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道”,即是孔子所说的“中庸”。而对“中庸”的理解,尽管人们尚有意见分歧,但其核心意义是指适中或适度,亦即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保持在度的界限内,己成为时下的共识。既然如此,那么“中庸”或“中道”就是处理包括交往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普遍原则和方法,而孔子正是以此为指导来判定交往的合理性问题的。《论语·子张》记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的故事。按照子夏的交往观,对值得交往的人就交往,而不值得交往者就断绝他,亦即“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而子张的交往观与其相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他主张同任何人都要进行交往。孔子则对这两个人评论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先进》)他认为子张和子夏都没有坚持“适中”交往的原则,都缺乏自觉灵活性。孟子的“中道”交往观集中体现为“时”、“中”、“权”的概念。“时”是指交往中应根据时间等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是指交往主体随着交往条件的变化而使自己的行为举措恰到好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亦称“时中”。但是孟子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尽心上》)。就是说,主体在交往中使自己的行为及时而恰到好处固然可以获得成功,但如果固执呆滞,不懂得“权”即不能灵活把握,仍然会犯好走极端的错误。因此,“时中”的原则还必须靠“权”加以操作。他举例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离楼上》)他认为以“权”为调节,方可达致“时中”的境地。荀子的“时中”思想也想当突出,他主张在 交往时“比中而行”,说:“曷为中?曰:礼义是也。”(《儒效》)也就是以“礼义”为规限去实现“中道”交往。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主张“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 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不荀》);即在交往中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不伤害对方,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兼容并包他人。荀子认为这种“中道”交往“夫是之谓至文”(同上),即文明交往。足见。原始儒家主张的“适中”交往既展示了他们交往意识的自觉,又是对当时复杂人际关系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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