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代 织 锦 简 介
王继胜
1 东周 红黑双色狩猎纹经锦
2014年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是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墓中出土一批纺织品,以朱染三角形纹锦、几何纹锦、狩猎纹锦等最具代表。织锦经密高达240/ cm2,经向提花织造。改写了中国纺织史中经密的记录,而狩猎纹锦作为较为复杂的提花织锦,应可算为目前最早的狩猎纹织锦实证。
2 东周 红黑彩条双色三角形经锦
红黑彩条经向排列,黑条用黑丝线,经密120/ cm2,平纹组织。红黑条用红黑丝线组合,经密240/ cm2,织锦纬密60/ cm2,经向提花,重平纹组织。该经锦是在同—块面料上织两种组织。这也是目前出土最早的组合组织织锦。
3 战国 三色大菱纹锦
1979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大夫观墓地出土。
织物以朱染红色、绿,深褐色经线提花织造,经密130/ cm2,图案以大菱纹与各种距纹组成,装饰及强。大菱纹锦填补了我国北方出土战国三色织锦考古发掘实物的空白,为古代服饰研究提供宝贵实证资料。
4 战国 凤鸟凫几何紋錦
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织锦以凤鸟图案为主,完全是以规则的几何式样擢升为主题。
织锦以完整的花纹循环由十二行条带顺经线向方排列组成。幅宽49~50cm, 幅边0.6cm, 厚0.33mm,经密112/cm2,纬密38/ cm2,花纹经向长7.2cm,纬向宽20.5cm。
5 战国 舞人动物纹锦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楚墓出土,现藏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
以几何形为骨格填以人物、动物形体,构成结合型纹样。花纹图案由龙、凤、麒麟等瑞兽和歌舞人物组成,每个小单元呈三角形排列,左右对称,共七个单元组成,横贯全幅的花纹。
经向长5.5cm,纬向宽49.1cm,经纬密度为156×52/cm2。这样大的花纹单位在战国时期织锦中首次发现。
6 西汉 绒圈锦
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绒圈锦,或称起绒锦、起毛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外观甚为华丽。其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织造工艺高超。
绒圈锦是采用提花装置和双经轴机构的织机,利用'假织纬'起绒工艺,在锦面上形成丰满美丽的大小几何纹绒圈的一种丝织品,反映了汉初的缫纺技术。
绒圈锦的绒经由四根一组的变化重经组织组成,相当于底经的五倍,使用了双经轴和提花装置,并科学地利用起绒纬工艺,使织锦起到了'锦上添花'的立体效果。它是汉代织锦工艺的一种创新与发展。
7 西汉 素纱襌衣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襌衣身长128cm,通袖长190cm。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交领、右衽(rèn)、直裾。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m2,重仅49g,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它代表了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8 东汉 “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亟” 织锦
新疆楼兰墓出土。花纹单位:18cm×4cm。原件被英国人A.斯坦因带走。
该锦为多色多层(重经)经线提花锦。汉代的织锦以云气和动物相结合的纹样为常见,并将吉语穿插其间。纹样成条状横贯全幅,上下循环单位较小,目的在于减少提花综,提高生产效率。织锦地出现的颜色有深红(底色)和黄两种,但经条色彩的变化,多到21组。其相间变化的顺序(由左到右):绿、棕、蓝、绿、棕、蓝、棕、绿、蓝、绿、蓝、棕、绿、蓝、棕、绿、蓝、棕、绿、蓝、绿。经条宽窄变化,给色彩轻重的布列,以调剂和影响。锦上织有作者名字和吉祥语句:“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亟。”织物画面生动,景物自如,色泽富丽,是汉锦中的代表作品。
9 东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朝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其中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全称应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cm2,纬密48/cm2,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此锦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0 北朝 方格兽纹锦
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北区九十九号墓;同墓出土高昌延寿八年(631年)文书,表明该锦的织造年代当在此以前。这是一件五色经锦。经线分区牵入,每区仅三色。其中绿色和黄色经丝轮流用作纹样地色,在纵向形成宽条纹,横向则以红、白、蓝等经丝作细条,组成富有变化的方格纹。兽有牛、狮、象三种。狮、象白色,分别用红、蓝色线条勾勒轮廓,造型夸张;牛蓝色,用白色线条勾勒轮廓,形象逼真。实物为残片,长18cm,宽13.5cm;一侧留有幅边,宽3cm,作蓝白细条。
11 北朝 圣树纹锦
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6号墓出土。长13.8cm,宽26.1c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锦主体花纹是灯树,灯树上方是葡萄树和对鸟,灯树下方是对羊,表现了古代上元节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情景。锦面纹饰采用对称排列方法,是吸收西方特有的图案循环排列方式。
12 南北朝 天马联珠纹织锦
传世文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驾八骏游历天下,西及流沙。汉代传说中天上羽人亦多骑马驰骋。马的形象多见于汉晋乃至后世织锦的装饰中。然而带翼天马则来自古代波斯,天马被波斯人视为Tishtrya神,与索洛亚斯德教关系密切。北朝末期,天马形象传入中国,并且频繁地出现在至今图案之中。此织锦残存八套连珠纹圈,每套连珠纹圈内一匹蓝色带翼天马。
北朝织锦多有连珠纹圈内画对兽或单个禽兽纹样。此锦天马含蓄而力量内敛,有蓄势待发之态。无论从中西文化交流还是丝绸织造工艺甚或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块天马织锦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主要图案为一粗红线条围成的椭圆形框,勾有黑边,粗红线中饰有具有粟特风格的联珠纹。框中织有一组上下对称的图案:一人手牵一头骆驼,在人与骆驼之间,织出黑色的“胡王”二字。在每四个椭圆框所围成的空隙中,又有由黑红两色菱形花纹组成的装饰。此锦织工精细,配色讲究,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特别是织有“胡王”二字,在汉晋丝织品中堪称佳品。
与胡王牵驼图案左右相邻的是双狮图案。双狮构图及边框与胡王牵驼一致,皆为上下对称结构。狮身呈黑色,卧姿,卷尾上扬,悠然自得。胡王牵驼和双狮图案均纵向连续排列,两列相间,构成织锦花纹图案。
主体图案为对鹿,长角后伸,昂首挺胸,矫健雄伟,三足直立,一足前伸,款步向前。双鹿足尖踏于平展的蕉叶上,尾端尖翘,身饰连珠纹,形象活泼生动。外侧为一圈连续的花叶形边框。主体纹饰之间以四朵连枝的花纹填满剩余空间。织锦兰、红双色为主,色彩对比鲜明、醒目。
15 南北朝 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
都兰出土。
外层卷云和内层联珠组合成圈,圈间用铺兽和小花相连,圈外是卷云纹和中文“吉”字,圈内是太阳神。太阳神头戴饰物,头顶有车盖,车盖两侧有带角侧面龙形纹。太阳神双手合十交脚而坐于莲花座上,乗六乗有翼马车,背后圆形身光两侧分别有一侧身跪膝侍者,侍者身后为展翼扬尾凤鸟。
16 南北朝 红地联珠蓝彩对雁纹织锦
连珠纹即由尺寸基本相同的圆点缀连呈环形排列,其中填充各种动物纹样,构成母题花纹。此件红地蓝彩对雁纹锦,盛行于南北朝延及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典型例证。
17 唐 联珠团花纹锦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11号墓出土。
该墓同时出土有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墓志,纬线密度为16×2/cm2,经线密度为48×3/cm2,以经线显花,一侧尚保留完整的幅边。锦以黄色作地,用白、蓝、绿色经线显花,主体花纹为直径3cm的联珠小团花,联珠小团花纵横排列整齐,布满整个锦面。
联珠纹是唐锦上常见的纹样,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吐蕃使者禄东赞所穿的衣服上便织有联珠纹。
18 唐 红地花鸟纹锦
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381号唐墓,出土了一双云头鞋,鞋的尖端夹缀了一条花鸟纹锦。锦长37cm,宽24.4cm。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等八色丝线织成的斜纹纬锦。
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的花团为中心,绕以各种禽鸟、行云和零散小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石、远树。锦边还有带状花边,宽3cm,宝蓝色的底子上有五彩花卉。纹锦图案繁褥,形象生动,色彩华丽,组织严密。
19 辽宋 红地妆金团龙绢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传统中国金代纺织品风格,即以金线妆花,在单色底上显示不对称纹样。该织物的纹样是一个圆形龙戏火珠纹。团龙作为君主袍服的纹样,始于唐代,宋代和西夏时期亦有这个传统。这个例子是一个早期的五爪龙,它所使用的妆花技术最早见于1162年的某个金代王族墓出土织品中。
21 辽宋 滴珠窠狩雁纹妆金绢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每一个滴珠窠图案中都有一个狩猎的场景:一个小猛鹰从上往下似要袭击一只大雁。“春水秋山”中的春天狩雁是蒙古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宴,在元代之前的辽代、金代亦如此。类似的图案在金代和元代的玉器上也有出现。
22 辽宋 莲花卷草男童纹垂带织物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莲花卷草纹与男童的结合即当时流行的“磨合乐”题材,也是文献记载中城镇依市令而流行的民俗之一种。
23 辽宋 缠枝莲花婴采纹锦
两组“磨合乐”分别脚踏莲花宝座或花卉宝座,或双手攀搂莲花,或双手托莲花,神态生动可爱。是传世宋锦中极为罕见的丝织珍品,整体设计充满着祥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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