方式中蕴含着大量服装起源的重要信息,它是研究远古时期中国服装起源及其文化不可多得的信息宝库。笔者倾向于陶园等[3]的“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需要”的“劳动说”,以及沈从文[4]的服装起源“皮服说”的观点,因此,本研究拟从古汉字中原始皮革处理方法、原始服装皮革属性、原始皮服形制分析三个方面对服装起源劳动说与皮服说进行补强式与引发式研究。

古汉字中皮革处理的相关信息解析

甲骨文中蕴含着大量与皮毛处理相关的工艺信息,能窥视到上古时期祖先加工皮毛的情形。笔者认为,甲骨文皮革处理相关的文字(表1)均与“

”有着一定的联系。首先,甲骨文“

”字形上有两种解释:1)身体蜷缩的人“

”张着大口惨叫“

”,表达了人因遭受剔肉剥皮的酷刑而惨叫;2)表达剥取兽皮时,先在兽腿部割开一道口子“

”,然后从开口处吹气,使得皮肉分离“

”,再用刀划开。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解释,理由有二:一方面,吹气剥皮法目前还可能在农村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见到,笔者童年时在湖北农村也曾见到过用这种方式将屠宰后的猪剥皮;另一方面,这种剥皮的方法在清初蒲松龄(1640—1715年)写的《狼三则·其三》的故事中也出现过,屠夫暮行遇狼躲入田间休息处,“狼自苫中探爪入……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由此可见,“吹豕之法”就是吹气剥皮法,同时它也是汉族传统的剥皮手法,最后蒲氏还发出“非屠,乌能作此谋也”的感慨;其次,从字形上看,“

”按左右结构展开非常像左“

”右“

(抓住)”,即将屠宰吹气后的兽类皮肉分离,即剥皮。事实上,《说文解字》中对皮的解释为“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似乎也能辅证这一点;再次,金文“

”字表达了用“

”去除兽类皮上的毛;最后,从人类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与“皮”相关处理应当最先施加在动物身上,而非人类自身,施加在人类身上要等到阶级社会才有可能大规模使用。因此,远古时期皮革相关的处理均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

表1 甲骨文中与皮革处理相关的文字字源学分析

Tab.1 Analysis of etymology related to leather processing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事实上,考古学发现也证明了人类早在上万年前,就开始了对皮毛的使用。如在法国南岸的阿玛他地遗址中发现了一把40万年前的骨锥,服装史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原始人类进行兽皮拼接的最早工具。又如在12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与距今3.5万年的克罗马农人的活动遗迹中,均发现过石质刮刀[5]13。刮刀的出现说明了原始人类已经具有刮取皮毛和骨头上的碎肉与脂肪的工具,皮毛加工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此外,中国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与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发现了骨针。骨针的发现反映原始人类开始使用纤维进行纺纱线,用于缝辍皮料。通过对山顶洞人骨针直径的测量可知,最粗部分的直径为3.1～3.3 mm。毫无疑问,山顶洞人的石刀无法切割出直径小于3.1～3.3 mm的皮带,而动物的毛与植物纤维的直径远低于3.1～3.3 mm,它们基本都是微米级[6]。由此可知,早在4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皮毛的使用,通过骨锥与皮条有了简单的皮革连缀工艺,说明在纺织品还未出现的时代,原始人已经开始通过骨针使用纤维纱线进行毛皮服饰的缝制。

此外,成语“茹毛饮血”验证了原始社会口鞣皮革方式的存在。“茹毛饮血”语出《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由此可知,“茹毛饮血”本初应该为“饮血茹毛”。笔者对此一直疑惑不解,既然原始人吃着野兽的肉,喝着它的血,为什么还要用口含着野兽的皮毛?“菇毛”本质是原始人对毛皮加工处理的一种方法,它其实是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对皮毛进行柔化处理的过程。一方面,原始人通过物理的方法对皮毛进行揉、捏、搓等对其柔软度加以改善,同时,他们在物理方法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不知其本质的化学方法。如因纽特妇女通过牙齿啃咬的办法使毛皮柔软[5]22。事实上,用牙齿咬嚼皮板,使其变软的过程中,人体唾液与皮质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正常人体唾液的pH值在6.6～7.1,还含有唾液淀粉酶、黏多糖、黏蛋白、溶菌酶、钠、钾、钙等。无论唾液的pH值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均能对皮革产生类似酸鞣或硝鞣的效果。毫无疑问,口温、唾液、咬嚼就形成了复杂的物理化学作用,使得动物的毛皮达到一定的软化效果。另一方面,中国古籍中也有原始人用口来处理皮毛的记载,如宋代学者罗泌(1131—1189年)在《路史》中言:“古初之人,卉服蔽体。次民氏没,辰放氏作,时多阴风,乃教民搴木茹皮以御风霜。”虽然《路史》中持服装起源于卉服的观点,但却提及“茹皮”之事。辰放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其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搴木茹皮”中搴木即拔取树枝,将生皮支撑张开并阴干形成干皮,然后用牙齿对干皮进行啃咬,达到柔化干皮以便服用的目的。又如《玉篇》:“茹,柔也。”充分反映了“茹毛饮血”“搴木茹皮”本质是对皮毛柔化处理的事实。

古汉字中原始服装皮革化的解析

古汉字中存着一些原始服装皮革化文字信息,主要可以从甲骨文“衣”与“裘”字形比较、篆体“褐”(表2)的会意构字规律中窥见一二。一方面,从甲骨文“衣”与“裘”的字形比较可以看出,“裘(width=17,height=17,dpi=110)”是“衣(width=17,height=17,dpi=110)”表面有毛(width=17,height=17,dpi=110)的服装,那么在原始社会古人还没有织造类似毛皮的起绒织物技术的前提下,有毛的衣是裘,那么衣必然是革,即皮质的。事实上,中国古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服装最初材质的记载,均指向皮毛。如《礼记·礼运》中古人“茹毛饮血”的记录,又如《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表2 “衣”“裘”“褐”的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2 Analysis of the etym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衣' '裘' and '褐'

另一方面,从甲骨文“衣(

)”与篆体“褐(

)”构字方式的比较来看,甲骨文“衣(

)”是象形文字,篆体“褐(

)”则是会意字,反映了“褐(

)”的出现要晚于“衣(

)”。否则“褐(

)”字的结构就不会用会意的方式来指称这种类型的衣物,即用“藤(

)”为原料制成的“褐衣”。通过对甲骨文“衣”“裘”及篆体“褐”的比较分析,深刻反映了衣最初的面料必然是以皮毛为主,否则“褐(

)”字不可能采用会意的构字方法来表达。因此,通过甲骨文“衣”与“裘”字形比较、篆体“褐”的会意构字规律分析,至少在理论上验证了衣最初的皮毛属性。

原始皮服的形制分析

原始皮质腰带是服装起源的原点,它曾充当过携带工具,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原始皮服的形制可以从甲骨文“

(带)”字的结构窥见其发源,其真正的形制可以从成语“天衣无缝”中得到启示。

3.1 原始皮质腰带携带工具的功用是皮服起源的开始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皮革曾经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原始皮质腰带的出现,则是人类从蒙昧跃迁到文明的起点。众所周知,制造工具是人类脱离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标志,随着人类工具的增多,有效地携带成为当时人类最大的技术困境。当原始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用石刀将动物的皮革切割成带状,人类文明的进程又加快了一步。皮质腰带的出现就能解决携带工具的需要,通过串联或包裹的方式可以将小件的石器、木器或骨器有效地携带。因此,原始皮质腰带的本质就是一种携带工具的工具,它是服装产生的原点,也是服装起源劳动说的基准点。篆文“裹”与金文“佩”“挂”(表3)反映这一种遗存,可知原始的“

(衣)”最初是一种包裹工具,并不是特指人身上所穿的衣,包裹人或物的都可能被称为“衣”;佩是将“

(巾)”悬挂于人的腰间,作为动词而存在;“

(挂)”则是将石制的工具系挂起来。毫无疑问,在包裹、系挂时必须要用到带,而原始人最初使用的带是皮质的可能性极大。简而言之,衣最初是包裹之物,而皮质腰带则是人所特有之物,只是在服装发展融合过程中,原本核心的部件逐渐退居于次要位置。

表3 古汉字中反映佩挂包裹相关文字字学源分析

Tab.3 Analysis of the etymology of characters related to package wearing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3.2 “天衣无缝”式结构启示了原始皮服的形制

作为远古人类携带工具的原始皮质腰带曾经是服装起源的原点,“

(带)”字的甲骨文由“

(前巾)”与“

(后巾)”加上“

(前巾和后巾之间有扣结的皮条)”组成,反映了原始皮质腰带加上前后巾构成服装原始实际的形制,其作用是为了有效安全地携带尖锐的工具[2]。但是那时还没有出现“衣”或“服装”的称谓,算不上成形的原始皮服形制。笔者认为,“天衣无缝”式的服装形制可能是真正意义上原始皮服的形制。成语“天衣无缝”语出北宋《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条目,对织女所穿的天衣进行如下描述:“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事实上,“天衣无缝”揭示了原始皮质服装形制上是无需缝制的。首先,纺织面料最原始服装的形制是“天衣无缝”式。毫无疑问,织女的形象必定是出现在纺织技术发明之后,否则“织女”的称谓就不合理。最原始的纺织面料服装形制是贯头衣或披挂服,据辛店彩陶上见到的剪影式人物形象(图1)推测,当时的古人织出两个身长的布料,相叠后在叠痕中间挖一个圆洞,穿时可将头从中伸出,前后两片,以带束之成贯口衫[7]。因此,原始社会时期的服装符合“天衣无缝”的形制。此外,披挂式也能实现“天衣无缝”,虽然早在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出现骨针,只能说明人们已经知道运用缝制的手段来拼接面料或缝补衣物,并不能肯定原始人已经掌握了模块化的制衣手法。古罗马服装中的托加就是一种典型的披挂式服装,充分说明技术与运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

图1 穿贯口衫的原始人(甘肃辛店彩陶纹饰)

Fig.1 Primitive man in crosshead-style clothing(painted pottery patterns in Xindian, Gansu province)

纺织面料最原始的服装形制为贯头式或披挂式,充分说明了比纺织面料出现更早的原始皮质服装形制上也是无需缝制的。根据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的舞蹈纹彩陶盆的时代分析及舞者服饰(图2)可知,它们的时间次序为:流失在日本的史前舞蹈纹彩陶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牛门洞村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与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磨咀子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之间)→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半山与马厂类型之间)[8]。很明显,流失在日本的舞蹈纹彩陶盆与青海上孙家寨出土舞蹈纹彩陶盆中舞者形象为头饰似是发辫或饰物,尾饰为腿旁翘起的尖状物。舞蹈史学界一般认为,头饰与尾饰为鸟羽所制。然而,头饰采用鸟羽容易理解,将其插入到发髻上就能轻易做到,而尾饰采用鸟羽既麻烦又很难达到舞者尾饰方向一致的情况。因此,笔者倾向于纺织史学界田自秉[9]对舞蹈者的发式和服饰的看法:“头上有辫发……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个人物的体侧都有一尾状物,大约是模拟动物的一种装饰。”笔者认为,流失在日本的舞蹈纹彩陶盆与青海上孙家寨出土舞蹈纹彩陶盆中舞者身着皮服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模拟动物的装饰直接运用动物的皮毛容易办到,直接将整块动物的皮革或皮毛(包括尾部)通过捆扎与披挂的方式就能做到;其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类型舞蹈纹彩陶盆中的舞者衣着形象的嬗变,反映了该时期衣着面料从皮毛到纺织面料的转型。据考证,随着马家窑文化的农业定居生活的提高,纺织业已经得到长足的进步,纺轮与骨针等纺织生产工具在马家窑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的遗址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充分证明了这一情景[10]。逐渐摆脱了以动物皮毛为主作为服装面料的现状,甘肃牛门洞、磨咀子、青海宗日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就已经没有尾饰,同时舞者人数增加到9～13位,充分说明纺织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衣料的转型和人口的增加。

图2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类型舞蹈纹彩陶盆中的舞者形象

Fig.2 The image of dancers in various types of painted pottery basins with dance patterns unearthed from Majiayao cultural site

结 语

针对服装起源问题中面料与形制的问题,笔者赞同陶园等提出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古汉字字源学对远古人类生存场域进行情景分析,并结合古文献与考古实物进行三维印证的方法做深入式的补充研究。基于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核心观点,站在古汉字字源学的视角下,本研究分别从原始皮革的处理方法、原始服装的皮革属性、原始皮服的形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从原始皮革的处理方法上看,原始人类利用石质刀、刮刀、骨锥等运用“吹气剥皮法”与“口鞣皮革法”等获取与处理皮革,为皮服的制作提供物质准备;从原始服装的皮革属性上看,甲骨文“衣”与“裘”字形比较、篆体“褐”的会意构字规律能够辅证原始服装的皮革化的趋势;从原始皮服的形制上看,甲骨文“巾”与“带”的形态虽然提供了原始皮服推测的基准点,但真正意义上皮服形制应为“贯头式”或“披挂式”,它们是在纺织技术发明之前较科学与合理的皮服形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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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 第58卷 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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