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统治时不存在纪念抗金英雄的祠祭
●明正德志参阅《元志》未有“刘公祠”记载
●明嘉靖年间颍州通判吕景蒙首创“刘公祠”
●明万历年间兵备使者王之猷重建“刘公祠”
●明崇祯年间颍州官方移建“刘公祠”于今址
阜阳市“刘公祠”，也称刘武穆公祠、刘太尉祠、刘锜庙，又称刘侯祠、报功祠。自明嘉靖年间颍州通判吕景蒙创建“刘公祠”至今，已有近490年的历史，是颍州官民为纪念南宋抗金英雄刘锜、知府陈规、通判汪若海，副将军赵樽、耿训、韩直、许清、阎充和义勇曹成等将士浴血奋战取得顺昌府大捷而建的专祠，也是弘扬和赓续民族气节，抵御外辱、抗击侵略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与金又议和，顺昌府城复为金人版图，并将顺昌改为颍州。金人统治时期，颍州不可能存在祭奠抗金英雄刘锜、陈规等人的“刘公祠”。阜阳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明正德《颍州志》在编纂时参考了《宋志》《元志》，未见宋元时颍州有“刘公祠”的记载。明成化柳瑛编纂《中都志》亦无“刘公祠”记载。进入明嘉靖年间，祭祀刘锜、陈规等抗金保城英雄之事才成为现实。经对史料的研究挖掘，“刘公祠”（报功祠、全胜堂）之名首现于明嘉靖年间，并历经两次迁建和数次修缮。在明嘉靖之前，刘錡、陈规等“抗金英灵”应是处于“祀无定所”的游离状态。
首创于嘉靖年间。明嘉靖十二年至十四年（1533－1535）间，颍州通判吕景蒙在南城西的原“欧阳文忠公祠”内创设了“刘公祠”。吕景蒙，象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明嘉靖十二年（1533）由御史贬官为颍州判官。“欧阳文忠公祠”旧在城北，沦于河，明正统二年（1437）春提学御史彭勖复建在城南西。明嘉靖年间吕景蒙修葺“欧阳文忠祠”，将苏轼与吕公著合祭祠内。后因欧阳修、苏东坡、吕公著三贤俱奉祀于颍州儒学（文庙）名宦祠，又并晏殊的木主设于西湖书院祠内，近来朝廷将欧阳修复祀于全国各地的庙庭（孔庙）大成殿内，受到更加广泛盛大的崇拜。通判吕景蒙认为“礼烦则乱”，多头繁琐的祭祀失之于敬畏和庄重。遂将“欧阳公祠”重点改祀南宋顺昌府（今阜阳市）大捷的忠臣、东京副留守刘锜，知府陈规、通判汪若海等人，易其祠匾额为“报功”，匾其堂为“全胜”，这是颍州地方志最早记载的“刘公祠”。明嘉靖十七年（1538）颍寿兵备道林云同易其匾为“仰高祠”，设“仰高书院”于祠内，诸生讲业于中。而祭祀刘锜、陈规等抗金英雄的塑像神位等仍在“全胜堂”内。
重建于万历年间。明隆庆五年（1571），凤阳府特派通判驻节颍州，办公地点设在“欧阳文忠公祠”（仰高祠）内，称为“府行署”衙门。因颍州地处凤阳府之西，故雅名曰“凤阳西府”，又因专司捕务，又叫“捕盗府”、捕盗厅等。如此多的机构单位集中在一起，致使大院十分拥挤。
明万历十七年（1589），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王之猷，目睹了这一情况，将“全胜堂”（即刘公祠）从“仰高祠”内迁出，在南城迎薰门（南门）瓮城（月城）内重建了“刘公祠”，并在春秋上巳（sì，农历三月三）日祭“祀宋太尉刘錡、顺昌知府陈规，通判汪若海等，以顺昌功也。”（明万历《颍州志》卷上·九卷·祀典）王之猷（？－1600），字尔嘉，号柏峯，山东新城县(今桓台县新城镇）人。明朝政治人物。万历五年（1577）考中丁丑科进士，授平阳府推官。万历年间，凤阳等处大侵（严重歉收，大饥荒），民群起啸聚为盗。十七年（1589）六月，擢升王之猷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饬颍州兵备（治所在颍州，提督庐、凤、淮、扬四府）。在任上，议赈，议蠲，施糜粥，平粜价，事事有法，于是相戒不为盗，而独戮其渠魁（首领）数十人。后晋浙江按察使，仍镇淮扬，诘奸戟暴，政务便民，节义所关，奋不顾身，有烈丈夫风。崇祀乡贤。在任上作楷书《刻大明律集说序》（日本藏）。
移建于崇祯年间。明天启七年（1627），土地兼并严重，使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加之陕西连年不雨，草木枯焦，官吏横征暴敛，农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白水县农民王二聚众起义，攻破县城，杀死赃官，揭开了明末农民革命的序幕，随后响应者四起，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先后加入起义军。到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起义的范围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了明朝廷的严重恐慌。除了派重兵围剿之外，还命各地修缮城池，加强防范。颍州官方同样不敢怠慢，在修缮城池时想到了南宋抗金守城取得“顺昌大捷”的英雄刘錡等人，遂将位于南城瓮城内的“刘公祠”移建北城西北隅城墙上，希望抗金英雄的英灵发挥作用，保佑颍州城池安然无恙。
明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退休在乡的兵部尚书张鹤鸣，与其长子张大同（1577－1635）等，参加了抵抗闯王高迎祥农民军所部的战斗，十二日颍州城陷后同时遇难。张大同为当时饶有名气的文人，生前他曾写有《宋刘太尉祠成偶题壁上》一诗，颂刘太尉祠竣工：“新祠一望压城隅，仰俯兴怀率尔旴。酣战竟摧拐子马，奇兵先破铁浮图。英雄异世空凭吊，祸乱于今堪叹吁。闻道榆关烽火急，凭栏无语漫踌躇。”（张明华《芦花湄集校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张大同在“刘太尉祠”竣工后写的这首凭吊诗，即抒发了他伫立祠前对抗金英雄刘锜的追思怀念，对当下乱世烽火的无奈和感叹，又解决了“刘太尉祠”何时迁建于北城城垣之上的问题。相对于万历间建在南城“迎薰门”瓮城内的“报功祠”及“全胜堂”（即刘公祠），或可推知“刘公祠”应是迁建于明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5）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朝统治风雨飘摇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此后，“刘公祠”作为颍州古城墙的垣上建筑，一直耸立在北城西北隅今址，镇守着颍州古城，护佑着城内百姓。清代颍州诗人陈安、葛焘曾作同名诗《刘公祠》，其中“勋名赫奕辉青简，庙貎巍峨压女墙”、“殿宇巍峨接太清，刘公英爽镇西城”等诗句，都是用“巍峨”来形容刘公祠高大壮观、雄伟矗立的英姿，足见刘公祠在士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高大形象。清顺治《颍州志》（卷五·典礼志）记载了祭祀刘锜、陈规、汪若海等人的《祝文》，颍州官方每年仲春秋时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追思他们的丰功伟绩。
“刘公祠”，曾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清嘉庆十三年（1808）、清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民国三十年（1941）等多次重修重建，遂成规模，曾立有多块碑记。目前“刘公祠”为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仍在原址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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