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方的纳石失制作更早，但本文说的纳石失，仅指元代中国生产的一种织金锦。织金锦，古称“金锦”，即用金线织出花纹的丝绸。元代，纳石失有许多不同的汉字写法，如纳失失、纳什失、纳赤思、纳阇赤等。在乾隆以后的清代官府文献里，又被写成了纳克实。一个名词有多种音近的异写，说明它一定是个音译词。译自哪里？应当是波斯语，而语源或许出自阿拉伯语。由于帝后亲贵格外爱重丝绸，元代的官府丝织业特别发达。在官府众多的丝绸品种里，纳石失尤其尊贵，影响也最大。既然织造在中国，地位还那么重要，为何却要取用西域的称谓？这是因为它的技术一如西域，艺术与伊斯兰装饰相似，产品或者大抵出自西域工匠梭下，或者由他们主持生产。《元史·百官志》记录了大量由中央机构管理的官府作坊，按照它提供的知识，织造纳石失的局院大约有五个。其中，两个在弘州（今山西阳原），一个在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一个在大都（今北京）。还有一个局院很可能也织纳石失，它或许设在今日河北省的西北部。按照元代的制度，匠籍世袭，不得脱籍，不准改业，因此，工匠的男性后裔要在局院中继承父业。在当年的弘州和荨麻林，聚集了大批西域工匠，这里的纳石失局或者由中亚匠师与其后裔组成，或者由西域人“总为提调”。在大都的那个局院，名为别失八里局，别失八里在今日新疆的吉木萨尔，曾经是高昌回鹘的夏都。这里地近中亚，久受濡染，仅仅产品名称依从西域，就应该在提示，所织为中亚纳石失的正宗嫡传。关于纳石失匠师籍贯的消息，主要由《永乐大典·局字韵》及《元史·镇海传》提供。一个情况理应关注，即在《局字韵》里，许多元代记事虽然自称引用的是《元史》或其《百官志》，但内容却往往详细许多，甚至文字多出一倍以上。对纳石失匠师籍贯的知识，就大抵出于那些多出的文字。最典型的例子是别失八里局，《百官志》只说：“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至元十三年置”，未记设置地点和匠户组成。《局字韵》则称：“《元史·百官志》：'别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为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革，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置局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秩从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提供的知识多出了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局院设在大都，工匠来自别失八里。当代的著述通常说，别失八里局设在别失八里，就是听信了今本《元史·百官志》里被略去重要内容的记录。缘何《永乐大典·局字韵》称引的《元史》或《元史·百官志》文字更多、内容更丰富？显然不会是编纂者自己的添加，而是因为所据《元史》的本子与今不同。可惜，关于那个本子为何没有传至今日，为何《元史》居然有两个本子，后世的史家往往不曾留意，至今也未见解说。纳石失都产在隶属中央的官府局院，产品也主要归帝后宗亲占有。除去自家使用，天子还经常以纳石失颁赐百官和外番。蒙古君主对纳石失宝爱非常，不仅生前愿使它不离左右；死后，还要用它遮覆棺木、装饰车马。这种宝爱源远流长，当年，成吉思汗坐在阿勒泰山上，就曾发誓，要把女眷“从头到脚用织金衣服打扮起来”。果然，一旦条件具备，蒙古人的袍服面料就常常换上织金锦。 纳石失的用途大体等同于一般丝绸，如裁造衣帽、帷幔、茵褥等。由于它纹彩华美，装饰性强，又时时制为衣缘，如“御用领袖纳失失”。此外，纳石失还被大块缝缀于外衣。当时，靡费纳石失最多的活动是质孙宴。质孙，又作只孙、济逊等，是个蒙古语词，汉译为“一色服”。质孙宴乃蒙元时期特有的大型宫廷宴饮，与宴亲贵动辄逾千，马可·波罗甚至说，有一万两千人。质孙宴中，上自君王、百官，下至乐工、仪卫，都要穿同一颜色服装。质孙，天子冬夏二十六种，百官二十三种，其中，分别有四种和三种是以纳石失制作的。不难想象，成千上万的人身着金灿灿、明晃晃的袍服，视觉效果该有多强烈！关于纳石失，长期流行着不少误解，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元代，纳石失为金锦的完全同义词。其实，当年金锦的完全同义词是金段匹，它至少指代了纳石失和金段子两种织物。《事林广记》里的一则记录就说清了这个问题。它说，每逢元旦，都要向皇帝贡献，中书省的贡献包括了纳石失九匹、金段子四十五匹等。如果两者是一回事，元人绝对不可能分开记。其实，就是再晚到明初，人们也不把两者混淆。既然都以金线织花，那么纳石失和金段子的区别是什么？先要说明的是，在那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不同产品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在所难免，所以讲区别，也只能针对典型作品。两种金锦的区别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潜藏在作品背后，是隐性的，一类展露在作品表面，是显性的。隐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作坊：纳石失织造在中央性官府作坊，金段子不仅产于官府作坊，民间也大批织造；产量：纳石失较低，金段子很高；拥有者：纳石失主要归帝后亲贵占有，金段子只要富足，便可购买；工匠：纳石失的织工以西域人为主，金段子主要出自汉族织工梭下。最后的这个最重要，织工的不同就是引出显性区别的直接原因。 显性的区别大致有五个。织法不同：纳石失为新出现的特结类，金段子属中国传统的地络类；金线有别：元代用于丝织的金线有两种，纳石失以皮金线织花，金段子可以用皮金线，但更多的用纸金线；棉纬有无：纳石失秉承西域传统，纬线中含有棉纬，金段子则延续中国风，不加棉纬；幅面宽窄：纳石失较宽，金段子较窄；图案差异：纳石失的装饰题材和构图有浓郁的西方风情，金段子则主要取中国风。除非专业人士，大概没有人关心织法、金线、棉纬的区别，对于本文，点到就已足够。但是图案大大不同，关乎审美，牵连世风，还指示文明渊源。因此，下面对显性区别的解说，也只限于图案。在德国的柏林国立博物馆，收藏着一片对鹦鹉纹纳石失（图1），其装饰主题被包围在多棱形的团窠之内。若讲西域风情，鹦鹉题材似乎不算典型，但其对称方式却西风浓郁。在那时的中国，头对头、背对背，转颈相向的动物题材大抵来自西域。鹦鹉四周有细密的写实花卉纹样，这也是伊斯兰艺术的典型题材。最具标志性的伊斯兰风出现于鹦鹉翼上的圆形，里面用波斯文织出了工匠姓名。波斯等伊斯兰艺术酷爱文字装饰，纳石失中，文字题材的实例很多，不仅有工匠姓名，更多的是赞颂语，甚至没有语意，只取书体的形式之美。在伊斯兰化以前，鸟兽合一的格里芬就是西域流行的装饰主题，到了蒙元时代，此风仍不衰减，也为纳石失一再采用，也取转颈相向的对称方式（图2）。
虽说纳石失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情，但中国的产品往往要带有中国的印记。可仍用柏林对鹦鹉纹纳石失为例，团窠之内的鹦鹉对称方式、细巧花卉、波斯文固然西风浓郁，但团窠之外的盘龙却是典型的中国题材、华夏样貌。
别失八里局织造御用领袖纳石失，尽管实物已经不存，但其图像仍能见到。台北故宫收藏着十五幅小型的元代皇后御容，皇后领口的外缘便均以纳石失为饰（图3）。不过，和一般的纳石失不同，其表面几乎布满金线，仅纹样轮廓线露出织物的地色。这样的设计，显然是为了增强装饰的效果。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女式袍服，往往以锦绣、印花甚至彩绘的丝绸包镶边缘，目的就是展现装饰之美。可以再说一句，虽然名为御用领袖纳石失，但目前只见到皇后饰用它。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幅著名的缂丝曼荼罗上，同为供养人，皇帝像上，不见领袖纳石失；皇后像上，领口、袖口均饰纳石失。
金段子的织工大抵为汉族民众，占有者也未必尽皆显贵，所以图案往往延续中国传统。如故宫的织金锦佛衣披肩（图4），其主面料以红色为地，用金线织出团龙、团凤（图5）的主纹。在连弧团窠之外，以龟背做辅纹。龙、凤、龟背都是传统的汉地装饰题材。从图案分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片绿地春水纹妆金绢（图6）也是金段子。金代，这种海东青捕天鹅的题材已经进入丝绸等装饰。从现存实物看，兔纹、鹿纹也是金段子常见的装饰主题。鱼龙纹略显特殊，它虽然源出印度的摩羯，但早在唐代便渐渐融入中国的装饰传统，完成了寓意的转化。中国是丝织王国，丝绸的品种很多，但蒙古帝后亲贵为何偏爱伊斯兰风的纳石失？这同他们崛起时的文化状况直接联系。窝阔台是蒙古国第二代大汗。在当年随使蒙古的南宋人士笔下，蒙古族的手工业曾经相当原始，生产仅仅局限在皮、毛、木、骨的小范围内。但后来他们席卷中亚，令他们获得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和优秀的工匠。蒙古族攻略金朝固然更早，但金代的工艺美术与宋同风，以蒙古族当时的文明程度，欣赏宋金般的含蓄典雅还太困难。但一二一九年开始的西征，让他们较早占有了伊斯兰世界的手工艺品，其繁丽华贵的风貌很快令蒙古族宝爱非常。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手工艺品的审美判断就是由伊斯兰文明培养的。
《世界征服者史》是重要的波斯史籍，记录了许多不见于中国文献的窝阔台作为，其中的一件和本题相关。他曾下令将西方的名品与中国的劣货一道陈列，以引出两者相差悬远的判断，这代表了蒙古族上层的文化取向。出于对伊斯兰文明的喜爱，在蒙古的帝王亲贵周围，总充斥着来自西域的各类奢侈手工艺品。不过，单凭输入，数量终归有限。于是，帝王又主要依靠回族工匠，专设局院大事生产，仅以丝绸论，非但有纳石失，还有撒答剌欺（原为中亚织锦）。倘若官营作坊能令产品与西方类似，便可得到褒奖，比如弘州献上的毛织物貌似西锦，令忽必烈大喜，作坊的主官因此升迁知州。 蒙古上层爱重纳石失，这种爱重导引着全社会热情追逐织金锦，还招致了真假饰金的丝绸风靡天下。
按马可·波罗的记忆，中国的蚕桑之地大多出产织金锦，可见织造之盛。在元末的高丽汉语教科书里，买卖织金锦是典型的中国世俗生活场景，可见追逐之热。元代统治者几次限定，织金锦的生产仅在官府作坊派定的份额里，可是一旦管制稍见弛缓，民间私织、私贩就煽惑成风，迫使政府的禁断法令频频颁布。法令频颁，说明的正是屡禁不绝。不过，私织、私贩、私衣织金锦毕竟几度遭禁，织金的丝绸也一定售价高昂，然而，社会对织金锦热情难以压抑。于是，民间就冒出了不违禁限，降低成本，面貌还能乱真的仿制品，即用熏银充金的假织金锦，逼得政府严令禁断。在甘肃的汪古部豪门墓葬中，妆银的华美丝绸也有出土。元代社会喜奢侈，尚富丽。因为织金锦风靡天下，绣金、印金也盛极一时。今存几卷元末的刺绣佛经便兼用金线，其技艺娴熟精湛，很受称道。印金的实物（图7）在内蒙古的元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了不少，其主人应当是蒙古高官。它们图案纤巧，纹样清晰，线条流畅，花纹附着牢固，制作极其考究。丝绸之外，当年的毛织物也在织金，建元之前，毛段织金已经引起统治者的关注，或者因其靡费，忽必烈登基未久，便下过禁断的诏旨。
明清时代，织金、绣金、印金等技法越出越多、越来越精，应当也是受了元代丝绸饰金，特别是纳石失的启发和引领。尽管很早就有专家推测，中国的织金锦应出现于战国时代，但实物至今未见，文献则语意难明，无法凿实。依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知识，西域，特别是西亚织金锦的历史早于中国。八世纪中叶以前，出现在中国的织金锦也往往来自西亚。如隋文帝时，波斯献上“金线锦袍”，唐玄宗时，大食送来“金线织袍”。宋以前的文献屡屡说起西亚国家的织金锦，透露着那里织金锦夙有传统，且量大质优的消息。中国确曾织造金锦的第一人是隋代的何稠，不过，他的织造却有比照，那是波斯献来的“金线锦袍”。何稠的祖籍应在中亚的何国，其祖父还有过为南梁武陵王萧纪“主知金帛”的历史。至于中国大批生产织金锦的时代，应该已经晚到中唐。宋辽金时代，虽说丝绸织造南盛于北，织金锦生产却北盛南衰。在宋墓中，织金锦尚未闻发现。但辽墓里，则出土了织金锦和织金的缂丝。而金墓里，既有织金锦，也有妆金的丝绸。同时，在宋人的笔下，内迁的回鹘也是织金的能手。蒙元时代，中国织金锦鼎盛，然而，随着明王朝的建立，织金锦的尊荣和风靡也转为历史。简略追述中国织金锦的早期历史，是为了揭示两个联系，一个是同西亚乃至西域国家的，一个是同北方乃至西北民族的。隋唐是西亚织金锦进入内陆和中国自产织金锦的初始时期，此时，东西交流频繁，统治集团与西北民族文化联系密切，甚至有血缘关系。宋辽金是中国织金锦的发展时期，但织金风气最盛的是北方，辽金与西方的联系多于宋，而肇建政权的契丹、女真都是北方民族。蒙元是中国织金锦的鼎盛时期，此时，中西交流盛况空前，统治民族又恰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这就是其织金锦风靡的大背景。文献和实物都在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对贵金属的热情远远高过农耕民族。究其原因，物质的因素比审美观念更重要，甚至因此衍生审美观念。在不断的迁徙中，游牧民族要尽可能妥善地保有财富，高值、易携、轻便的物品最利于保有财富，丝绸符合这个要求。织金锦以金线显花，在丝绸之中，尤其符合这个要求。因此，蒙元时期，纳石失的得宝爱同蒙古民族习惯的迁徙生活也必有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