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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罗氏大成谱》的历史渊源

  家谱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上《世本》乃是我辚谱牒最早的著作,司马迁《史记》的世表、年表取法乎此,实为后来家谱宗谱之滥觞。在谱学发展史上,经历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样三个发展(参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修谱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高潮。尤其是清代,可说已达到顶峰,有人统计,“宋元以来,清人修谱最多,保存至今的放乘,至少在二万种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清人社会生活》)。到了民国,修谱之风仍不少衰。“考我国古代社会夙重宗族,自大儒欧阳氏、驯至举国上下,无族无谱”。写于民国三十七年的《罗氏杞公戊子族谱序》中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清代、民国期间“族族有谱”这一历史事实。罗姓之有族家乘,当然亦不例外。

公像

    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俗称“柏林罗氏”)族谱,罗颖在《源流总序》中称:“吾祖家豫章,抵颖身,三百馀年”,其间“文献足征”,因此族谱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罗氏人才辈出的实录,又记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赠诗之类,且溯源重黎,以罗君用为先祖,并及“十八世祖”罗企生,堪称源远流长、后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宋代文家苏轼曾写诗《罗氏谱赞》云: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

忠孝一门,节义两顾。

文德武功,名留简竹。

理学真儒,后先继续。

礼立仁昭,天伦攸笃。

贤子贤孙,旋踵芳躅。

以此家风,遗风善俗。

   宋代元杰公主编的《江西罗氏大成谱》12册及清朝明高公主笔的《罗氏重修大成谱》24册,历唐、宋、元、明、清近千年罗氏源流世系一脉相承,代表着中华罗氏历史。

元杰公像

香港罗氏宗亲会主编的《豫章罗氏源流考》凡例郑重声明:“江西大成谱,初修於宋之元杰,后续於清之明高,世系详明,源流赅备,足为秦汉以后采録之参稽”。

明高公像

    至于江西“戡村罗氏”也即以后称为“秀川罗氏”者,以罗崱为先祖,其族谱始修于宋淳熙元年,广南西路转运书司主管文字赐绯汇巨济曾作“庆源图”而首叙之;绍定元年,朝清郎罗蓬伯又再叙之;以后又多次续修。宋代所修罗氏族谱,在《宋史.节文志》上无载,可见当时并未公开流传,或流传不广,我们现在也只能由有关的“谱序”中窥一斑,却无法获得原本而见全豹。就是清代、民国时期的罗氏族谱,也由于战乱灾荒的洗动劫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扫荡而所剩无几,令人感到遗憾。 

   1995年间,广州市政协委员罗进与河胜发起编纂《中华罗氏通谱》。意图通过寻根问祖、弘扬祖德,以谱为纲,以史为据,上溯轩辕黄帝,下逮村庄基祖。在中华罗氏宗亲大力支持下,于2002年秋季,《中华罗氏通谱》(上、中、下三册)告竣出版,纪载翔实,昭穆秩然,比较准确地记载中华罗氏的荣辱历史,在中华民族罗氏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中华罗氏大成谱》以宋代元杰公、清朝道光明高公主修的《罗氏大成谱》和《秀川谱》《豫章罗氏源流考》及各省市县罗氏基祖出生地源流、谱牒记载为纲,各地罗氏文献、族谱、史实为据,“以族谱为本,以史志为鉴”原则,在罗河胜主编原《中华罗氏通谱》基础上,进一步撷取罗氏渊源精髓,派衍演变,基祖播迁,家族文化,纵贯五千年罗氏家族风貌。务必追溯寻源,史谱为据,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符合尊祖敬宗之旨,以成千秋不朽之言也。编纂《中华罗氏大成谱》,统一中华大地暨海外罗氏源流世系。重历史,梳理源流;重考证,正本清原;弘祖德,缅怀先人的丰功伟绩,力求编纂一部比较准确、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中华罗氏源流族史!


罗氏族谱的谱法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恂倡修族谱家乘,最为积极得力。他们不仅亲自动手编写本家的族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欧阳氏谱图序》)苏恂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不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他主张一般家庭修谱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世,而政治经济地位比较稳定的皇室贵族等,则可以按照“百世不迁”的“大宗之法”来编定族谱。(苏恂《嘉佑集》)在编写方法上,他们一采叙述式,一采图表式。他们虽然在体例方法上有别,但“敬宗收族”的目的则同。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恂的族谱成为宗谱形式的规范,影响至为深远。宋绍定元年罗氏《秀川家谱叙》有言:“古人之意,莫重于族,亦莫严于谱。谱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合其族之所由分天。

   ”“先王制礼,以明宗为大务。是以古者有大宗、小宗之别,使其派有所统而不紊。又重之以岁时腊祭之会,冠婚丧祭之礼,乡射燕饷之仪。其目委曲而繁重若此者,盖所以习其揖让长幼之节,隆其亲亲老老之恩,厚其睦姻慈爱之义,使人人知有忠敬孝友,醇固而无浇薄之风。”因此,罗氏族谱的编写,也基本是效法欧、苏二氏。但这种效法,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变通的,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取长补短的关系。直至清代、民国,罗氏修谱或“谱体采苏式”(民国三十七年安化《罗氏族谱》)或“参用欧、苏两式”(光绪二十五年浏阳《罗氏二修族谱》、“集欧苏两氏之长”(民国三十年新化《罗氏通谱》)


修谱的主体思想

  与其他家族一样,罗氏修谱也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清代湘军名将罗泽南在《罗氏墨谱序》中说:“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为数千人,数千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为身,则当以祖宗之心不心。一族之内,俊秀者尊之,象贤者也;孝子悌弟义士节妇则钦崇之,立身行道,贻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庆之,大吾门闾者也;富者卫之,能克家者也;贫者、弱者、孤者、独者、鳏者、寡者、疾厄者、患难者,相与救助之、赈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视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惧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宗友赖以递续者也。”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许多仁人志士和有作为者都注意把“敬祖收族”的观念推衍成为“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国家民族事业受到空前危难的时刻,更把家族观念扩展为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移孝作忠,毁家抒难,舍“小我”为“大我”,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华容南山罗氏始迁祖为宋朝宣义大夫、抗元义士罗尚德,其后裔罗桢,抗战中为“湖南省民众搞目自卫团”华容县军事参议,“于兹倭奴入寇,兵气嚣然,犹谋纂明世次,敬宗收族”,以“率循宣义遗训,昭示族人”,“收抗日自卫之功,以慰国人”(《南山罗氏族谱序》)。民国三十年,新化《罗氏通谱》纂成,总纂罗联焘在序言中特别希望“族中诸父老昆弟”,“各本敬宗收族之旨,益坚团结,共体时艰,以发扬民族精神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湖南安化县英武中学校长罗驭雄,是毛泽东一师同学,国民党左派,曾任北伐师政治部主任,他对于“敬宗敦族”与“世界大同”的关系有自己的明确见解:“方今时局剧变,国人对于家族观念逐渐冲淡,且国际往来愈频繁,视野愈广大,天下一家,期诸实现。向之所以爱一家一族者,今兼以爱异族异人。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理想因时代而进步,固未可以厚非。惟是天下之平,基于国治,一国之治,其于家齐;而国为家之积,虽世界纵跻于大同,而家未必即废。故敬宗敦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未可以侈言天下一、世界大同,而漠然忽视宗族也”。他鉴于安化罗氏杞公后裔有毅力、有热忱、团结之力最强,因此希望“杞子裔诸君子扩此特殊精神而及于全族,全社会,则有裨于民族国家之建设与隆昌,又何可限量!”(《杞公民国戊子族谱序》)


修谱:家族中名人的义务

   既然族谱家乘在团结族人,保家卫国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许多族成员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成员和热心分子,把修谱当作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朝夕不遑,熙攘其间,乐此而不疲”(罗驭雄《杞公民国戊子族谱序》)。近代一些学者,都亲自主持或参加纂修宗谱的活动如近代文史学家、民国初年广东临时省议会议员罗师杨,1926年归里后亲自纂修罗氏族谱;近代历史学家罗元鲲,与毛泽东一起参加“驱张运动”的湖南旅京教职员代表罗教铎,共同于抗战期间的1941年主修湖南新化《罗氏通谱》。

   旧时修谱,有一种陋习,即为了在社会交往中抬高本族的声望和地位,往往攀援贵胄,附会名紧贤,生拉硬扯地硬指把某某历史名人说成是本族之祖;有的更出于势利观点,富而远者亲之,贫而近者疏之。但湖南浏阳版贝罗氏修谱时,则坚决反对这种“弃亲近疏”的观点,“溯家法者,重本支也若泛以某处富贵者为荣,某处贫贱者为辱,弃亲近疏,必遗幽明之愤恨矣”,“苟仅以攀援附会,固不能严宗派、别亲疏,抑且厚诬先人耳”(咸丰十年《迁浏一修序》)。因此这支罗氏所修族谱,“宗支分明,派次联属。疏也,不以富贵而收之;亲也,不以贫贱而遗之”(汤兴梅《罗氏家谱序》)。在用修谱加强族人团结、进行社会交往中,能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称许的。


修谱的价值

    罗氏是名列前二十位大姓,对中华民族文化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部较系统、全面的罗氏史书。大量罗氏精英的事迹,散见于浩瀚的典籍中。而历史上,具有《通谱》、“史书”性质的几本书,也只见其名,而未见其书。如唐末五代初,邺王罗绍威与诗人罗隐、罗衮等“通谱”;南唐进士罗颖主修过《豫章族志》;南宋知枢密院事(宰相)罗点的后裔曾于南宋当时,主编《江西罗氏世征录》,但此三本书目前均未见传世之本。而族谱中,除未能留传下来的宋代罗元杰、罗立行主编的大成谱之外,尚有《柏林大成谱》、《清道光大成谱》、《乾隆闽沙谱》、《秀川族谱》、《山原族谱》、《湖西族谱》、《阙城族谱》等一大批散藏于民间的珍贵版本传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亦收藏不少罗氏珍贵的族谱及有关史料。

    肩负将正史、地方志、族谱等典籍中的罗氏史料进行有机的编纂、有的甚至要挖掘、抢救的历史重任。如:寻找出唐初的墓志铭资料,从中挖掘出时任李世民秦王府几位罗氏将军的墓志铭,有力佐证罗等十六姓开唐的史实。在朱元璋的圣旨中,找出时任最高军事长官“五军都督府都督”罗楫的名讳。而罗楫其人,史、志、谱均未见载。这些重要史料,如不加以挖掘、整理、编纂,今后罗氏子孙后代可能就再也不知罗氏有如此辉煌历史。

    现代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均有不少的精英,为罗氏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不但是罗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份,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他们的事迹,有的有整理、见诸书刊,但更多的是没有整理,或资料很不全。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整理、编纂,时间一久,又将造成大量罗氏史料的掉失,我们这—代人就对不起罗氏的历史了。承前启后,继承罗氏光辉的历史遗产,整理、编纂现代罗氏事略,用于启迪后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是本姓的榜样!

    一部较系统、全面,质量、水平较高的《大成谱》,上可告慰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中华罗氏通谱》将极具现代的教育、借鉴价值!


修谱的筹资

    《中华罗氏大成谱》是一项浩大的罗氏文化系统工程,那么,所需的资金也是浩大的。但是,此为民间公益事业,国家不可能有一分钱的投入,全靠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本姓中的成功者,即:或位显、或文重、或财雄者,就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就得有人出面组织,按人才互补的原则,组成团队,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共襄斯举。

    如何筹措巨资来完成此一宏大罗氏文化工程

    1、必须有充分论据证明:该书具有巨大的历史、现实意义、价值。

    2、必须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健全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

    3、必须有—个精干高效、廉洁奉公的工作班子。有看得见的业绩,有成功的希望。

    4、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赞助《中华罗氏大成谱》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赞助者的功德,将与《中华罗氏大成谱》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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