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还是均衡：重塑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选择
——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城市地理系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张亮靓（硕士生）
孙斌栋（教授）
英文题目： Polarization or convergence: Strategy of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of large countries: A cross-count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发表刊物：地理学报
引用格式：Liangliang Zhang, Bindong Sun (2017). Polarization or convergence: Strategy of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of large countries: Across-count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8): 1419 -1431.
张亮靓, 孙斌栋 (2017). 极化还是均衡:重塑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选择——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地理学报, 72(8): 1419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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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通讯作者邮箱：孙斌栋，bdsun@re.ecnu.edu.cn
摘要：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地理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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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向东南沿海尤其是核心城市集中，表现为空间极化的特点。为促进均衡发展，国家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政策的适度倾斜。对此，不少经济学家却秉持空间中性的观点，借鉴日本东京极化发展的经验，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应限制人口向北上广流动。但经济地理学家秉承空间干预的观点，认为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并不具备，建议要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支持。不应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还应该考量政治、民族、国家安全等因素。由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中国一级中心城市的经济正向溢出半径远远低于中国的东西向或南北向纵深幅度，因此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规模是影响国家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的重要因素，大国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
本文采用位序规模法度量城市规模分布，即城市规模分布服从简单的帕累托分布。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越大表示城市规模体系越均衡，越小表示越极化。由于已有文献大多选取一个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上尾来度量城市规模分布，故本文的人口数据采用了联合国2014年发布的《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中世界各国 2014年人口大于30万的城市集聚区面板数据。同时，由于早年份的数据存在偏差，本文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以2014年截面计量分析为基准，后采用不同时间段的面板回归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主要关注国家人口密度和国家面积对于城市规模分布差异的影响。
截面和面板的双重分析都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的城市规模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疆域辽阔的大国比小国具有更加均衡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分布格局。背后机理源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人均GDP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规模分布呈现显著的正 “U”形的作用，即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始终正显著，即随着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三产业GDP占比提高，城市规模分布趋向于均衡。国家脆弱指数显著为负，即国家政权越脆弱、政治越不稳定，城市体系倾向于首位分布，印证了Ades等的观点，即在政治动荡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极化。但进出口贸易占比和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每百人电话用户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对外开放不仅帮助了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也通过减少了关税和交通成本，为内陆城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两种正负效应相互抵消。同理，通信设施的普及在减少交流成本、促使分散的同时，也为内陆地区传递信息，吸引人口涌入大城市。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的城市规模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向均衡方向演化。
因此，日本单中心极化发展不应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同等条件下，应该比日本具有更加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和经济地理格局。并且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非农产业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的均衡发展。在要素还不能做到自由流动的今天，中央运用空间干预政策支持中西部发展，对于适度均衡布局和缩小地方收入差距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必说这同样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比狭义的经济效应更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经济学家推崇的东南沿海空间极化发展的观点和空间中性的政策，是从理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在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有其合理性，但与中国目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现实不符，也没有考虑到非经济目标的需求，应当警惕。鉴于中国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半径为1200 km左右， 因而从东到西，构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关中（天水）、乌鲁木齐这样三重的中心发展体系，是符合经济地理规律的政策选择。值得说明的是，强调适度均衡的国家经济地理和城市化空间格局，不是要求各中心城市之间规模的绝对均等，但他们在辐射一定国家区域的职能方面是相同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3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16JJD790012);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4BCK003)
撰写 | 张亮靓
编辑 | 杨晨涛
审核 | 孙斌栋
审定 | 何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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