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代 织 锦 简 介
王继胜
1 东周 红黑双色狩猎纹经锦
2014年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是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墓中出土一批纺织品，以朱染三角形纹锦、几何纹锦、狩猎纹锦等最具代表。织锦经密高达240/ cm2，经向提花织造。改写了中国纺织史中经密的记录，而狩猎纹锦作为较为复杂的提花织锦，应可算为目前最早的狩猎纹织锦实证。
2 东周 红黑彩条双色三角形经锦
红黑彩条经向排列，黑条用黑丝线，经密120/ cm2，平纹组织。红黑条用红黑丝线组合，经密240/ cm2，织锦纬密60/ cm2，经向提花，重平纹组织。该经锦是在同—块面料上织两种组织。这也是目前出土最早的组合组织织锦。
3 战国 三色大菱纹锦
1979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大夫观墓地出土。
织物以朱染红色、绿，深褐色经线提花织造，经密130/ cm2，图案以大菱纹与各种距纹组成，装饰及强。大菱纹锦填补了我国北方出土战国三色织锦考古发掘实物的空白，为古代服饰研究提供宝贵实证资料。
4 战国 凤鸟凫几何紋錦
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织锦以凤鸟图案为主，完全是以规则的几何式样擢升为主题。
织锦以完整的花纹循环由十二行条带顺经线向方排列组成。幅宽49～50cm， 幅边0.6cm， 厚0.33mm，经密112/cm2，纬密38/ cm2，花纹经向长7.2cm，纬向宽20.5cm。
5 战国 舞人动物纹锦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楚墓出土,现藏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
以几何形为骨格填以人物、动物形体,构成结合型纹样。花纹图案由龙、凤、麒麟等瑞兽和歌舞人物组成，每个小单元呈三角形排列，左右对称，共七个单元组成，横贯全幅的花纹。
经向长5．5cm，纬向宽49．1cm，经纬密度为156×52/cm2。这样大的花纹单位在战国时期织锦中首次发现。
6 西汉 绒圈锦
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绒圈锦，或称起绒锦、起毛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外观甚为华丽。其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织造工艺高超。
绒圈锦是采用提花装置和双经轴机构的织机，利用'假织纬'起绒工艺，在锦面上形成丰满美丽的大小几何纹绒圈的一种丝织品，反映了汉初的缫纺技术。
绒圈锦的绒经由四根一组的变化重经组织组成，相当于底经的五倍，使用了双经轴和提花装置，并科学地利用起绒纬工艺，使织锦起到了'锦上添花'的立体效果。它是汉代织锦工艺的一种创新与发展。
7 西汉 素纱襌衣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襌衣身长128cm，通袖长190cm。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交领、右衽（rèn）、直裾。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m2，重仅49g，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它代表了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8 东汉 “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亟” 织锦
新疆楼兰墓出土。花纹单位：18cm×4cm。原件被英国人A.斯坦因带走。
该锦为多色多层(重经)经线提花锦。汉代的织锦以云气和动物相结合的纹样为常见，并将吉语穿插其间。纹样成条状横贯全幅，上下循环单位较小，目的在于减少提花综，提高生产效率。织锦地出现的颜色有深红(底色)和黄两种，但经条色彩的变化，多到21组。其相间变化的顺序(由左到右):绿、棕、蓝、绿、棕、蓝、棕、绿、蓝、绿、蓝、棕、绿、蓝、棕、绿、蓝、棕、绿、蓝、绿。经条宽窄变化，给色彩轻重的布列，以调剂和影响。锦上织有作者名字和吉祥语句：“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亟。”织物画面生动，景物自如，色泽富丽，是汉锦中的代表作品。
9 东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朝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其中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全称应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cm2，纬密48/cm2，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此锦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0 北朝 方格兽纹锦
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北区九十九号墓；同墓出土高昌延寿八年（631年）文书，表明该锦的织造年代当在此以前。这是一件五色经锦。经线分区牵入，每区仅三色。其中绿色和黄色经丝轮流用作纹样地色，在纵向形成宽条纹，横向则以红、白、蓝等经丝作细条，组成富有变化的方格纹。兽有牛、狮、象三种。狮、象白色，分别用红、蓝色线条勾勒轮廓，造型夸张；牛蓝色，用白色线条勾勒轮廓，形象逼真。实物为残片，长18cm，宽13．5cm；一侧留有幅边，宽3cm，作蓝白细条。
11 北朝 圣树纹锦
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6号墓出土。长13.8cm，宽26.1c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锦主体花纹是灯树，灯树上方是葡萄树和对鸟，灯树下方是对羊，表现了古代上元节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情景。锦面纹饰采用对称排列方法，是吸收西方特有的图案循环排列方式。
12 南北朝 天马联珠纹织锦
传世文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驾八骏游历天下，西及流沙。汉代传说中天上羽人亦多骑马驰骋。马的形象多见于汉晋乃至后世织锦的装饰中。然而带翼天马则来自古代波斯，天马被波斯人视为Tishtrya神，与索洛亚斯德教关系密切。北朝末期，天马形象传入中国，并且频繁地出现在至今图案之中。此织锦残存八套连珠纹圈，每套连珠纹圈内一匹蓝色带翼天马。
北朝织锦多有连珠纹圈内画对兽或单个禽兽纹样。此锦天马含蓄而力量内敛，有蓄势待发之态。无论从中西文化交流还是丝绸织造工艺甚或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块天马织锦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主要图案为一粗红线条围成的椭圆形框，勾有黑边，粗红线中饰有具有粟特风格的联珠纹。框中织有一组上下对称的图案：一人手牵一头骆驼，在人与骆驼之间，织出黑色的“胡王”二字。在每四个椭圆框所围成的空隙中，又有由黑红两色菱形花纹组成的装饰。此锦织工精细，配色讲究，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特别是织有“胡王”二字，在汉晋丝织品中堪称佳品。
与胡王牵驼图案左右相邻的是双狮图案。双狮构图及边框与胡王牵驼一致，皆为上下对称结构。狮身呈黑色，卧姿，卷尾上扬，悠然自得。胡王牵驼和双狮图案均纵向连续排列，两列相间，构成织锦花纹图案。
主体图案为对鹿，长角后伸，昂首挺胸，矫健雄伟，三足直立，一足前伸，款步向前。双鹿足尖踏于平展的蕉叶上，尾端尖翘，身饰连珠纹，形象活泼生动。外侧为一圈连续的花叶形边框。主体纹饰之间以四朵连枝的花纹填满剩余空间。织锦兰、红双色为主，色彩对比鲜明、醒目。
15 南北朝 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
都兰出土。
外层卷云和内层联珠组合成圈，圈间用铺兽和小花相连，圈外是卷云纹和中文“吉”字，圈内是太阳神。太阳神头戴饰物，头顶有车盖，车盖两侧有带角侧面龙形纹。太阳神双手合十交脚而坐于莲花座上，乗六乗有翼马车，背后圆形身光两侧分别有一侧身跪膝侍者，侍者身后为展翼扬尾凤鸟。
16 南北朝 红地联珠蓝彩对雁纹织锦
连珠纹即由尺寸基本相同的圆点缀连呈环形排列，其中填充各种动物纹样，构成母题花纹。此件红地蓝彩对雁纹锦，盛行于南北朝延及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典型例证。
17 唐 联珠团花纹锦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11号墓出土。
该墓同时出土有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墓志，纬线密度为16×2/cm2，经线密度为48×3/cm2，以经线显花，一侧尚保留完整的幅边。锦以黄色作地，用白、蓝、绿色经线显花，主体花纹为直径3cm的联珠小团花，联珠小团花纵横排列整齐，布满整个锦面。
联珠纹是唐锦上常见的纹样，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吐蕃使者禄东赞所穿的衣服上便织有联珠纹。
18 唐 红地花鸟纹锦
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381号唐墓，出土了一双云头鞋，鞋的尖端夹缀了一条花鸟纹锦。锦长37cm，宽24．4cm。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等八色丝线织成的斜纹纬锦。
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的花团为中心，绕以各种禽鸟、行云和零散小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石、远树。锦边还有带状花边，宽3cm，宝蓝色的底子上有五彩花卉。纹锦图案繁褥，形象生动，色彩华丽，组织严密。
19 辽宋 红地妆金团龙绢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传统中国金代纺织品风格，即以金线妆花，在单色底上显示不对称纹样。该织物的纹样是一个圆形龙戏火珠纹。团龙作为君主袍服的纹样，始于唐代，宋代和西夏时期亦有这个传统。这个例子是一个早期的五爪龙，它所使用的妆花技术最早见于1162年的某个金代王族墓出土织品中。
21 辽宋 滴珠窠狩雁纹妆金绢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每一个滴珠窠图案中都有一个狩猎的场景：一个小猛鹰从上往下似要袭击一只大雁。“春水秋山”中的春天狩雁是蒙古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宴，在元代之前的辽代、金代亦如此。类似的图案在金代和元代的玉器上也有出现。
22 辽宋 莲花卷草男童纹垂带织物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莲花卷草纹与男童的结合即当时流行的“磨合乐”题材，也是文献记载中城镇依市令而流行的民俗之一种。
23 辽宋 缠枝莲花婴采纹锦
两组“磨合乐”分别脚踏莲花宝座或花卉宝座，或双手攀搂莲花，或双手托莲花，神态生动可爱。是传世宋锦中极为罕见的丝织珍品，整体设计充满着祥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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