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藏溥心畲精品赏析（下）
（图：溥心畬《梅花图》，恭王府藏。）万公潜捐赠的溥心畬书画，基本涵盖了晚年溥心畬在台湾生活十四年间各个时期的各种风格。在本文前部分中，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了溥氏晚年的生活境遇，并将书画中的题跋与他的生活、交游等情况进行了对照，并探寻了书画捐赠人万公潜先生和溥氏的渊源，转引了溥氏生活中的若干轶事趣闻。在本部分中，文章将着重分析书画作品与溥心畬晚年精神状态之间的契合。从他的笔触中，我们不仅仅领略到了这位生逢乱世的“旧王孙”高超的艺术造诣，还能透过藏品解读到溥心畬的真淳的心性世界。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空山云起处》，恭王府藏。）取材倾向与小品特征在万公潜捐献给恭王府的六十四件溥氏书画作品中，题材分布较广，有山水、花鸟、人物、鞍马等。综合考察这些书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数量上看，山水画数量最多，一共有二十五幅，其中手卷四幅，立轴一张，横幅一张，团扇一把，册页共计十八张。花卉共有八幅，其中册页四张，立轴四张。人物、鞍马画共十四张，其中立轴九张，横幅四张，斗方一张。由此可以看出溥氏晚年绘画依然以山水为主，人物、神佛、鞍马次之，花鸟又次之。其次，从“随类赋彩”上看，作品可以分为水墨和傅色两种。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青莲墨荷图》，恭王府藏。）与溥氏早年作品不同，这些晚期作品中，水墨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傅色的作品。在山水画作品中，只有一件绘制精细的青绿山水画《山水楼阁图》，应为早年居大陆时所绘。在台湾绘制的二十余幅山水作品中，大都是小景山水或手卷，一般以水墨为主，仅仅以极淡的赭石和花青渲染。从笔法上讲，这些小景已经脱去了北宗金碧青绿山水的法度，而转向一种文人情调的抒怀和笔意的简约。溥氏在这些山水中放弃了南宋所崇尚的反复皴擦的笔法，只是简单用浓淡相继的墨色处理山石的质感，还留下了一些“马、夏”画派重视勾勒山石轮廓线的特点，以题有“山光隐空际，树色满溪边”的山水较为典型。另外，有的山水还偶有“小斧劈皴”的出现，例如落款为“癸卯元日”的山水横幅等。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山中岁晚无余卉》，恭王府藏。）在人物、鞍马画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貌。一种是“逸笔草草”的写意减笔人物，另一种是绘制精细的白描或傅色妍丽的人物、鞍马画。后者较为富贵但数量较少，前者则呈现出一种“小品”特征。例如取材于朋友聚会时的随意小品《万老爷客串黄天霸》，万公潜客串了京剧《连环套》《恶虎村》中“黄天霸”这一角色，溥氏通过寥寥数笔，将黄天霸的“行头”和神情都描绘得十分生动。溥氏将这些绘画小品随手写上几个字就送人。溥氏晚年与求画者的关系很值得推敲：“(溥心畬)十点半以后，做完他自己的事情，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就替朋友们画几笔，每人分配到五分钟或十分钟，这叫做“排班”。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石径通幽涧》，恭王府藏。）有位朋友，每到十点半就到他家，除了生病，无论刮风下雨，间断的时候很少，日积月累，所以他收藏溥先生的东西真不少。”可以想象，溥氏晚年的很多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流传出去，由于都是“五分钟”“十分钟”内做出赠送朋友的应酬之作，故在诸多题材的绘画作品中均呈现出小品倾向。这种特征反而成为了溥氏晚年风格的一种代表，而早年精通“北宗”山水的面貌反而逐渐让位于这种具有文人情调的小品。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关于溥氏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心态，可以从恭王府收藏的溥氏作品中窥得一斑。溥氏晚年生活境遇不佳，但是在“安贫乐道”精神的倡导下，他的作品风格样式产生了几个变化。大幅作品数量的稀少，说明“小品化”的创作倾向日益占据上风。这是溥氏由王孙心态向文人心态的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王府中长达三十年的生活和身为皇室贵胄的血统渊源，都使得这个“旧王孙”在大陆的艺术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天然的皇家富贵与静逸之气，使之成为复兴“北宗”山水的领军人物。而到了台湾之后，居住环境的骤然改变、生活的窘迫虽然不至于使他为衣食而奔波，但是昔日王府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身为文人的他心中难免会产生思乡、怀旧的情绪，进而影响到了他的艺术。在台湾他以教书、客徒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学者身份也积极地促使他回归传统文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前朝的“王爷”。溥氐晚年在台湾生活的心态是颇值得玩味的。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玉堂花色满瑶池》，恭王府藏。）溥心畬晚年心态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回归了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状态。所谓“古典主义”，原本在西方艺术史学者的定义中是指希腊艺术精神中“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类型”。在中国，对古典的追求以元代画家赵孟“作画贵有古意”最为重要。溥心畬的晚年艺术，回归了“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古典精神状态，将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他小品化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返璞归真的艺术表现力。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远岫孤云起》，恭王府藏。）在恭王府收藏溥氏绘画中，《仿李公麟五马图》就是这种古典精神境界的代表。在这幅画中，他用大段题跋梳理了唐代曹霸、韩幹以来的诸位鞍马名家的事迹，将李公麟《五马图》中的名马“满川花”临摹出来，并将牵马者冠冕和服饰样式改为唐代，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将飘逸而行止自如的中国古代“白描”技法完美展现出来。在另外一幅无款人物风俗小品《伐树图》中，他则向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借鉴了人物的衣纹绘制方法，使用粗笔短劲的钉头鼠尾描，只用寥寥数笔就将数个人物专注于伐树的神态活灵活现的传达出来。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舟行深峡里》，恭王府藏。）溥心畬的一生与恭王府息息相关。他的艺术，既来源于恭王府早年辉煌一时的收藏，晚年又落叶归根，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回归恭王府，成为目前恭王府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恭王府收藏的溥心畬书画，门类众多，基本涵盖了溥心畬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这里面既有“诗画合一”的山水小品册页，又有诙谐幽默的钟馗志怪；既有应酬朋友的吉祥花鸟，又有精心描绘的青绿山水巨作；既有对世态炎凉的冷淡嘲讽，又有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之情。大部分代表了溥心畬晚年艺术的精华。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孤峰峙天末》，恭王府藏。）总而言之，虽然只有区区三十四组作品，但恭王府藏品却是溥心畬晚年艺术的百科全书，见证了溥氏艺术“应时而变”“利行合一”的绘画风格。溥心畬早年在《北宋无款山水》、韩幹《照夜白图》、易元吉《聚猿图》等古代名作的熏染之下，对北宗山水情有独钟。他以马、夏风格为主，多取边角之景，重轮廓线之清晰，又仿赵伯驹青绿山水，用笔精研，一丝不苟。将宋明院画之精华吸收运用而自成一家，以峰峦浑厚、陡峭雄伟的的北宗面目被世人誉为北方画坛的领袖，和蜀人张大千齐名为“南张北溥”。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秋峦延暝色》，恭王藏府。）令人欣喜的是，在捐赠恭王府的山水画中，《山水楼阁图》正是代表了他的南渡前的风格。这画堪称北宗青绿山水精品，近处苍松掩映，左侧乔松与河岸边低矮山石相映成趣。河间小桥有高士偕童子而过，径向山中殿宇前行。再观山前琼楼玉宇，阑干林立，回廊百折，宫殿中央有隐者凭槛眺望，风景尽收眼底。殿宇后兀突有四座高峰绝岩，巨松盘旋而上，溪涧瀑布流水潺潺，倾泻而下，若有雷鸣。远处数峰隐隐，如刀凿斧劈。整幅画面全用青绿傅色，层峦叠翠，金碧辉煌，意境静谧而悠远。溥氏这一绮美、精到的青绿巨作，是他早年北宗山水之代表。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数峰连夕阳》，恭王府藏。）溥氏晚年的山水作品之情趣则与这幅青绿山水向去甚远，以小品的形式用寥寥数笔，勾勒出情致绵长的意境。虽然也以北方山水为主要描绘对象，但是笔触已由工细转为粗劲，化细密为荒疏，隐去了富贵之气，全是一幅文人小品。只有五言绝句依旧，诗画结合的意境没有丝毫改变，代表了溥氏晚年山水的文人化、小品化倾向，和他聊书己性、怀念故乡山河的创作诉求。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山人清梦》1953，恭王府藏。）溥心畬的晚年艺术，回归了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古典精神状态，除山水外，人物直接北宋，白描则造型准确，生动婉转；写意人物则用钉头鼠尾，以聊聊数笔传神，可谓集古贤大家之所长而为我用。他年逾六十，却童趣纵横，返璞归真，将常人不敢涉足之鬼神志怪、柴米油盐等题材的绘画提升到“无可不画”的高度。将艺术生活化，将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付诸笔端，嬉笑怒骂，运用自如。正如他在一幅描写文人小寐的《山人清梦》中写到：“窗外清风散雨丝，胡床竹簟梦移时。山人似饮中山酒，鼠辈纵横总不知”，对身边的小人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又表达了自己的闲定和超脱。他的童趣化的创作倾向，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的结合，也达到了文人画的一个新的高度。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可醉山房赋之一》，恭王府藏。）他对求画人的态度也很随和，抓起就画，气定神闲。他以“柿子”“荷花”“水仙”“梅花”“寿桃”等题材的花鸟画，寄托着他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年景的祝福，无论是逸笔草草还是工细严整都得心应手。溥氏对笔墨的驾驭能力已经达到了巅峰，这要得益于他长达六十余年对书法的执着。作为一个晚年以学者、诗人、书家自居的旧王孙，他的书法在《平复帖》《圭峰碑》、永光法师和成亲王永瑆的影响下，楷、行、草、篆无一不精，楷书、行草应时而变却又自成一体。他为亚刚先生(万公潜) 所写的《楷书四字》立轴，采用端稳大气的精楷；而他的《可醉山房赋》)和《太白酒楼铭并序》，则是行草的上乘之作，深得“二王”、怀素、米芾之精髓，如飘叶行云，满纸神采飞扬，又一气呵成。他讲求“书画一体”，勤奋苦练，为转攻丹青奠定了坚实的笔法驾驭和造型能力的基础。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可醉山房赋之二》，恭王府藏。）总之，恭王府藏品折射出了溥心畬一生的艺术成就。总结起来，他的艺术风格可以用“应时而变”“利行合一”来概括。所谓“应时而变”，是指其广益多师而自成一体，在传移摹写中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糅合了山水南北二宗的优点，成为使沉寂多年的北宗山水崛起的一代宗师。无论是其山水、花鸟和人物均呈现多家的面貌，但是都统一到他的丰厚的国学积淀、高超的笔墨技巧和静逸的文人心境中。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松荫多在山》，恭王府藏。）在台湾的岁月中，他再变其法，作品中弥散了小品的天真、童趣，回归了静穆单纯、朴素的审美理想，呈现了古典的精神状态。而所谓“利行合一”，则是指他身份的多重性，兼有行家和利家的双重身份。他曾说“如果你要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如果你要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如果称我为诗人，更不如称我为学者了”。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图：溥心畬《云影穿松际》，恭王府藏。）他早年专于马、夏和青绿之路的北方山水，继承了宋、明两代院画家的特长。但是，在文人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下，渡台之后，他的北宗风格逐渐弱化，开始走向文人化、小品化的道路，在衰年实现了作为“最后一个文人画家”的理想，完成了身份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渡台后艺术转型的成功，更加值得我们深思。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长蒋复璁的评价，“读先生之画，处处见古法，然迹朝象外，灵明妍润，平淡天真，方之古人，亦自别开蹊径者也”。他的“应时而变，利行合一”的特点，使得他成为现代美术史中的一位卓然超群的国画大师、未受西方影响的传统国画艺术的最后壁垒。 (来自:月雅书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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