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江南三织造的快速发展，到明清时期，宫廷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办事处，主要管理各地方纺织事物，负责供给朝廷使用的织绣品。管理各个级别的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产，社会秩序，征收税业务等，名曰江南三织造。其形式相当于现在的国营工厂，包括管理人员，各种花费，盈利和亏损都由国家负责。
江南三局经费的来源，完全靠工部和户部指拨的官款，其中工部拨款占百分之五十五，户部占百分之四十五，然后根据织造任务和生产能力的大小分配给三处织造。工部户部拨款虽有数字，但与各局的实际费用并不相同。从总体看，织造局的实际费用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如雍正三（1725）江南三局的实际费用为二十一万三千余两，嘉庆十七年（1812）则降至十四万两，反映出清代官营织造工业的规模日益衰落。
明代在三处旧有织造局，久经停废。到清顺治二年（1645）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四年重建。八年确立了“买丝招匠”的实质性的经营生产，在当时称为江南三织造局。
江南三局重建之初，对于督理织务的织造官员，曾一度袭用明制，派遣织造官员督管。顺治三年改为以工部侍郎管理织务，选内务府官员管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局。三织造局重建初期，生产并不稳定。康熙七年（1686）以后，织造业务才逐步走上正常的生产和销售轨道。
清代江南织造通常分为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员驻扎及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织造局是经营和管理生产的工厂，生产组织都有一定的编制。苏州织造局分设有织染局（又名北局）和总织局（又名南局）。局内织造单位分为若干堂或号，每局设三人管理，名为所官。所官之下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等技术和事务管理人员，负责督率工匠，从事织造。江宁织造局之下分设三个机房，即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技术分工较细，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和织挽匠等各类工匠操作，具有工场手工生产组织形式的特点。
清代江南织造三局，从17世纪40年代重建，到18世纪40年代一百年的时间，其主要生产工具——织机数量，各局的设备规模不断缩减，清初有两千一百余张，乾隆十年（1745）下降到不足九百张，不过仍大于明代在南京及苏、杭所设织局的规模。而各局拥有的人数比较稳定，一般在两千人以上。苏州局在顺治四年共有匠役两千五百余名，康熙二十四年有匠役两千六百余名。江宁局的三个机房，乾隆三年共有匠役两千九百余名。杭州局原定额数不详，大致也在两千人以上。乾隆十年江南三局匠役总数为七千名左右。
由于清廷长期进行大量织造锦缎，使内务府和户部两处的缎匹库存达到饱和状态，不论是上用缎匹和赏赐缎匹都已过剩，其中仅以积存的杭锦一项，就足支百年之用。这样，从道光二十四、五年（1844、1845）起，江宁局和苏州局的生产已经处于缩减和停顿的状态。到咸丰元年（1851）年底，这两局因织造停减而不曾用掉的额定经费有二十余万两。
江南三织造局先后受到战争破坏。咸丰三年以后，一向由江宁局织办的彩绸库各色制帛库存告急。因南京为太平军占领，故暂交杭州局织办。光绪四年（1878）始奏准由杭州局添设机张，继续织造此项神帛诰敕各件，江宁局原从事此项织造的神帛诰命堂从此停办。
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三织造局逐步恢复生产，凡上用和官用各项丝经、炼染、织挽工料所用银两，都由户部重新理定。并陆续添设织机，但也不到乾隆时期织机数的三分之一。招募的工匠也不足额，总共三局不过千人。江宁和苏州两局织造经费每年额定，无闰月时为十八万两左右，有闰月时为十八万一千一百余两。光绪十一年，清政府为江南三织造支销银数为六十一万余两，以后虽逐年有所增多，如二十年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万两，但三十年，清政府还是以物力艰难为由，裁撤了江宁织造局，标志着南京织造业的衰落。苏州、杭州两织局则随着清亡而终结。
实际上，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明清纺织品完全和三织造局的盛衰相符，十七世纪应为明清织物，在质量上都是顶峰时期，因为技术因素，年代早了还不够成熟，十七世纪以后明显过于追求多、块、好、省，多数产品在质量上有所折扣。
红色片金锦 （江苧恒记）款
由于有江南三织造的说法，即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同时还有三个地区以外的名称，江南织造。按照正常逻辑，既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署名，江南织造的名称从何而来呢？据说清中期，朝廷觉得江宁的名称不够吉利，加之清代有一段时期，（约顺治二年开始）现在的南京曾经叫做江南省，所以把江宁织造的名称改为江南织造。我觉得这种说法应该靠谱，因为江宁制造的实物确实年代较早，而江南织造的实物普遍相对较晚，所以两种机头同为南京产品。
黄色妆花缎过肩龙裙式朝袍坯料 机头 蘇州织造械兴
年代；清晚期
黄色带机头妆花缎龙袍机头文字（江南织造臣明伦）
年代；清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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