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天是一个例外。
往年春季里很少下雨的乌鲁木齐，忽然有一场规模小小的春雨降临，给那些习惯于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夏季的人们一个小小的惊喜。这样的时刻，我却必须要下楼去，到车站接一位很少进城、对这座城市的相当标志性建筑几乎一无所知的朋友，去履行自己几天前的一个郑重承诺。我肩头扛着一把装腔作势的雨伞，行走在一条路人稀少的街道上，不时被那些急驰而过且又避之不及的小轿车溅一些泥水在身上，却丝毫也不能影响我对这个春天里因为这些雨水的到来而潮湿的感动。我是一个多么平凡的人物呀，我内心的潮湿和温润，一方面是因为这场不期而至的雨水的到来，另一方面我还感动于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内心生活的不倦和执著。我想，对平凡事物的亲近和感动，使我有能力抵抗一场雨水的侵袭，也使我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去面对那些大行其道、旁若无人的车轮和泥水的泼溅。
就是这样，当雨伞作为一种形式上的道具伴我行走的时候，我一身泥水地出现在那位在雨中坚守的朋友面前。当我们结伴而行的时候，他一定也为我的形象感到了最为彻底的无奈和尴尬。其实，我在内心里尴尬着的，是一位远在南疆喀什的写作人，一位自誉为“盲流作家”的青年人谢家贵。
如果我能够以一个自不量力的“城里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位在近二十年的“盲流”生活中积聚了过多精神能量，并由于某种身份的改变开始进入到城市生活里来的小说家的话，那么，我的尴尬便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经我现在的识读力和既定身份，既无法透过现有的资源来廓清一个“盲流作家”的生长过程，又无法进入其已有文本中所能提供的精神线索，满足自己过于猎奇的心理欲望。我用不了短的时间来阅读谢家贵以及他的那些小说和散文作品，后来我发现，我所努力寻找的那些所谓的一个“盲流”的人生图景，在谢家贵这里，可以说应有尽有了。而他到目前为止所能提供给我的精神图像却又是驳杂的、粗疏的，有一种明确之后的茫然景像展现出来，从而也使我自己的言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当中。不过，我依然从这场不期而遇的春雨中获得了某种神谕和暗示——那就是一个“人”的生长，所必须穿越的岁月的泥泞。
谢家贵1962年出生于湖南沅陵——那是一片对我个人来说完全陌生却又是可以被某种共同记忆所感知的乡土。我所感兴趣的是，一个当过村委会主任、乡团委副书记并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诗歌的“知识”农民，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盲流”来到南疆兵团某团场的打工生活，以及他后来能够从众多的“盲流”兄弟中脱颖而出，并一步步接近自己人生梦想的传奇经历。
我在前面说过，在谢家贵的作品里，尤其是其早期的某些作品晨，有一种驳杂的、泥沙俱下的迹象，一种在急切中被还原的“生活”，一种朴素中沾带着泥土的苦涩的芳香……甚至，可以想像他在完成这些精神“产品”的时候，内心中积聚的情感体验和完全迥异于故乡山野的边地生活，是怎样毫无秩序地进入到他的写作之中去的。这样的印象，或者说，这些过渡时期的作品，大多集中在那本名曰《天堂纪事》的作品集里了。谢家贵给自己起了个“笑难”的笔名，似乎是过于严酷和“逼真”的生活经历，才有了谢家贵那些在我看来有些勇敢和“无畏”的精彩呈现。有的时候，人作为一种过于情感和复杂化的存在，真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言说和羞于言说了。甚至也很难想像，在喀什这样一座蕴藏着过于久远的历史信息的古老城市里，一个暂时还无法对现实生活保持某种必要距离的“盲流”者，他的诉说是否显得过于急切和忽迫，他的那些在言情叙事中还来不及“艺术化”的文本里面，是否携带着一些我们在进行艺术的审美时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我想，对于谢家贵而言，写与不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目前的这个人生阶段上。有时候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比改变某种艺术的行为法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些比你自己的想像还要丰富一百倍的现实生活，因而我觉得过分地以一种理论和体系化的东西去调整和评价一位总在和“生存”挑战的艺术者的行为是不够人道的，也是荒谬的和不够真实的行为。
但是，我依然以为，在拥有了一定的数量和相对安定的生活之后，必要的沉淀和过滤还是必须的，对谢家贵来说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了。假若我们还不能够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宁愿在时间的缝隙里等待着“意义”的显现，或者说，在必要的时间和必要的空间里，给自己的心灵世界寻找一些预留的可能，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能够成为明天的“阅读”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和有意义的作用。
迄今为止，谢家贵最为人们称道的作品，应该是那篇发表于2001年第五期《绿洲》头条的中篇小说《沙暴》了。或许，对于谢家贵个人而言，这部小说的出现是一种标志。《沙暴》不仅成功实现了作者超越生活的某种可能，并真正在文体的意义上完成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个人构建。我想，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谢家贵才真正为自己的文学前景垫下了一块坚定的基石。
其实，就《沙暴》而言，作为一篇更高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其显而易见的“硬伤”还是客观存在的，过于平稳的叙事结构和过于“对称”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物性格的平面化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或者说是承袭着某些文学定式的印象。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沙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包融了一切，使其成为兵团新时期以来垦荒题材的一个寓言式场景。这也是这部小说出现以来，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当下城市化浪潮正日益吞噬着我们留存在荒漠上的那点绿洲之时，人们在感叹之余似乎并未见有人付诸于真正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小说由谢家贵这样一位“盲流作家”来完成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城里人”的麻木和无奈，才凸现了那些保留着生活原生态的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在日趋荒凉的“边地生活”中，《沙暴》的象征意义甚至超出了它的文本意义。
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谢家贵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甚至是用来处理在以往作品中的技术性问题了。因为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他在一段时间的劳作之后，以“歇息”的方式再一次“运气”的声音，有某种急切中平缓下来的心态正在等待时间缓解。事实上，包括角色的转移和心态的调整，对于每一位进行中的创作者而言，都是必要和必须的。努力避开浮躁的喧嚣，寻找并进入自己心灵中恬静的精神家园，难道不也是每一个在满足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的俗世人生所面对的吗？
由一场春雨中的尴尬行走，引发了我对于谢家贵文学乃至我个人人生的诸多思考，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其实，谢家贵远在南疆的喀什明媚的春阳下，过着自己艰辛而不无快乐的生活，我的这些片言只语，在多大程度上或者能不能够影响到他个人生活，完全是一个不必要回答的未知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法则和不可更移的终极选择，我的本意也决非是要谢家贵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什么所谓的影响。我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仍然是谢家贵这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人生的快乐。一个人，穷其一生所能够完成的，我想也只有这些了。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联接和交往，又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不可逆转的方向和最为瑰丽的色彩，其巨大的丰富性和不可认知性，成就了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由此而负载的一切可能，我想早已超越了我在这春天的城市里所能遭遇的雨水。
是的，一滴水太珍贵了。它来自我们可知的另一个世界里，携带着宇宙的体温和时间的情感，它跨越的是多么漫长的时光的隧道，它来到我们的面前，浇湿了我们在尘世里的一切幻想和可能的存在，提醒我们注意一下内心的潮湿和不必要的干燥。
似乎也用不上“感恩”这样的词汇，雨水说来就来了，在干旱的边疆地区，雨水还使我们在潮湿的季节里，生发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和思想，我想，这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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