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晚清特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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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了一场壮丽的大型中国相关的展览，《晚清百态》。首次以近代人物故事向世界展现了19世纪中国的坚韧和创造力。

这次展览有很多的特殊之处，比如通过与伦敦经济学院、伦敦时装学院的学生和展览设计师 Nissen Richards 合作，通过将历史肖像或服装通过动作和声音在每个部分中赋予角色以新生命。

它是由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主导，来自14个国家的100多名学者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研究项目并得到了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汇集了300多件丰富多彩的展品，从宫廷，军事，艺术，日常生活等不同的主题区域探查人物故事与社会百态。

展览被设计成一个朦胧的迷宫，藏着一个又一个的线索，揭示出着一段段历史。文物在展览中的所呈现的位置有助于观众放慢思维速度。展厅也是如此，如同剧院般黑暗的展厅由发光的屏幕连接，断断续续的英语和中文从扬声器中传出。讲述个人与社会、宏伟与卑微的故事。

1796年，乾隆退位，也意味着大清盛世的终结，巅峰过后，由此开始算作晚清的开始点，直至1912年清朝经历了一系列内乱和对外战争，最终通过革命结束了整个中国长达2000年的王朝统治时期，迎来了现代中国的共和时代。尽管这段时期充满了暴力和动荡，但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和技术变革的时代，孕育着非凡的创造力。

展览汇集了一系列精美的物品，其中不乏首次亮相于世的珍品，从末代皇帝的宫廷专用制造赠送给1911年乔治国王和玛丽王后加冕仪式的景泰蓝花瓶到樵夫的蓑衣。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时尚、报纸、家具，甚至是调味品，一窥当时中国生活的质感。通过这场展览我看到与自已之前认知有所不同的帝国晚期，对这段历史也略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

上周听两位主策展人讲述他们的布展策略和四年不断的努力时就已经对这个展览充满了期待，今日一见，果然丝毫没有失望，从前厅开始，我的眼睛和头脑就忙不过来了。第一次看见五彩圣旨，先是惊叹于它绚丽多彩的卷幅，再感慨它其中所有的蕴含。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用自已的语言文化精神，甚至血统管理的，同时也渗透学习两千年的汉文化；所以，这道圣旨上一半是满文，另一半必然是更多人能够看的懂的汉字。起首是一对银龙，银龙中间暗织着四个篆字：奉天诰命；四字中的“诰”字是指帝王下达命令的文告，亦或任命或封赠的文书，合乎的“三纲五常”的-君臣纲；接下来馆阁体汉字表明了这是有宫廷发出来的文字，格式化的行文中处处遵循着儒家文化。

这道圣旨的内容大概是儿子加官晋爵后给父亲和母亲赏赐的官方文件，言外之意是教子有方，加以表彰吧，儿子的荣耀足以让父亲为之骄傲，父子共同努力做好臣民，为国效力，“父子纲”在父承子贵的圣旨中恰似不经意地体现出来，中国文化的脉络驾驭清楚了。在红色绫缎上则是对母亲的封赏，表扬她”敬以从夫，勤於训子“的同时还不忘提及“夫为妻纲”的原则。

整道圣旨所用的五色并非随意搭配而是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认知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延伸出的“五德（五常）-仁义礼智信”在现实中使用汇成的五色：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白色代表金，青色代表木。一道圣旨竟然包括了如此内涵，阳光洒落时缎面反射出七彩光晕，织底上的朵朵祥云漂浮其间，可以想像，当这样一道圣旨带着一种隆重的仪式感颁发到民间的时候将产生的影响力，难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能够绵延不绝。

转身就看到一幅霸气十足的八卷蓝墨《天下全图》，声势浩大，气壮山河；白色的长江和黄河从湛蓝的底色中冲腾而出，势不可挡地跃入眼帘，它既是大清地图又是世界地图，约绘制于1800年左右，基于1767年的制的地图样本，当时正值乾隆盛世，此图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满清是来自中国东北部的民族，自努尔哈赤起兵兼并邻部（1583），至乾隆帝平定准噶尔（1758），其疆域扩张数倍，在乾隆时期高达1300万平方公里，西藏、新疆、蒙古、青海、外东北皆纳入版图。清代中国的人口从1800年的3.3亿增加到1850年的4.3亿，而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050万人口，清朝统治着全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帝国之一；当时，清朝帝国的土地面积比今天的中国还要辽阔。

这张地图并没有按比例显示各个州的大小，而是根据它们对清朝皇帝的相对重要性来标示。欧洲只是在左上边的空白处可见，英国被称作“英圭黎”，地图里不仅有大西洋还有一个小西洋。在这张地图中寻找自已感兴趣的地名，看看它们是否依然着实有趣得紧。而到了19世纪后期，欧洲帝国和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美国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外国势力对大清帝国虎视眈眈并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步步的将之拖入覆灭的深渊。

另一侧的皇城地图则展现出来原清朝皇城的细节分布及“使馆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变化，与今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大清门的消失。一位老北京看到此图上的“大清门”三字时，热泪盈眶地感怀道：“大清门啊，我都没见过！”。

大清门历史悠久，最早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被称为'大明门'，到了清朝顺治元年改名为'大清门'而在民国时期更名为'中华门'。从具体位置上看，大清门位于天安门的南侧，内城正阳门的北面。它是明和清两朝皇宫天安门正门的外侧门，因此也被称为'皇城第一门'。

在清朝时期，大清门的地位远高于天安门和午门，原来大清门的南门前左右各有一座石狮和下马碑。门前是一个正方形广场，面积广阔，被石栏围绕，被称为'天街'，俗称'棋盘街'因中间的御路形似中国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得名；门的北侧左右各有110间东西向的廊房，当时，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衙门，以及翰林院、宗人府和太医院等职能部门，都聚集在从大清门到天安门之间的这一段路两侧。这种布局被称为“御街千步廊”，早在在宋朝时已经有了这种布局，在此幅皇城地图中得以如实反应。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等级森严，这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都有所体现。在明清两朝，大清门也是如此，普通人不能从正门穿过。尽管大清门只是通往紫禁城的通道，但作为皇宫的门面，它的装饰极其华丽美观。除了黄绿两色的琉璃瓦屋顶和雕梁画栋之外，最吸引人注目的要属墙角上的琉璃'墀头'。每组'墀头'由上下相连的四部分组成，以黄色和蓝色为主，还有红色、白色、绿色等调配，上面浮雕着云龙飞凤、瑞鲁奇花等图案，色彩鲜艳多彩，制作精美。只有在皇帝大婚、新皇帝登基和皇帝皇后出宫时，大清门的正门才会打开，其他时候只能使用侧门。

至于大清门的地址，就在天安门前一公里处。作为皇城正门的大清门，由于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建筑师们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拆除它。据说后来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大清门于1954年被拆除，随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在原址上建立了现在的纪念堂。

实际上，这座被拆除的城门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不亚于故宫之下，历史的遗迹就这样被毫无痕迹的抹去，仿佛从未发生过，时间的流逝带走了曾经的过往与辉煌。我隐约记得有本名为《城记》的书在反思这段城门拆除的历史，在古建筑保护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无论怎样，北京古城的消失都是人类文化遗产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站在地图前真是百感交集，对比一下百年前的巴黎、伦敦、罗马、京都的古建筑与当下几乎没有变化，而北京已经物事人非，不谈伤感就无法说发展的悲哀与无奈，但留一声叹息。

伦敦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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