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下城市可怕的寂静也许更让我们明白,城市之所以称为城市,光有高楼大厦是不行的,还要有车水马龙,有喧闹的叫卖声。理查德·塞纳特对城市的经典定义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大街空无一人,没有了相遇的机会,城市就不是城市了。流动的商贩,也是一个城市让我们可以相遇的活力之源,商贩要生存,我们要生活,人间烟火可能比光鲜的外表更重要。
看到成都城管这个规定,挺感动。城市寂静了这么久,甚至寂静到让人害怕,才更知道那种烟火气多么值得呵护。车水马龙不只是生计,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听到街头商贩的叫卖声吆喝声,心理上才会从疫情中走出来。
成都正式发布《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为之前受限的流动商贩创造宽松的氛围:在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占道夜市。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超出原来划定停放点,占用城市道路停放车辆,方便群众骑行。
从宽松的“五允许”中能感觉到一个城市对烟火气有强烈渴望,经历了这种长时间不正常的寂静后,才更知道平常甚至厌烦的喧闹有多可贵。让流动商贩先活跃起来,让人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善意,这样的开禁,不只是让城市活起来,更是让低收入者有了活路。走街串巷路边摆摊的,多属于低收入人群,城市近两个月只维持较低限度的运行,这段时间蹲家里没收入,一般白领都可以承受,起码还可以网上办公,但摊贩缺乏这种在线资本和转身能力,收入刚性,抗风险能力非常弱。疫情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冲击,对这些需要靠街头摆摊养家糊口的零就业家庭来说,冲击甚至是致命的。所以张文宏说,再不复工,致命率将超过病毒感染。
宽待流动商贩,允许临时占道,越门经营,占道夜市,在平衡防控与管理中最大限度地给商贩开工空间,这种人性化之举既给了城市活力,也给了商贩活路。最近不少地方领导都在为本地复工复产绞尽脑汁地营造氛围,有的上街点小吃,有的出席开工仪式,有的逛夜市,相比这些自上而下的“领导路线”,成都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路线”:作为城市商业生活的毛细血管,商贩流动起来,街头活跃起来,有了烟火气,城市就有了该有的生气。
为了帮中小企业渡难关,此前各地都出台了不少政策,这段时间,该减的税都减,可以免的费都免了,房租能不收的就不收,给企业缓解了很多压力。但像这种流动商贩,他们的弱势在于,弱小到够不着享受那些优惠,减免房租,房子那么贵,他们根本租不起,无处摆摊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像成都这样放宽监管政策,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是用公共政策的调节赋利于民。商贩有了活路,居民享受到了便利,城市有了休养生息的空间。
疫情下城市可怕的寂静也许更让我们明白,城市之所以称为城市,光有高楼大厦是不行的,还要有车水马龙,有喧闹的叫卖声。理查德·塞纳特对城市的经典定义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大街空无一人,没有了相遇的机会,城市就不是城市了。流动的商贩,也是一个城市让我们可以相遇的活力之源,商贩要生存,我们要生活,人间烟火可能比光鲜的外表更重要。
当然,成都的这种新规可能是阶段性的,宽松是暂时的。我还是希望,这种阶段性的宽松能在实践中作一种尝试,商贩们善用这种宽松的放权,不扰民,不影响通行,不带来环境卫生的问题,与市民和管理和谐相处,使宽松不产生负外部性,不影响防控效果,也许会被接受为一种常态的善治措施。
成都的这种对流动商贩的放权,让我想到,不仅应该效仿具体的城管政策,还应该学习这种让企业和行业休养生息的政策导向,宽松,审慎包容监管,就是让受到重创的行业或个体能够有休养生息的空间,经过疫情折腾,不只是流动商贩,很多受到大冲击的行业企业都需要休整才能缓过劲来。光让复工复产,是不行的,停了这么长时间,哪有能力说复工就复工、说恢复就恢复,需要公共政策去帮他们调养和缓冲。
复工复产,不是一纸复工令就行,而需要休养生息、包容宽松之善政的驱动,像对待流动商贩那样,该宽松的宽松,该松绑的松绑,该包容的包容,起码一段时间才能缓过劲来。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性红利,可能比发多少消费券更有长效,更能让社会在疫情重创后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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