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锡尼河流域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作为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独特的造型风格、经典的分割修饰手法和精湛的制作工艺都蕴含着某种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标记。文章通过历史文献查阅、实地调研考证等方法,阐述了布里亚特蒙古族部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传统袍服形制特征进行了溯源分析;从美学角度解读其造型艺术特色,从人文视角剖析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中所体现的装饰意蕴、色彩象征及艺术内涵,进而展现布里亚特蒙古人独特的审美心理与人文精神。
作者: 闫亦农a,b, 肖丽瑶a, 曹莹莹a
作者简介: 陈静(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蚕丝纤维工程及其再生材料
( 内蒙古工业大学 a.轻工与纺织学院;b.蒙古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所,呼和浩特 )
关键词: 蒙古族;布里亚特;传统袍服;美学特征;文化意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非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多样化的文化价值、生活韵味及思维方式,体现出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不竭的动力。近些年,国家对于“非遗”项目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艺术也格外关注,蒙古族服饰作为中国第二批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已缩影为内蒙古地区符号化的象征。
布里亚特是中国蒙古族众多部落之一,其袍服作为该部落族人智慧的结晶,是该部落历史发展进程中活态化的体现。由于锡尼河流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部落曾从俄国迁徙至中国境内定居,在历史沿革上有着较为独特的跨境经历,因而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具有欧式风格,与其他蒙古族部落袍服相比独具一格,是该部落穿着在身上的“史诗”。
布里亚特蒙古族部落发展及历史沿革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部落中一个较为古老的部落,于公元13世纪(1207年)《蒙古秘史》(第239节)一文中提到:“不里牙惕者,漠北地正北部族,为术赤降,林中百姓。”[1]这一记载指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大军西征时,途径萨彦岭北麓地区一带,征服了这“林木中百姓”的历史事件。文中提到的“不里牙惕”,就是现代布里亚特人的先祖。14世纪前期高丽王朝送入元朝为“质子”的王世子王瑶在游历元上都、和林及岭北各地后,称赞“不里牙惕”人“其服锦绣,饰配精良”[2]。蒙古史学家道润梯步在书中也曾写到“拜喀勒湖东有库里、秃刺思、不里牙惕、秃马惕四部,统称巴儿古惕”[1]。《史集》中对巴尔虎的称呼为巴儿古惕,“惕”是蒙古语中的复数词。从这个历史记载又可以看出,布里亚特在蒙古各部统一之前,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以东一带,是“巴尔虎”部落的一支,与巴尔虎统称为“林中百姓”。之所以称呼其为“林中百姓”,则是源于朝鲜王朝时代《西地概胜·八邻万户》中的记载:“他们曾生活的地域在亚寒带针叶林分布区域内,就在如今蒙古国正北方,这与当时生活在稀树高草原地带的大多蒙古人有着较大差异,大片高大挺拔的针叶松林给远征的蒙古军队,以及后来的朝鲜使臣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因而载于史册。
随着年代更替与时间推移,从蒙元时期再到明代,布里亚特蒙古人都一直生活在隶属中国鞑靼蒙古的尼布楚地区(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一带,直到公元1631年沙俄通过战争手段挑起战役,于公元1689年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及公元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基条约》[4],布里亚特蒙古地区被清政府归划给了俄罗斯,中俄边境线南移至额尔古纳河。在这段时间里,沙俄非法占领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外兴安岭等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布里亚特蒙古人在欧洲领域上开始了长达2个世纪的异乡生活,意味着居住于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始作为俄国的一份子,要接受俄国的统治与文化、学习语言、遵循其宗教习俗、服饰中也融入了异国元素,这正是布里亚特部落服饰区分于其他蒙古族部落服饰,部分形制与俄罗斯服饰相似的历史原因之一。直到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部分布里亚特牧民携带其亲属,陆续从尼布楚贝加尔湖附近地带迁移至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流域定居[6],并带来了优良的牲畜与先进的生产工具,从此安居乐业。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推移、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变化,蒙古族不少支系部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较大的融合与改变,如科尔沁、喀喇沁、翁牛特、敖汉等部落服饰。清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满蒙联姻”,满蒙文化、习俗、宗教的相互交融与渗透[7],进而使科尔沁地区支系部落的传统袍服具有了满族服饰风格的融合感。而布里亚特较为特殊,作为曾分居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的跨境族群,现如今虽然在生活习惯上已与中国草原游牧文化的大部分蒙古族部落并无差异,但布里亚特传统袍服的造型特征上还依旧存留着欧式风格的影子,区别于其他蒙古族部落,并且一直保持和传承着该部落袍服最原始化的民族文化基因,在现代民族服饰的洋洋大观中独树一帜(图1[8])。
图1 布里亚特部落蒙古族袍服
Fig.1 Mongolian robe of Buryat tribe
2.1 身份符号的界定
“服装的缔造与传承以符号为媒介,既是功能符号又是艺术符号”[9],这些符号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符号系统。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作为该部落族群符号化的外在表征,从该部落袍服的形制表现上便可看出性别、身份、婚姻、不同场合及家族地位界定等信息,看似简易明了的符号化的服装形制暗含着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智慧及人文思想的表达。
锡尼河流域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具有较为明显的性别符号化特征,女子袍服具有断腰式结构,而男子袍服衣身通裁,为十字连身式结构,与大多数蒙古族部落男袍形制相似,整体袍身肥大,呈右衽,下无开叉装饰,其前襟衽部有三色织锦镶边装饰“恩格勒”(表1),这一局部特色又是区分该部落与其他部落的符号化象征。腰带是布里亚特性别符号化的又一典型特征,在该部落只有男性会系扎腰带,是尊严与气质的象征,一般布里亚特男子的腰带为黄色、淡绿或紫色。自古以来,布里亚特男子在穿着袍服时,腰带系扎靠下,袍服上提,腹部隆起,一方面是便于胳膊上举时的灵活,另一方面主要是彰显其魁梧健壮的身形。
表1 布里亚特袍服形制特征对照说明
Tab.1 Comparison of the shape of Buryat robes
同为断腰式结构的布里亚特已婚妇女与未婚女子传统袍服也具有强烈的符号化特征性,主要体现该部落女子在生活中角色的转变。布里亚特已婚妇女袖山处上肩打褶,且褶皱较为明显,下接类似西方服饰中“羊腿袖”的膨体状袖子,这与未婚女子连裁式的直筒袖设计较为不同,具有欧式风格特色;其次已婚妇女袍服的肘、肩、腰等部位中出现了西式的剪裁分割;最为典型的就是布里亚特已婚妇女会在袍服外穿着对襟的坎肩,坎肩有长款与短款之分,长款坎肩蒙语称“敖吉”。布里亚特未婚女子在结婚当天被接到新郎家后便会换着已婚女子袍服并外套坎肩,以此来界定其婚姻中的身份转换。
布里亚特女子穿着的袍服装饰艳丽,强调服饰的审美功能,而布里亚特男子袍服则较为注重服装的实用功能,袍服多以暗色为主,没有较多装饰,整体风格沉稳大气。不同场合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着装也不同,平日生活里男女会穿着较为宽松、面料质地朴素,形制简单的服饰,如“朝布”,也被称作雨衣(图2(a)[5]),具有功能性的日常服饰(图2(b)[10]),节日等特殊场合则会穿着华丽服装并佩戴饰品(图2(c)来源于网络)。
图2 布里亚特日常服与盛装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Buryat’s daily clothes and costumes
2.2 中原文化的传承
自元朝建立以来,发布建立行省制度,它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各民族的接触和联系进一步加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的局面。元朝的建立使中原地区的人民摆脱了长期战乱动荡的生活,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商业也得到了繁荣,加之蒙古统治者对民族与宗教实行宽松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环境,其中就包括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
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汉族形成了一套融合且相似的穿衣体系。其形制特征与元代男子袍服相类似,即着帽冠、窄袖长袍、束腰带、穿合袴、蹬皮靴[11],这一特点在赤峰元宝山1号墓出土的元代壁画《墓主对坐图》中就有所体现,图3(a)拍摄于赤峰市博物馆、图3(b)笔者绘制。布里亚特作为中国蒙古族部落的一支,其形制同中国蒙古族男子传统袍服相一致,整体袍身形制肥大,与中国古代传统袍服结构“十字型平面冠头式”秉承同一基因(图3(c)[5])。与中原传统服饰具有结构的统一性与趋同性,在布里亚特袍服的形制结构中较为独特,其作为一种服装语言区别于西方,属于典型的东方主义风格袍服设计。
图3 男子袍服的形制特征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Buryat men’s robes
2.3 欧式风格的融合
布里亚特已婚妇女传统袍服与该部落男子袍服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制结构变化,布里亚特已婚妇女袍服是由9块面料拼接组合而成,在其袍服结构中出现了西方欧式“块面”的艺术分割手法。由于17—18世纪,当时俄国和波兰处于相互敌视状态、战争频繁,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文化接触,西欧文化与俄国本土文化产生交融并发生影响,俄国人穿上了波兰贵族的服装,即巴洛克、洛可可时期风格的服饰,这在德米特里·列维茨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中有所体现(图4(a))。而俄国“十月革命”战争爆发前布里亚特蒙古人一直居住在俄国尼布楚一带,因而其袍服特色与整体形制也受到当时欧洲风格服饰的影响,融合了异国韵味,其典型特点为羊腿袖、衣裙式形制、裙摆膨胀多褶,呈现出强调块面感及具有浓郁欧式风情特色的袍服艺术设计(图4(b)[5])。这使布里亚特已婚妇女袍服更加立体,追求空间感、廓形感,强调曲线美,区别于中国古代中原传统服饰的平面形制结构。
图4 女子服饰形制特征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women’s clothing form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2.4 折衷主义的表达
中国古代学者曾用“折衷”一词来刻划思想特征的做法,讲究批判性的兼容并蓄,但现在“折衷”则多用于建筑、艺术、服装美学中,表达了一种对新意识、新观念的一种平衡、交融与认可状态[12]。布里亚特未婚女子的袍服设计,其造型属于折衷主义风格,形制上兼具欧式和中原的元素与风格,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艺术产物。布里亚特未婚女子袍服其上半部分与该部落男子袍服上半身形制相似,均为十字平面结构,具有典型中原的东方主义艺术风格。受外来文化影响,布里亚特未婚女子与已婚妇女袍服的袍服下半部分,两者在结构与形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统一性,均为腰部打褶的膨体状下摆,形制较为立体,裙身在形制结构上借鉴了欧式元素,呈现出类似于欧洲洛可可时期的“钟型裙”造型。其上下形制与风格的反差性组合,蕴含中欧交融气息,呈现出折衷主义风格的艺术设计(图5)。布里亚特蒙古族人思想表现也较为“折衷”,一方面其一直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开放式的吸收与消化着异族文化,这种新颖大胆的文化认同思想和改变,正是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和主要原因,因而能在布里亚特未婚女子袍服中有所体现。
图5 布里亚特未婚女子袍服形制特征示意
Fig.5 Structure features of Buryat married and unmarried women’s robes
布里亚特蒙古族袍服造型的美学特征
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的文化意蕴
中华传统文化多以“和”为先,避免“一枝独秀”“独占鳌头”。艺术人文中的“和”指“兼容并蓄”“融会贯通”,除了要经过儒家、道家等禅宗思想的演化与弘扬,更是要各民族文化的彼此融合、互通,从而演化为华夏文明重要的精神内核[15]。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中所蕴含地装饰意蕴、色彩象征,以及反映崇尚文艺融合的民族精神与艺术内涵,均能体现布里亚特蒙古人独特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情趣,进而促使中国布里亚特袍服艺术做到真正的民族“精神”传承与“意韵”发展。
4.1 “
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自古信奉自然宗教萨满教,因而该部落族人在色彩审美上有着独特的信仰与偏好,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好还带有一种宗教神秘色彩的超验力量,这在布里亚特袍服“”形的前襟衽部的“恩格勒”(表1)中就有所体现。“恩格勒”是由“蓝、红、黑”三种颜色构成,这三种颜色与萨满教崇敬天神、火神及山石大地的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16]。其中蓝色代表“长生天”,象征纯净、永恒与坚贞;黑色代表“大地母亲”,象征广阔与富饶;红色代表火焰,象征太阳与兴旺。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同的审美寓意,袍服中迸发出双重含义的精神内核更是反映出布里亚特蒙古人追求和谐、宁静、平和的审美心理。
“恩格勒”的缝制工艺也极为讲究,祈求内含“天、地”般的超验力量,具有祈福功能,匠人在制作“恩格勒”的红色镶条时也要塞进三根公骆驼鬃毛,作为心脉,以此来震慑邪恶、祈求平安与健康。缝制这种装饰时,也称其为天鹅装饰,这不仅是因为“”造型与天鹅相类似,更是源于他们信仰天鹅传说。布里亚特部落认定自己本民族就是天鹅的后代,将天鹅作为祖先神来崇敬,并且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会吟唱“天鹅祖先,白桦树栓马桩的人”的颂诗[17],以求平安、健康与幸福。
布里亚特蒙古人信仰天地、崇尚自然,袍服中“”形的造型与色彩构成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涵,更像是拉近了布里亚特蒙古人与“天、地”的距离,消弭了与“天、地”的隔阂,进而弘扬了布里亚特民族部落的文化理念,彰显其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
4.2 “块面”分割的精神意蕴
蒙古民族的草原文化里体现团结与英雄主义的典故最为丰富,《蒙古秘史》载有圣母阿阑豁阿五箭教子的故事,体现了蒙古人对团结的理解,对亲情、友情的和谐表达;其次还体现出蒙古人的英雄崇拜,是做英雄还是做“常人”？这是理想与现实、崇高与普通的心灵抉择[15]。蒙古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草原民族”,诞生出无数的英雄儿女,在这种人文思想与精神内涵的熏陶下,作为支系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部落与蒙古族秉承同一精神理念,该部落内含的英雄情怀在其传统袍服中得到了体现与升华。
布里亚特已婚妇女袍服在其肩、肘、腰等部位进行了“块面”分割,这种设计形式传说为了纪念本民族的女英雄巴拉金王后[18],因而将自己袍服的主要关节部位进行分割裁制,由此产生了肘、肩、腰部分割的经典款式,世代相传。布里亚特这种立体、多变的“分割款式”不仅蕴藏着无限的英雄情怀,而且它早已上升成为象征着布里亚特蒙古人尊严、正义、勇敢、顽强与坚毅品质内涵。
4.3 装饰的情感表达
布里亚特蒙古族袍服中的装饰艺术也独具韵味,对数字、色彩的把握与运用极为考究并富有寓意,袍服边缘轮廓处的绦子修饰寄寓着幸福与美满。布里亚特已婚与未婚女子袍服边缘轮廓处均会修饰色彩靓丽、高明度的双色窄形绦子,这种由两种颜色组成的窄形绦子约1 cm宽(图7),其颜色为红、黄或绿、粉的固定搭配色彩。据布里亚特人说:其中黄色代表月亮、红色代表太阳。这种双色窄形绦子除了使整体袍服看起来更具层次感外,其还具有成双成对之意,绵长的装饰绦子象征着女子婚姻的长长久久,是对婚姻的美好祈愿。与已婚女子袍服不同的是,早期布里亚特未婚女子袍服的镶边装饰绦子为单数,三种色彩,在黄、红之间会夹蓝色,蓝色象征着蓝天,而现代未婚女子袍服中的镶边装饰绦子与已婚女子袍服中一样,均为双色绦子。
图7 布里亚特袍服中的装饰线艺术
Fig.7 Decorative line art in Buryat robe
“断腰装饰”寄托着吉祥与美好。布里亚特已婚妇女袍服的腰截线处缝有织锦缎的“断腰装饰”,约5cm宽,前衣身有,后衣身无;其外穿坎肩上的“断腰装饰”则环腰一周,前后中缝断开,色彩同样由双色构成,上部分织锦色带可为黄、绿、蓝色,下部分的织锦色带则必为红色,其代表男女之阴阳[19](图7笔者绘制)。布里亚特未婚女子袍服的前后衣身均有“断腰装饰”,早期未婚女子袍服的“断腰装饰”为单色,结婚后由单色转变为双色织锦缎缝制。从这里就能看出,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婚后常用到双数和双色,在布里亚特双数代表吉祥,有成双成对之意。
袖山的褶皱修饰象征着精神上的悟道与圆满。布里亚特蒙古族有尚青、白颜色的审美观念,崇“七”“九”数字的风俗习惯。已婚妇女袍服“羊腿袖”的袖山处的褶皱修饰,就秉承这一风俗,打有七或九个褶,七褶居多,前三后四。这是源于藏传佛教,传说释迦牟尼佛刚一出生的时候,落地就能行走七步,前六步表示六道,第七步表示悟道,所以七用于表法,寓意超脱六道,达到悟道的解脱,圆满之意,象征着精神上的至深境界。布里亚特人说起袖上的褶皱艺术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从袖山的第一个褶起代表幸福,第二个不幸福,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褶为幸福之意。
结 语
在服饰多元化发展的当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承与发展。本文通过对锡尼河流域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袍服的历史及形制溯源、美学特征、文化意蕴的解读,可见其袍服不仅沿袭了中国中原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还融合了异国风格,区别于其他蒙古族部落服饰与文化;其袍服造型之夸张,形制之独特,是该地区归属感的艺术表达;袍服中蕴藏的天地“和”的人文思想及具有英雄崇拜的精神内涵,是情感的寄托与表达,具有美好的象征与寓意,体现了该部落独特的服饰民俗文化。锡尼河流域布里亚特传统袍服作为蒙古族“非遗”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浑然天成的艺术美感与文化意蕴反映出民族服饰的无限魅力,与其他蒙古族部落服饰共同构建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蒙古族服饰体系,为中国“非遗”民族服饰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助于中国“非遗”民族服饰得到进一步地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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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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