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先秦至汉代荆楚服饰考析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几个部分:（1）先秦至汉代荆楚地区出土织物结构特征。本内容对荆楚织物的词源进行了考析，得出遣策记载织物词汇的定名功能及词汇变化同步映射着纺织工艺地域特色与服饰形态变迁；通过量化分析论证了麻、绢织物的规格差异、加工工艺与“实用功能”密切相关，并且“高经密绢织物”是楚汉贵族多层轻暖服饰风尚的物质基础。经由系统性地归纳、分析先秦至汉代织物的组织结构，得出纺织品与编织物结构特征与变迁规律：战国中晚期是荆楚地区纺织工艺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其织物组织的复杂程度、色彩配置的变化程度均较商、西周有了飞跃,直接促成了西汉“绒圈锦”高超纺织技艺的创新与普及。
（2）先秦至汉代荆楚服装形制与结构特征。本内容详尽梳理了不同文物载体中的平面、立体服饰图像，并按照造型特点分为：绛衣（宽袖深衣）、偏衣、菱格纹深衣、襦裙4种样式，本内容提出楚宽袖深衣制袍服即先秦礼服绛衣，考订了疑难名物。发现服饰造型的固化现象及“奢费”与“俭朴”服饰形象映射出的社会阶层分化要素：“冠、衣长、纹饰与配饰”。由于尚工艺、轻形制，学界对于马山1号楚墓服装刺绣纹饰“倒装”现象缺乏讨论且存在维持衣裳各处刺绣裁片“纹饰完整”即遵循“礼仪”的错讹观点，本文通过出土实物构型、服装刺绣纹样分片裁剪秩序对比分析，得出纹饰“倒装”的意义存在于“礼”（礼仪规制）与“服”（穿用功能）相合适、和谐，进而揭示出楚汉深衣制袍服结构变迁规律——先秦至汉代礼仪活动中身体行为变迁影响着服饰形态嬗变，解决了先秦服饰构型研究的难点。
（3）先秦至汉代荆楚织物纹样造型特征与文化内涵。本内容从造型规律出发，将织物图案分为小菱形纹、大菱形纹、间隔条列、动植物嵌套、散点几何纹5种式样。在纹样二维模拟的基础上发现纹样成型差异有助于满足制作不同衣物的图案装饰需求。研究指出先秦刺绣“分工协作”生产方式，补正了绣绷尺寸、绘稿工具、刺绣秩序，全面地梳理了打子绣、锁绣、纳锦绣、锦绣、革绣技艺发展脉络。从印染工艺看，西汉初期石染、草染（涂染、浸染、媒染、套染）技术已发展成熟，凸版印花操作简易、生产效率高，镂版印花则是对手绘织物纹样的有效补充。从文化内涵出发，发现荆楚织物纹样设计严格遵循先秦“备物致用”造物观念，主要表现为“菱形纹”构型织绣纹样在裁剪制物过程中构建和谐统一的视觉审美。“剩料再利用”凝结了荆楚先民的劳动智慧与惜物、敬物精神。通过纹样变化比较分析，揭示了织绣生产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西汉贵族阶级的审美变迁促成了系列织绣纹样“由显变隐”暗纹化发展。剖析了织绣纹样的双重文化内涵，一是以荒帷纹饰反映“天圆地方”宇宙观；二是以刺绣纹样组合构建亡者灵魂升天的原始巫术信仰范式。但在构建信仰图腾过程中，织绣纹样装饰审美服从于劳动的实用价值。
（4）先秦至汉代荆楚服装配饰特色。本内容对楚国木冠定名提出质疑，并针对先秦楚国长冠，西汉武弁、纱冠的构型及佩戴方式进行了推测、复原。从发饰看，多功能”固发工具的“一物多用”多重实用功能是“备物致用”造物观念的产物，考析了楚汉妇女典型发式是盘髻、垂髻，楚国男性辫发、戴冠。腰饰方面，研究发现“带钩”不能单独地充当墓主性别标志并通过对西汉折叠香囊结构复原为此前缺乏物证的楚汉佩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佩用方法。足服方面，论证了先秦“席居制”和“燕居、田猎、征战、礼仪”服用功能差异决定鞋履有无系带，进而考订出鞋底疏密变化“乳钉线结”和钉缝“绞结凸棱”是楚国男性的系带鞋履的重要构型，合理地阐释了与实物相悖的西汉侍俑“男圆女方”鞋履造型成因。先秦至汉代荆楚纺织、服饰蕴含了中华民族所创造高超卓绝的古代纺织织造技术，服饰礼仪文化，造物思想智慧。一方面，梳理古代荆楚地区高超的纺织、编织技术的演变，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古代荆楚织物、服饰结构特征、染织刺绣、裁剪制作工艺，有助于完善中国古代纺织服饰工艺价值谱系。另一方面，考察古代荆楚服饰的造型特征、裁剪结构、平面装饰工艺与立体着装形态，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礼仪制度、社会风俗的理解，更能够折射出古代匠人在构制纺织服装物质的过程中凝炼的造物思想智慧。荆楚服饰研究有助于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纺织服饰文化瑰宝蕴涵的工艺、文化价值，期望能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物质文明，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古代服饰史研究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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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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