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

所谓“中道”，即是孔子所说的“中庸”。而对“中庸”的理解，尽管人们尚有意见分歧，但其核心意义是指适中或适度，亦即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保持在度的界限内，己成为时下的共识。既然如此，那么“中庸”或“中道”就是处理包括交往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普遍原则和方法，而孔子正是以此为指导来判定交往的合理性问题的。《论语·子张》记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的故事。按照子夏的交往观，对值得交往的人就交往，而不值得交往者就断绝他，亦即“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而子张的交往观与其相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他主张同任何人都要进行交往。孔子则对这两个人评论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先进》）他认为子张和子夏都没有坚持“适中”交往的原则，都缺乏自觉灵活性。孟子的“中道”交往观集中体现为“时”、“中”、“权”的概念。“时”是指交往中应根据时间等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是指交往主体随着交往条件的变化而使自己的行为举措恰到好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亦称“时中”。但是孟子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尽心上》）。就是说，主体在交往中使自己的行为及时而恰到好处固然可以获得成功，但如果固执呆滞，不懂得“权”即不能灵活把握，仍然会犯好走极端的错误。因此，“时中”的原则还必须靠“权”加以操作。他举例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离楼上》）他认为以“权”为调节，方可达致“时中”的境地。荀子的“时中”思想也想当突出，他主张在 交往时“比中而行”，说：“曷为中？曰：礼义是也。”（《儒效》）也就是以“礼义”为规限去实现“中道”交往。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主张“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 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不荀》）；即在交往中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不伤害对方，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兼容并包他人。荀子认为这种“中道”交往“夫是之谓至文”（同上），即文明交往。足见。原始儒家主张的“适中”交往既展示了他们交往意识的自觉，又是对当时复杂人际关系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