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给人留下厚重却历久明新的故事，辉县市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方水土孕一方人，辉县的山是那么伟岸，辉县的水是那么柔美，辉县的文化是那么厚重，辉县的人民是那么质朴。
从即日起，辉县市文化局微信公众号推出辉县人讲《辉县故事》专栏，故事里有时代变迁、百姓沉浮，故事里有岁月乾坤、人生万象，每一段留不住的岁月，都有一个忘不掉的故事，难忘曾经的那些岁月再也回不去，却是最美的时光。
辉县文化故事
作者：赵全功 讲述：孙喜梅
1950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在辉县琉璃阁遗址等地进行，这次历时一年之久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文化，还出土了大量震惊世人的文物，其中有3件陶埙，黑陶，平底，大腹，敛成孔形小口，有五孔。乍看起来，它们很不起眼，但是这种五孔陶埙能够吹奏出五声音阶曲调，标志着这一远古乐器已经基本定型，以至于《中国音乐发展简史》上专门做了记载，表明了它们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
这是辉县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有了成熟的乐器，也就诞生了音乐。《诗经》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就是说兄弟两个老大吹埙，老二吹箎。埙篪合奏，声音美丽而不乏高亢，深沉而不乏明亮，二者一唱一和，和谐统一，因此被后人比作兄弟和睦。
西周时，辉县称为共国，国君称共伯，有一任共伯叫姬余，他的妻子是齐侯之女，名共姜。
不幸的是共伯早逝，共姜的父母可怜她远离家乡，孤苦一人，想让她改嫁，共姜坚决不从，作《柏舟》诗以自誓。诗曰：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诗文大意是，我荡着柏木小舟，在百泉河中飘游。那个发髻垂垂的少年，就是我心爱的配偶。我爱他呀，我发誓，到死也不再它求！妈妈呀！我的天呀！您怎么就不体谅我呢！
这首2800多年前的诗歌，堪称原生态的爱情盟誓。
周朝还是一个男女之间相对开放的时代。那时有桑林之会，春三月上巳日，男男女女到河边林中相会，奔者不禁。共姜能够坚守爱情，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此清代著名学者、曾任大梁书院主讲的孙用正说：“三代以前，闺阁妇孺，无节义之名；有之，自卫夫人共姜始。”
惟其在开放时代，才显得忠贞的爱情更为可贵。至今，共姜台还保留在辉县老县衙后院内，名它不仅是辉县古八景之一，更堪称本地第一座贞节牌坊。
《柏舟》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的《竹竿》《泉水》《载驰》都收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这是辉县诗歌的源头，也是辉县传世最早的文学作品。
魏晋之际是一个乱世。王权不振，礼崩乐坏，伦常失序，贤士被杀，致使神州板荡，生灵涂炭。有一个辉县本地人隐居在苏门山土窟中，他夏天编草为衣裳，冬天就披散长发盖住自己，据说他好读《易》，擅长啸，还爱弹琴，但是呢，他跟谁也不说话。《晋书》记载，这个人叫孙登。有一天，竹林七贤中最先出仕的阮籍来找他的时候，他一言不发，等阮籍无奈而返，回到半山腰的时候，忽然听到山上有鸾凤之音，顿觉山峦草木皆有异响，须臾又如暴风飘雨，百鸟云集，翩翩起舞。阮籍将孙登的啸谱记下来，写成《苏门啸旨》。人们说孙登是后世口技的鼻祖。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将他列为仙人，至今，在苏门山西岭的一块方石上，还留有“仙人迹”三个大字，传说为孙登升仙处。当然升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他感到形势严峻，逃到了山中。后来，人们在他当年住的地方修建了啸台，以示纪念，而这座啸台却成为后世辉县隐居者的标志性建筑。
大约同一时期，在距离苏门山西南30公里的山阳鲁庄一带，聚集了当世的七位贤人，他们叫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他们都是当时顶尖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有雄辩的口才，有精妙的文笔；他们是一流的古琴、琵琶演奏家；他们有服药派的代表，有长啸的大师等，他们聚集在无边的竹林中，“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后世称其为竹林七贤。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团体之一，它对后世中国文学、哲学、养生学、音乐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们纵情山水，喝酒谈玄做学问，有时也打铁浇菜。但是他们潇洒的生活没有持续几年，七人团体因为嵇康之死、阮籍出仕、山涛出仕而云散了。但是，他们居于山阳竹林的瞬间精彩，却成为历史的永恒。余秋雨先生称竹林七贤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山峰。
辉县在隐逸文化方面的优势可以说独步海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乾隆皇帝有诗“太行秀迤苏门山，宜为隐士所盘桓”。而且这个隐士之乡历代都不乏高人隐居。
宋朝的某一天，一对父子来到了共城苏门山。父亲说：“孙登是我最仰慕的人，我们就与他为邻吧！”他们就是邵古、邵雍父子。
选择什么样的邻居，就有什么样的教育。邵雍父子来苏门，像战国时的孟母三迁一样，成为后世家庭教育的典范。从此，邵雍开始了刻苦学习的历程。据《宋史·邵雍传》记载：“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大意是说邵雍学习起来，那叫一个勤奋刻苦，冬天不烤火，夏天不扇扇子，晚上不上床睡觉就有好几年。
邵雍的学习精神感动当时的共城县县令李之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的第三代弟子，宋朝初期的易学名家。他亲自找到邵雍，要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他。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他们师徒遇合，在历史上也被传为佳话。
邵雍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说被称为“百源学派”。儒学名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等都亲自来到百泉，与他切磋学问，并同在苏门讲学，四方学者纷纷前来求学。史载：二程（程颢、程颐）“尝游苏门，问道者辐辏而至”。据县志载，今辉县西部的程村，就是因为二程讲学而得名的。
中华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到了金、元、南宋之际，遍地狼烟，南北阻断，文化不能交融，而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儒士们都处于南宋的危城之下。谁来挽救我们的民族文化，谁能挽救我们的中华文明？
在这危急关头，有人站出来了，他叫姚枢，曾任燕京行台郞中。他辞官来到了辉县，垦荒云门，诛茅为堂。城中作家庙，奉祀四世堂。在龛内塑孔圣人像，读书其间，以道学自任。姚枢印刷 《三字经》《百家姓》等“小学”类书和“四书”，散之四方。这是姚枢教化乡民的一种方式。
不久，姚枢在江汉救下的大儒赵复辞去职务来到了百泉，窦默也来了。一天，三个人在湖边散步，谈起燕京授徒夭折之事，叹息不已。突然，他们听到了读书声。三人循着声音走去，在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找到了王磐老师的课堂，几个人同声相应，决定重建书院。清道光《辉县志》载：“昔姚文献枢，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建太极书院于苏门百泉，与鲁斋诸贤，讲明道学，以教学者。”
姚枢在百泉树起了一面大旗，四方学者纷纷而来，老师有赵复、窦默、王磐、许衡等；学生则遍布黄河以北各地。一时，百泉成为全国的理学中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元大苏门”从此开始。后来，许衡到京师开办国子监，将太极书院中的著名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白栋等12人抽走当助教，实际上，太极书院成了元朝国子监的前身，也就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姚枢是元朝初期影响一时的大儒，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儒士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当时全国文化的风向标，也是元朝庭从蒙古奴隶制向封建制完整过渡的指路者；他们不仅开一代文化之先河，也把元朝从游牧统治引向了先进的中原文明。
明朝中期，河南提学佥事吴伯通在全省建立4座书院，百泉书院为其中之一。清朝初期，河南乡试考场移至百泉书院进行。随后因为大儒孙奇逢的到来，书院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期。《清史稿》中有记录的孙夏峰门人达20余人。《清史学案》孙夏峰一案中，有传者近200人。无怪乎时人称“当时北方学者，多出于门下”。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迎接皇帝游百泉，将书院改建为翠华行宫，延续了千年以上的书院消失了。清道光六年（1826年），辉县知县周际华自掏俸银在城内购房百余间，恢复讲学，仍名为百泉书院。至今，还有部分建筑留存，辉县城内的书院街因此而得名。
百泉书院从五代末年（或晋）到清代，历时超过千年，虽时有兴衰，却文脉不断。特别是宋代以后，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