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百鸟衣作为苗族的特色盛装之一,华丽而精美,其款式和纹样在苗族服饰中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是研究苗族服饰不可忽视的种类。但由于实物样本的稀少,目前领域内关于百鸟衣的研究不多,更是缺少对其特色纹样的整理和归纳。文章针对这一现状,以四川师范大学收藏的3套贵州苗族百鸟衣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法,结合相关文献和田野调查,通过采集样本百鸟衣的表征数据,分析和归纳其纹样的艺术特征。研究表明,百鸟衣纹样包括动物、植物和几何纹样及它们的组合形式,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其造型、色彩、构成三大艺术特征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并见证了从原始绘绣到自发设计,从重“意”到重“形”,从一族文化到世界传承的流变过程。
作者: 陈 璐, 周 雯
作者简介: 陈璐(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服饰艺术。
( 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成都 )
关键词: 丹寨;榕江;百鸟衣;图案;苗族服饰;贵州
百鸟衣是苗族传统服饰中的特色盛装之一,色彩鲜明,图案丰富,工艺精湛,主要分布于贵州黔东南以“嘎闹”支系为主的丹寨县、榕江县等地区。文献记载最早的百鸟衣是公元629年苗族首领谢元深带领使团,全部身穿绣有鸟纹的盛装觐见唐太宗。“……谢元深入朝冠鸟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腾,著履。”[1]华丽的百鸟衣惊艳了当时的长安城。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虽然现在的生产力早已提高,但其工艺仍然限制了产出数量。加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民族服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更是导致百鸟衣的实物越来越稀有。因而,关于百鸟衣的研究成果不多,代表作有《“卉服鸟章”——苗族蚕片绣百鸟衣装饰研究》[2]、《贵州苗族百鸟衣装饰绣条样式及其工艺》[3]、《贵州百鸟衣苗族服饰研究》[4]等。但这些研究或研究角度不同、或比较笼统概述,关于纹样的部分,解析内容都不够详尽,缺乏系统的诠释。因此,本文以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收藏的三件百鸟衣实物为研究对象,对其纹样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并试图厘清其艺术特征及其背后的民俗文化。
百鸟衣的形制
百鸟衣主要有连体式和分体式两种形制,上身是以前后中心线为纵向轴,肩线为水平轴的十字形平面直线结构。与其他苗族服饰不同的是,百鸟衣下身饰有羽毛装饰的飘带与上衣直接相连,或独立成裙。表1中的三件百鸟衣均源自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藏品,与凯里民族博物馆、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等馆藏百鸟衣比较(图1),风格统一、特征明显,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图1 各地博物馆百鸟衣藏品
Fig.1 Collection of hundred-bird costume in museums of different places
如表1所示,样本一源自丹寨县雅灰乡,分体式结构,包括上衣、下裙、围腰、绑腿、头巾。其领口呈“V”形,对襟交领,胸围附近用绳结固定左右两片。衣身前片无刺绣,袖子为半绣;后片袖子与背扇刺绣图案连成“工”字造型。刺绣采用平绣工艺,但没有直接绣在衣片上,而是将绣片缝合在衣身上,类似贴布绣。飘带裙和围腰几乎满绣。样本二是源自榕江县的连体式绒绣百鸟衣,对襟交领无绳结固定,衣身底摆连接飘带,绣片部分绗缝于衣身,几乎全身满绣。样本三同样出自榕江县,形制与样本二相似,但是纹样工艺采用蜡染方式,领口为圆领,左右门襟以盘口系合,除衣身侧缝、袖窿、飘带处有缝合痕迹,其他部位均无拼合。枫叶被誉为苗族起源的源头,因此百鸟衣上身形制以枫叶为灵感,由两片枫叶组成“T”字形结构,下身飘带均坠有鸟类动物的羽毛[5]。飘带这一“尾饰之俗”是彝族、白族、瑶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东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苗族“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以此模仿龙的形象,表达对祖先的纪念,西南少数民族“……皆刻画其身,象龙纹,衣皆著尾”[6]。
表1 百鸟衣服饰标本及款式
Tab.1 Specimen and style of hundred-bird costume
百鸟衣的纹样类别
百鸟衣的纹样五彩斑斓,千姿百态,不仅彰显着苗族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是民族精神与文化信仰的直观表现。历代很多文献对苗族服饰纹样都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6]中所说“哀牢人……知五彩、文秀、罽毲、帛叠,栏杆细步,织成文章如绫锦”;段汝霖等[7]在《楚南苗志》(卷四)中写道“苗妇……包四寸宽青手帕,左右皆绣花,群用花布,青红相间,绣团花为饰”。百鸟衣的纹样与苗族其他服饰相比异同之处有三:其一,虽都运用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等题材,但苗族其他形制服饰图案多选取单一题材或两个题材展现。与之相比,百鸟衣纹样题材更丰富,而且纹样不仅有独立的呈现,更有组合的形式,造就了百鸟衣纹样的丰富性。其二,苗族刺绣图案多将领口、门襟、袖口等服饰部位视为单独的“区域”进行绣制,而百鸟衣服饰纹样将整个服饰视为一个整体,较好地打破了“区域”间的界限。其三,苗族服饰图案多用大面积的几何图案或植物图案记录美景,缅怀历史。百鸟衣采用大面积的动物纹样,与苗族历史上的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相结合,表达对祖先的崇拜。
2.1 动物纹样
百鸟衣服饰中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鸟纹、龙纹、鱼纹和蝴蝶纹,其纹样造型生动,色彩丰富、工艺精湛,如表2所示。鸟纹与龙纹为主体纹样,盘踞大面积衣身部分;而鱼纹和蝴蝶纹样为次要纹样,常出现于后背和衣袖处,少数分布于飘带处。鸟纹作为百鸟衣服饰中的主要纹样,其造型变化多端,细腻精致,生动传神。龙纹是仅次于鸟纹的主要纹样,写实和抽象交融的造型使其更显多样性和趣味性。蝴蝶纹样较为具象,翅膀边缘线或为花瓣形,或为圆润的弧形,或为拱形连接成的连续纹样;触角多用卷草纹、直线等线条。百鸟衣中鱼纹的造型相对固定,多采用具象的描绘手法,以三角纹作鱼鳞,以芒纹表达鱼鳍和鱼游动时的体态,以卷草纹等线性条纹作为鱼须。
表2 百鸟衣动物纹样
Tab.2 The animal patterns on the hundred-bird costume
2.2 植物纹样
样本百鸟衣服饰中的植物纹样分为卷草纹和花卉纹两大类,卷草纹样表现形式较为固化,主要功能为叙事、衬托花朵、表达鸟类羽毛的轻盈质感和图案纤细柔动的节奏感。百鸟衣中花卉纹样多出现于服饰的缝合处,辅佐边缘装饰,与边缘装饰图案的对比使整体图案布局平衡又富有节奏感,如表3所示。花卉纹样在延承中国古代纹样的同时又仿生本地自然场景,内容取材于生活,造型在实物的基础上结合了绣者的创新与想象。在商业、文化交流的影响下,苗族部分地区曾着中原马面裙,并将其作为民族服装。从《蛮苗图说》中“与汉人通商往来……爱穿戏袍,汉人多买旧袍卖之,以获倍利……”亦可侧面印证汉族文化交融对苗族花卉纹样的影响。
表3 花卉纹样
Tab.3 Flower patterns
2.3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除了装饰于动植物图案中,还以连续纹样形式分布在服饰的底部或边缘位置,最常见的是三角形和长方形纹样(表4)。三角形象征山川,菱形象征房屋,正方形代表土地,长方形代表树木。除此之外,还有螺旋纹、“卐”字纹、十字纹、回字纹、太阳纹等“归宗”纹样。在百鸟衣服饰中“螺旋纹”常作花草的根蒂,鸟的羽毛、尾巴,龙的身体、蛇缠绕的形态等;“卐”字纹与十字纹,寓意阴阳和谐、日月生辉和生命轮回,将其与“不间断回纹”连在一起,形成“万字纹不断头”的吉祥寓意;太阳纹加以几何纹样辅助装饰,在视觉上呈现规律感与节奏感,符合古歌中苗族人民对太阳生生不息、熠熠生辉、普照万物的描写。
表4 几何纹样
Tab.4 Geometric patterns
百鸟衣服饰中的几何纹作为装饰纹样,采取具象与抽象将结合的设计方式,主要目的是在表达美的同时记录生活、美景和传达崇拜、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审美能力的提升,几何纹样不再拘泥于描述,而更多融入绣者对美的理解和自我审美的表达。不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表达着苗族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累积和沉淀。
纹样中的信仰与崇拜
3.1 动物崇拜
苗族人民崇拜龙,与原始时期和古代王朝的背景、文化相关。龙在苗族代表了财富,《苗族史诗·运金运银》中记载:“包继黎聪明又勇敢,跳进深水潭,扯得了一只龙角,快步爬到高山头,银子听见了,银子来答腔,才晓得银子出在这山上。”[8]苗族龙为本民族创造财富,具有“救世”意义。
苗族人民崇拜蝴蝶,将蝴蝶尊称为“蝴蝶妈妈”,蝴蝶对苗族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孕育”上。《苗族古歌》中记载蝴蝶妈妈和水泡恋爱生出了十二个蛋,这为苗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能[9]。因此,苗族女子在百鸟衣上绣制蝴蝶,表达感恩之情。
苗族人民崇拜鸟,鹡宇鸟“创世”“传讯”“救族”,在苗族史诗中,鹡宇鸟将蝴蝶妈妈孕育的十二个蛋孵出;在遭遇洪水天灾时,也是鹡宇鸟传播消息帮助苗族人民逃离灾难,从洪水中抢夺粮食种子,苗族人民在鸟类的帮助和庇佑下才得以生存。鸟类的啼声洪亮清脆,像苗族女子的曼妙歌声,像男子的有力嗓音[8]。由此可见,鸟纹、龙纹在苗族的历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贯穿于整个民族发展史。
苗族人民崇拜鱼,鱼是“苗年”等重大节日或招待贵宾时必不可少的菜肴。鱼对苗族的重要性可从三个角度体现。其一为鱼的象征意义。鱼喻女性,隐喻“繁殖”,后象征富贵吉祥、年年有余。其二为鱼类的使用价值。苗族诗歌中记载蝴蝶妈妈生的孩子是靠吃鱼来维持生活,是鱼养活了先辈,“稻田养鱼”便成为苗族人民的传统习惯。其三为鱼的经济价值。清代及民国时期,从剑河、台江一带迁入榕江的苗族人民以打鱼为业。直至现在,贵州特色美食中多以“酸汤鱼”“烤鱼”等鱼类为典型。
除此之外,部分苗族对牛等高大威猛的动物也有独特的情感。《史纪》中记载“蚩尤有角,牛首人身”,因此,一些苗族人民把牛视为父母,将牛角悬挂于寨门,女子饰品做成牛角状,以表达对牛的敬爱与崇拜。
3.2 自然崇拜
苗族人民认为“世界万物同根同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崇拜自然,认为世界万物皆有灵。苗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首先体现在对枫树、山林等植物的崇拜。在《苗族古歌·人类起源歌》中记载枫树为苗族的源头[9]。因此,苗族人民将植物绣在百鸟衣上表达尊重与感恩。其次,苗族人民对自然景观有独特的情感,对巨石、岩洞、怪石等巨型或奇特的自然物供以酒肉,行膜拜之礼。再次,苗族人民对星辰充满了向往。对以农耕为主的苗族来说,太阳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古歌《铸日铸月》《射日射月》中写道太阳是祖宗历经千辛万苦制造而成的。太阳寓意着普照、光明,代表着希望,太阳神可以带给他们吉祥,保佑种族,庇佑儿女。因此,在刺绣产生的时候就有以“姜央射日”为主题的刺绣母本,在百鸟衣上苗族女子也设计了很多不同造型的太阳作为辅助纹样,周围多有鸟纹围绕,形成“双鸟护日”的构图。
3.3 祖先崇拜
在百鸟衣服饰中,绣者多用几何图形组成的抽象图案记录祖先的事迹,表达对祖先的崇拜。自古苗族迁徙不断,为了缅怀祖先,告诫后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苗族人民用绘制纹样的方式将故土的生灵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三角形的山川,三角形、菱形的房屋等。苗族人民对数字“三”极为讲究,在祭祀活动上物品的安排和摆放均以“三”为单位,如三条鱼,三杯酒,三碗肉,仅限三人参加等。而这种习俗和计数方式映射在服饰图案上便是“菱形”“三角形”等纹样呈现出的三角几何图案的设计、组合、运用[10]。长方形和圆形纹样寓意“天圆地方”。《盘根古歌》中记载“格蚩姥爷”(蚩尤)经历几十年战争后战败,苗族人民被迫迁移。辞别“甘扎堤坝”老家时,为减少迁移负担,丢弃、砸碎了所有的瓶瓶罐罐,唯独难舍肥美的田园。心细、聪颖的苗族姑娘将田园、美景绣成图画,背在背上带走[11]。因此,在百鸟衣的身后,仍可见“方形的土地”中包含着“圆形的天空”。
百鸟衣纹样的艺术特征
4.1 造型特征
苗族人民将本民族的历史故事、宗教信仰、自然景观与个人审美相结合,概括、凝练、设计成表达自然美感的具象纹样和表达个人情感的抽象纹样,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性和民俗性的造型特征。刺绣工艺所绣制的百鸟衣纹样造型简练生动,通过绣线的粗细变化营造造型的层次感;蜡染工艺所染制的纹样细节精致,在保留物项主要特征的同时采用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将带有象征意义的“几何形”组合起来,构成千姿百态的图案造型,多种题材的组合是百鸟衣纹样造型的亮点(表5)。
表5 纹样的组合形式
Tab.5 The combination forms of patterns
其一为动物纹样的组合,通过颜色的搭配和意境的营造达到装饰效果。此类纹样组合在丹寨百鸟衣中较为常见。鸟纹与蝴蝶纹样组合成“蝴蝶鸟纹”;鸟纹与龙纹的组合而成的“鸟头龙身纹”,将鸟类小巧灵动的脑袋与龙蜿蜒绵长的身体融合以缅怀历史,祭奠先灵;“双头龙”的形象仿佛受汉族“二龙抢宝”的影响,寓意大富大贵、风调雨顺;“蝴蝶鱼”将蝴蝶的胸部和腹部用几何图案拼凑成鱼纹形状,形成鱼身蝴蝶翅膀的造型,使蝴蝶花纹集聚“海-陆-空”生物特色。
其二为动物、植物纹样的组合,此类纹样组合主要以蝴蝶纹样为主。首先,蝴蝶与花卉组合成“蝴蝶花”纹样。如表5所示,将花蕊作为蝴蝶触角融入蝴蝶身体结构,翅膀营造蝴蝶轻盈体态,花朵描绘蝴蝶所生活的环境。据《贵州民间工艺研究》记载,苗族人民在饱受战争折磨时,结合蝴蝶“破茧而生”的生命历程,又将“蝴蝶花”引意为被困时顽强拼搏的精神。其次为蝴蝶与葫芦纹融合,葫芦纹样作为蝴蝶的胸部和腹部,与翅膀流动的线条一起,组成了生灵活动的蝴蝶图案纹样。在《苗族古歌·洪水滔天》中就有关于姜央公坐葫芦的描述[12],直至现在,在苗族村寨的日常生活中,仍可见到将葫芦劈成两半作为舀水工具。
其三为动物和几何纹样的组合,此类纹样主要集中在榕江扎染百鸟衣中,受工艺手法和材料的限制多为几何形的装饰。如表5所示,第一种组合为鸟和鱼与几何纹样的组合,有“鱼鸟呈祥”之意。鸟身体内多用三角形纹样、不间断回纹装饰,通过加粗外轮廓、装饰三角形纹或芒纹突出强调图案的整体性。尾巴上的芒纹、卷草纹和蝴蝶纹使图案的节奏感更明确。第二种组合为蝴蝶和几何纹样的组合。苗族女子使用半圆形弧线、锯齿形弧线、放射线、卷草纹、菱形、三角形、圆形、扇形等几何图案装饰作为蝴蝶身上的花纹,使蝴蝶体现宗教信仰、艺术创新性的同时也更符合时代发展下的审美变化,它代表了苗族祖先对世界、实践活动的理解和思辨。第三种、第四种组合为龙纹和几何纹样、鱼纹和几何纹的组合,将龙鳞的形态、鱼的身体动态换做苗族具有代表性的“归宗纹样”,以营造龙和鱼蜿蜒多姿的体态。
丹寨百鸟衣中“蝴蝶鸟”“双头龙”“蝶恋花”造型,榕江百鸟衣中的动物和几何纹的组合纹样都是苗族女子智巧的设计思维的体现,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是“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体现了“能指”(设计表现)与“所指”(设计内容)的统一[13]。
4.2 色彩特征
百鸟衣服饰的设色艺术一是来源于依山傍水的生活环境。长期的自然劳作和对自然的崇拜使苗族人民坚持“从自然中取色”,汲取植物和矿物质中的色素作为染料,不夹杂装饰,直接运用。二是来源于苗族人民热情开朗的性格特征。苗族人民豪爽大方、热情好客,追求色彩情感的积极向上,体现内心世界。三是来源于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承共同作用下的历史沉淀。苗族人民所信仰的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都与自然息息相关,朴素的信仰形成了苗族人民对色彩的内在价值取向,与心口相传的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色彩体系和审美体系。这些以自然为灵感,以自我感受和审美认知为基础的色彩搭配(表6)与现代色彩学中的色彩搭配不谋而合。
表6 百鸟衣图案色彩分析
Tab.6 Color analysis of hundred-bird costume patterns
4.3 构成特征
4.3.1 主副纹组合
百鸟衣图案构成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主纹和副纹之分。由于百鸟衣服饰产生的主要目的是祭祀,表达苗族人民的祖先崇拜和动物崇拜,因此具有创族贡献的鸟类和发现财富的龙占据了百鸟衣服饰的大面积,具有鲜明的视觉导向性。蝴蝶、鱼类、花卉、几何纹样等作为百鸟衣的副纹,主要起装饰和陪衬作用,虽在服饰中所占面积较小,但同样是苗族人民信仰与宗教的表达。主纹与副纹的组合不仅使画面构图饱满,而且使整个图案内容富有节奏和变化。
4.3.2 独立性构图
在百鸟衣服饰图案中,采用的图案构成方式大多为适合纹样和角隅纹样。适合纹样为对称式和均衡式的构图,达到庄重、均衡的视觉效果,形成“对称美”。适合纹样在贵州丹寨、榕江百鸟衣服饰上均可见,如以门襟为对称线的前身衣片和以后背中心为对称点的后片等。角隅纹样是装饰角平面的一种纹样,有单独与成偶之分,是丹寨百鸟衣多次使用的构图方式。在丹寨百鸟衣上衣后片的衣角、围腰的构图布局上清晰可见。
4.3.3 连续性构图
连续性构图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百鸟衣中的二方连续性构图多分布在飘带和服饰边缘处,如丹寨、榕江百鸟衣的飘带均为竖立式二方连续构图;丹寨百鸟衣上衣后片肩膀处蘑菇纹的排列分布运用了波纹式二方连续构图;榕江蜡染百鸟衣底部的“点豆纹”和“韭菜纹”水平式二方连续构图。四方连续性构图在榕江百鸟衣上运用较多,占据前片和后片衣身的大面积,如榕江百鸟衣背部和袖子处为四方连续性构图。连续性构图使整个纹样结构既秩序又生动,给人以视觉的强烈冲击。
百鸟衣纹样的图构思变
作为苗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直观反映之一,百鸟衣装饰图案的流变是苗族社会变革和人民思想提升的重要见证,折射出苗族文化的兼容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
5.1 从原始绘绣到自发设计
从原始绘绣到自发设计创意图案,百鸟衣服饰图案的流变,既存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也是内部自我更新的结果。自公元629年谢元深初见大唐盛况,至明清于苗设重要商道,在与外界的交流中,苗族人民不断开阔视野,提升眼界。随着见识的增加,思想的转变,开始自发地将本民族文化与外部文化相结合,丰富苗族的服装款式与图案样式。马面裙中“龙凤纹”等动物纹样丰富的造型和形象的演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苗族服饰纹样虽与外界融合不断创新,但苗族人民并没有抛弃本民族服饰款式和图案文化,而是自我反思,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图案的设计创新和排列布局中。此时的苗族绣者逐渐开始脱离传统样式的约束,将传统神话与个人情感相结合,突破既成思想束缚,注重“自我”情感的传递和表达。在此设计思潮的驱动下,图案样式逐渐多元化,出现写实图案的抽象化、写实图案与抽象图案相结合的设计方法,形成图案的“自发更新”。随着时间的推进,先辈所流传下来的原始图案在后人意识观念和审美的提升下已实现多元化、多维度和多样化,形成了一套具有完善体系的图像符号,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已远超于图案本身的装饰作用和使用价值。但在百鸟衣千变万化的图案形态、工艺制作和色彩搭配下,不变的是苗族人民对历史的祭奠、对祖先的敬仰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5.2 从重“意”到重“形”
时至今日,苗族服饰图案逐步发展成以装饰为目的的图案设计,逐步从注重纹样“意蕴”体现发展到重视“形状”的设计。在贵州当地进行田野考察,向博物馆研究员、私人收藏家和苗族服饰图案设计的绣娘询问图案的象征含义和历史故事时,结果并不详实。关于苗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歌谣,除了史书的记载,也只有老一辈略知一二。为什么图案的发展逐步从重“意”到重“形”?总结原因有三。
其一为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加快人们的学习、缩短交流距离的同时也让人们“足不出户看世界”,接收更多的外来文化和世界资讯。受猎奇心理的影响,年轻人更渴望汲取外来文化和设计方法,紧随世界潮流。其二为缺乏对特色文化的管控。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关部门缺少对民族文化的宣扬和特色课程的开设,致使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浅薄。其三为社会进步下人们思想的转变。受战乱的影响和教育文化的限制,在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宗教崇拜等原始崇拜下所产生的纹样有祈求庇佑、祈祷吉祥安顺、子嗣兴隆之意。经济的发展使贵州人民脱离窘迫生活,逐渐实现生活的富饶,加上教育的普及和久离迁徙生活,当今社会的稳定使苗族服饰图案实现从“意”到“形”的转变。
5.3 从一族文化到世界传承
在信息时代的当代,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标志之一,随着政治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完善,一改往日的封闭,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民族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传播途径。苗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背后所蕴含的神秘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和爱好人士所关注。
百鸟衣图案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是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兼具感觉材料与精神意义,是“能指”和“所指”的产物。“能指”是图案的拼接组合、形态特征、色彩搭配、工艺手法,将其从物质转化为艺术形态符号变为以“太阳纹”“蘑菇纹”为首的自然事物,以“龙”“蝴蝶鸟”为首的人造纯符号和以“鼓纹”“鱼鸟呈祥纹等人造实体符号”[14],其背后“所指”的内涵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也是民族爱好人士所探寻的奥秘。为更好地保护苗族文化,让苗族文化“走出本族,走向世界”,国家设立了文化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设计师们掀起了文创产品的设计热潮,引来国内外人士的争相关注,也成了设计师们的“宠儿”。法国私立博物馆收藏的包含“百鸟衣”在内的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108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亚历山大·麦昆的导师、被誉为“时尚界教母”的娜塔莉·吉普森在游览黔东南州台江县施洞镇,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内博物馆等地后也直言给其设计和教学带来新的灵感,并希望能把这些苗族元素融入她的设计当中。
苗族服饰文化在国内外展现的同时,新的思想和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苗族人民的生活和认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相信苗族人民会找到新的“突破口”,结合民族文化,实现思想认知、服饰表征和结构的“再创新”。
结 语
将丹寨、榕江百鸟衣作为苗族服饰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总结其纹样造型、色彩、构成特征,发现丹寨、榕江百鸟衣服饰虽造型各异、色彩搭配、构成方式不同,但其背后蕴含了相同的苗族民俗文化,折射了苗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性思维。欣赏苗族各地域、支系的服饰,更应聚、离有度,多层次、多维度分析,在保护苗族服饰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秉承苗族“同根同宗”思想,正确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鸟衣服饰因工艺复杂且耗时长,成为样本相对稀少的“小众化”苗族服饰,后续将会收集更多样本,为相关研究提供更有力的实物支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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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 第58卷 11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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