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960-1279）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由于长期争战，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服饰的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政权建立后，博士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订了服制。此后100多年间，又几度加以完善，且对民间多有禁例，“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liè）”。然而由于宋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衣服之章，上下混淆”，南宋时已不可遏制。社会上层衣服算是符合常规的，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
宋初统一南方过程中，从长江流域的后蜀、南唐、吴越得到锦绣彩帛达几百万匹。为示威天下，赵匡胤把2万多人的仪仗队用织绣印染的各种丝绸装扮起来，名作“绣衣卤薄”，还绘有图卷、现存元人墓绘《大驾卤薄图》中道段即有4800多人，保留下许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资料。
△宋代武将铠甲服饰复原图
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江浙地区每年上贡花、素罗即达数十万匹；高级丝织物还有紧丝、透背、隔织、绫、锦、绮、縠（hú）、缬、绢等，《燕翼贻谋录》记载加金技术达18种之多；织物花纹突破了唐代对称图案，尚生色折枝花，《蜀锦谱》《佩楚轩客谈》均作有记述；河北定州织造的通经断纬的刻丝，能随心所欲作花鸟禽兽。
政府又因五代旧制，每年照例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差吏男仆则按规定戴两翅向后上方弯曲的曲翅幞头。
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一上圆下方的饰物。
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不穿唐时的乌皮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
宋代幞头名目繁多，御前服务内侍、值班、仪卫戴两脚屈曲向后的“花装幞头”、两脚向上卷曲幞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等，具体形象在开化寺宋代壁画、岩山寺金代壁画中均有反映。差吏男仆按规定戴两翅向后上方弯曲的“曲翅幞头”，式样可见于宣化辽墓壁画。普通人裹头巾则无严格限制。
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劳动人民的衣着变得更短，原因是生产虽有发展，生活却益加贫困。农民和渔夫因而开始被称做“短衣汉子”。
宋代服制的兴废，多与时装的流行有关。从《清明上河图》看，上层人物多穿齐整的袍衫，长可掩足；平民大众则捋袖敞襟、系带裹腿，以便活动。许多服饰在款式、色彩及图案上反映着宋人的崇尚。
女性之美，唐代尚体态丰满，晚唐女服更宽大拖沓，宋代女装则一改唐风，讲求瘦长，以显露身材之苗条，宋人绘《瑶台步月图》《花石仕女图》以及偃师酒流沟出土宋砖刻妇女，都是这种时装的写照。新式的旋袄、胡服等，新颖、大方、素雅。
除官员的公服以外，民间一般服装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一般贵族和官僚妇女，衣着虽不及唐时华丽，却配色大胆，已打破唐代以青、碧、红、蓝为主色的习惯；由于清明扫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装”，以一身缟素为美。当时衣帽材料开始用缬帛（印花丝绸）、销金（加入金线编织的丝织品），花纹突破了唐代对称图案，生色折枝花尤为时尚。这些服饰新风格，常常一面被百官服、命妇服引用，又一面对庶人服、商贾服禁用。南宋末年，标明社会进步的时装被称为“奇巾异服”，却又不断斗美夸丽。
△宋代士大夫、仕女服饰复原图
宋时装大体有两类。一类为传统服装的继承和发展。以旋袄最有代表性，流行也最广泛。其款式与唐代齐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装相近。其特色：一是直领，镶一道花边叫“领抹”，多用捻金线彩绣四季翻新花样，谓之“一年景”，绣作者皆出诸寺师姑之手，且设有专市占定东京大相国寺两廊交易；二是对襟，无纽常敞（故又称不对襟），任其露出腰腹围（尚鹅黄色，称腰上黄）；三是小袖，袖口及腕缩紧，不同于背子（背心）或半臂（半袖）。
宋时装的另类，是对周邻少数民族服饰的吸收。以钓墩最有代表性。它是女子的袜裤，没有裤腰，两腿分离，与毡笠、弯头双色鞋及服装间色，都属当时契丹、女真风俗，士庶仿效，无法禁绝。朱熹曾为之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可见流行之广而盛。
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除婢女丫鬟头上梳双鬟、丫角，或绾两个元宝发髻，一般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髻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简单的，头发做成玉兰花苞式；复杂的，有飞鬟危巧的尖新式、如鸟张翼式，甚至重叠堆砌如一花塔。后一种大概是仿照当时特种牡丹花“重楼子”，用罗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后来竟高过3尺，所用角梳也大过1尺2寸。高髻险装风气日盛，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但上行下效，禁令也无济于事，必待新花样出现成风，才能转移先前的爱好。至于后妃公主则无比奢华，衣服既用珍珠装饰，椅披、脚垫也满饰珠玉，头上的凤冠更讲究用金翠珠玉作种种花样，有的用掐丝法表现一大群仙女随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名“王母队”，等于把一台乐舞模型安放在头顶，后面还附有两个翅膀，下垂肩际，这种帽子叫等肩冠。还有盖头，是士大夫女眷出门必带之物，以巾蒙首，称幂首巾，南宋尤盛，因朱熹提倡，后人称“文公兜”；婚礼为重，用销金盖头。
辽（916-1125）、西夏（1038-1227）、金（1115-1234）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
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陆，影响到汉族中上层妇女，虽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一再禁止，却禁而不止，广为流行。
此外，黑龙江阿城金代贵族墓出土的男女服装中，还有一种前面连腰、后面敞开的分裆裤，裤口还附有可套于脚心的环带（制式恰如现金的健美裤），前腰高及胸部、上有肩带，后附背带3对，可以结束在胸前，形制与江陵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绵袴非常相似，也许还与《汉书》提到的多带“穷袴”有关联。
当时北方民族男子发式一般髡发，即剃去顶发，余发散披或结辫下垂耳旁。有身分或交纳大量驼马财物的，才许可拢发裹巾，巾式类似唐代幞头。
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宫”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芝麻官”俗语即由此而来。
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如《中兴四将图》画像中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身边家将的便服，已与金人男服无大区别。彼此影响的原因虽不尽同，或为政治需要，或从生活出发，但可看出民族融合多出于现实要求，即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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