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色，即中国传统颜色中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其产生之初，本意指五种自然的元素，而后与天地产生的根源相关联。战国时期，“五行”与“五色”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形成了一套有逻辑的中国传统颜色文化体系。至秦始皇时期，“五行”又与“五德”“五方”“三纲五常”等思想相互嵌套融合，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五色”也有了更深的文化意涵。了解五行与五色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促使我们建立一套中国传统的颜色文化体系，为建立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填补空缺。
一、“五行”观念的起源
“五行”二字的出现，一般以《尚书·甘誓》❶所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和《尚书·洪范》所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为最早。[1]显然，至迟在东周时代，已经形成了“五行”的概念。[2]
“五行”的概念形成之后，其内涵又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西周末年，“五行”曾被作为五材而记录。《国语·郑语》中曾记载：“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左传》也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至战国时期，又发展为阴阳五行说，其核心思想在于天时地气。《国语·单襄公》中记载：“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意在指出天地运行的规律，都统一在“天六地五”之中。“天六地五”指的就是“天有六气，地有五行”。天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其中阴、阳二气最重要；地有五行，则是金、木、水、火、土。战国时期的邹衍，开创了“五行相胜”，即五行相克的学说，汉代的刘向则倡导“五行相生”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五行之间各个元素的关系。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疏证》中论证：“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❷宋代的王应麟在考证《汉艺文志》时也引用南朝的沈约所言“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説，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3]“五行”又与儒家的“五常”相联系，《汉艺文志》载“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3]“五行”成为了“五常”存在的依据。“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要求，是在儒家以“仁”为基础的思想上发展而来的。春秋时期，孔子推崇“仁”；到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四德”，将仁、义、礼、智并列；汉代又增添“信”，形成“五常”，与“五行”并列。《中庸》注“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土神则智，水神则信”[3]，将“五行”与“五常”进行了一一对应。董仲舒的理论，将阴阳五行的观念与他主张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融合，至此五行与等级、统治权力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至宋，朱熹进而强调其中的先后关系，言“知信二字位置不能不舛”，即知与信的位置不能不理清楚[3]。❶《甘誓》虽说是夏王启征伐有扈氏时在甘地所作誓言，但顾颉刚以来的研究认为它属于东周时代的作品。
❷（宋）李石 撰；［清］陈逢衡疏证；唐子恒点校：《续博物志疏证·卷一》，凤凰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39页，第40页。
明辩四方，对与古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宗教，也关乎兴邦邑，建陵墓，促生产、固生活的实际需要，即所谓的“知方而务事，通神而佑人。”案《周礼·月令》中有关于“大飨遍祭五帝”的记录，说明殷人在祭“方帝”（祭四方）的同时还要祭土（社）神，这就是我国古代早期的五帝（五方）崇拜。所谓“四方”，是以处在中心点的人的自觉认识与领悟为前提。而冕冠延板的色彩，即“上玄下纁”，正是体现在中国古代服色制度上的五方学说理论体系的例证之一。春秋时期，祭牲的颜色与祭方之间已有了较为固定的联系。据《周礼·画绘》云：“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唐代贾公彦疏云：“天玄与北方黑二者大同小异”。[4]又据《诗经》孔颖达疏：“《大宗伯》云：'以圭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璧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然则彼此礼四方者，为四时迎气，牲如器之色，则五帝之牲，当用五色矣”色彩与方位（方祭）相对应，说明五方色已基本形成，方位的尊卑就自然对应地体现在色彩尊卑上。案《管子·四时》所说，春季木德(星德)用事、夏季火德(日德)用事，秋季金德(辰德)用事，冬季水德(月德)用事。至于土德，虽然没有在一年中占据明确的位置因而没有相应的“事”，但作者却使它居于中央，而中央又高于四方，人们赋予它辅助、协调甚至统领其余四德的功能作用，故此黄色就获得了神圣的权威而高就于四方之色了[5]。以五色来确定祭祀礼器、冠服的颜色，一方面是顺应五行学说，一方面也确实与天时、地理、人事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此安排，在人们的心理中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意识[6]。正如《易传·文言》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五行与五色、五方位及四神结合起来，能够得出一种系统的序列：东青龙，色青，属木；西白虎，色白，属金；南朱雀，色赤，属火；北玄武，色元（黑、皂、玄），属水；中间色黄，属土。至迟在周代，奴隶制社会之中逐渐形成了等级观念，自然界中的色彩也被人为地赋予了尊卑等级，并成为中国古代服饰礼仪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中国古代之服色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中所载虞代的史事，即《虞书·皋陶谟》所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❶据孔颖达《礼记注疏》云：“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7]刘熙《释名·释彩帛》云：“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赤，赤赤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也。”“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❷。周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色彩的管理，专设百官来分掌其事，在官府中还设置了染草、染人、缋、慌等染色机构以加强对色彩的管理。封建社会继承并强化了色彩的等级观念。孔子从周，更是把这种色彩观强固化、伦理化。[8]孔子《论语》云：“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说的是服色需与穿者及款式的尊卑相符，即高贵的人不用绀、緅等卑色作服，而内衣❸不能用正色或尊色作服。上下尊卑视不同场合与等级而定，这在《周礼》中已有明确对定。从现代色彩科学理论解释，“正色”乃是原色，“五色”乃“五原色”。其所谓五色，即今日所说的三原色❹加黑、白两色。五色理论反映了古人对色彩科学的基本认识，是古人对生产实践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晶。青、赤、黄、白、黑被周人视为“正色”，其位尊。由正色相和所生之变色，称为“间色”，其位卑。据《淮南子》云：“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9]”从理论上说，按照五行相生、相胜之理论，五色按一定顺序相互组合、排列能够产生出丰富的色彩变化。例如，与五行相生对应的五色之色彩变化为：木生火对应的是“青和赤”得紫色❺；火生土对应的是“赤和黄”得縓❻；土生金对应的是“黄和白”得缃❼；金生水对应的是“白和黑”得灰；水生木对应的是“黑和青”得綦。与五行相胜对应的五色之色彩变化为：水胜火对应得是“黑胜赤”得深红色；火胜金对应的是“赤胜白”得红❽；金胜木对应的是“白胜青”得缥❾；木胜土对应的是“青胜黄”得绿❿；土胜水对应的是“黄胜黑”得赭。❶李隆基注：《传世藏书·经库·十三经注疏》，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第7页。
董英哲著：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03期，第485页。
❷（宋）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卷第四·释采帛第十四》，中华书局，2008年6月，第1版，第147页。
❸在中国古代有“外衣尊，内衣卑”之观念。
❹五色中的青、赤、黄相当于现代色彩体系中的红、黄、蓝三原色。
❺《说文解字》：“紫，帛青赤色。”
❻《说文解字》：“縓，帛赤黄色。”
❼《说文解字》：“缃，帛浅黄色。”
❽《说文解字》：“红,帛赤白色。”《急就篇》：“缙红繎”颜注:“红,色赤而白也。
❾《说文解字》：“缥,帛青白色也。”
❿《说文解字》：“绿,帛青黄色也。”
战国时期，“阴阳”和“五行”融合，并运用到政治上，形成“五德终始”说。邹衍则进一步提出“五德”学说，来说明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所谓“五德”，指的是“五行”中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的五种德行，“五德终始”则蕴含着世界运行的规律。马国翰据《文选·魏都赋》李注引《七略》云：“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❶邹衍认为，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又胜金，如此循环，五种循环往复运行变化，构成宇宙万物及各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邹衍又将“五德”与各个朝代的兴替相对应，《史记·秦始皇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这就是邹衍“五德终始”之说的体现。❷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❸可见，受到邹衍的“五行相胜”和“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史书中大多载秦始皇尚“水德”。而秦始皇也借助“五德始终”之说，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五行”与“五德”的理论被借用于宣扬秦始皇政治的合法性。秦为“水德”，汉胜秦即为土胜水，因此汉武帝依据五行相克的规律，将汉定为土德。拟定朝代德运，并非仅仅依靠五行相克说，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相生来阐释朝代更替的先例。曹魏被定为“土德”，而西晋通过禅让代魏，因此依据五行相生的原理，定西晋为“金德”；隋朝由北周而生，北周为“木德”，因而隋依照木生火的原理，尚“火德”。“五德终始”说在秦至宋期间，成为多个朝代论证其正统地位的辅助理论，“德运”一说的影响力也渗入了服饰制度之中。《资治通鉴·陈纪》载：“六月，癸未，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其朝会之服、旗帜、牺牲皆尙赤。”注曰：“隋自以爲得火德，故尙赤色。”❹“五德终始”说约在宋朝期间衰落。宋代的儒学复兴，在官方、学理的层面消除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在南宋末期又有所复兴。直至元代，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传承脉络受到彻底的打断，以“五德终始”说来阐释一个朝代德运的理论体系也退出历史舞台。[10]❶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285页。
❷（宋）李石 撰；［清］陈逢衡疏证，唐子恒点校：《续博物志疏证·卷一》，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39页，第40页。
❸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369页。
❹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高宗宣皇帝下之下·太建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1版，第5441-5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