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家沟的记忆
前言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民国十八年，阴历己巳年三月初八卯时，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城南乡郭家沟。
虽然民国建立就已规定使用阳历，但在民间，实际仍是使用阴历，通称黄历。
生辰八字很重要，考试、合婚，都以此为准，是要记入族谱的。
我出生时，父亲在外上学，还有位叔父和姑母也是在外上学。此时家中已多年没有童言儿戏。我的出现是这一房有了长孙，给祖父母带来特别的欢乐。
安岳陶姓我家这一支，是用我的高祖绍绪留下的一首五言绝句来排列的：“景大荣绍先，承元世启贤，文明惟永锡，式尔庆其延。”我属于“世”字辈，是第 十一 代。（在“景”字辈之前，还有三代人的辈分，用什么字没有统一规定，他们是始祖迎春；二世祖起虞；三世祖灿。始祖当然还有他的父母和祖先，但那时还没查 到。）
己巳年是蛇年，蛇亦称小龙。我遂有了“世龙”这个名字。现在看来有点“俗”，也不奇怪，来源于农家的“土”。
郭家沟是四川红色丘陵中一个典型的山沟，坐北朝南，向前展开，延伸千余米后为峻峭的白云山挡住，东边是封闭的，但西南角有出口，与流经安岳县城的岳 阳溪上 游相接，那里河滩平时几乎见不到水，但见岩石嶙峋，色青黑，复有水声巨响不断，遂得名响水滩。小时候偶而路过，感到有点吓人。但在郭家沟内则是林深草茂， 四季花开，虫鸟乱飞，梯田如画，夏季稻香，冬季蓄水如镜。我家的祖屋就坐落在沟的上端，梯田的最高层级，任它豪雨如注，都会迅速排走。特别是祖屋背靠矗立 的岩壁，其间仅有数十米长的缓坡，但因坡上草木茂密，且有石砌台阶和排水沟防护，仍无山洪冲击之虞，而从岩壁流出的泉水，量虽不大，用去结剖开的竹简，直 接引入家中的石缸（估计容量约一立方米），一夜即可装满。且不要说不用担心有人投毒，除了小鸟停留简上饮水或梳洗羽毛，百馀年从无人为的污染。
这座祖屋应是我的高祖在道光庚辰（1850）得中进士后建的，有大门上的“进士”匾额和门前桅杆残座可证。到我出生时已约八十年。而在此以前，我的 先人也 应已在此居住至少百年了。因为我的直系祖先自二世祖以下，七代的坟茔都在祖屋的周围。这也是祖屋的周围能形成红色丘陵中少见的绿色山林的一个原因。坟地的 树木是不能随便砍伐的。
这里说得多一点，是因为我在十二岁以前，就是在郭家沟度过的。后来迁到县城南门外的高桥南边新建的住宅，家人将它叫做新房子，其实这才是我家最早的 祖屋， 始祖的墓就在屋后，新房子是拆掉旧宅的基础上盖起来的。祖上创业时盖的房子很简陋，搬到郭家沟（县志记为刘朴实沟）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起了我出生 所在的祖屋。
1948年春天我离开了安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始终没有忘却故土，特别是郭家沟的祖屋和周围的山林，那里留有我最美好的记忆，纯真的金色的童年。 以前写的《我与科学世界》和《和大自然交朋友》中均有所记述，但都是粗略的勾画。一直想把那些难忘的往事细细的写出来。但总以现实需要做的事太多，并自以 为来日还长而没动笔。
德坚猝然去世不觉已十五年，虽然自己的心态仍不缺乏青年时的激情，但体力终不如前。想起陈忱的《水浒后传》中，写有梁山兄弟到六和塔去看望武松时， 武松 说，见到老虎只能让开了，但对张都监这样的人还不能放过。很有同感，但也渐渐进入司马温公“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 忘。”的境界了，真刀真枪干不起来了。所幸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只要记忆还在，就仍然可以发挥出历史的力量。五柳村建站十几年来，许多朋友已显示出说出真 话，留下真相就有作用，别的不行，这也是我能作到的。
因此，即日起，在《我的回忆与思考》这个专栏中，我将陆续写出一生中的见闻。虽然文采没有了，也没有什么章法，但保证说的是真话。
陶世龙，2012年8月1日。
本文在腾讯个人空间和和讯博客发出后，仍在安岳居住的族弟世雄先生专程到郭家沟拍来照片。图中最右的灰瓦房为祖屋所在处，原物已不存，现在看到的瓦 房，据告是利用残余基础和材料再 建的。水塘本是大块梯田，长年蓄水，冬季休闲，是产量很高的优质水田。水塘边上生长杂草和灌木的地方，本用于种菜和杂粮，还有香椿树、芭蕉等经济植物。我 儿时吃的是这些自种的蔬菜，后面的山是我上学时必须攀登翻越的，所以我不怕干地质跋山涉水，大概是也我到现在行动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说现在这里规划为别墅区，所以田地都没种了。在这里居住确实很能得自然之趣，但要来的人多了，不知会如何，而本来可以供应大量优质蔬菜粮食的土地失去，又感可惜。
能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据说曾被大量砍伐的山林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在山林中及周围的我家祖上的几十座坟墓，五十多年前即被荡平，不可能恢复了，所以自1948年春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陶世龙补记，2012年12月2日。
在谷歌地图上可以找到郭家沟，位于地图中部响水滩东边，望城村东南，紧靠google字样之下，表现为黝黑色长三角形状。东南有两个小的分岔，是较小的沟。（点击有下划线的文字）
我的家世
高桥的祖业与始祖的墓
打小我就有个问题。迎春公是我们安岳陶家的始祖，但他也必定有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怎么就成了始祖呢？
大人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再往上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只好从他这里开始了。
不要说再往上，迎春公本人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留下，全靠世代口耳相传留下的一点情况，和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材料来分析推断。
在明末清初的大乱之后，大概是在清康熙年间，始祖从贵州避难回来，走到安岳县陶家坎落户。大概原来这里也没有名字，姓陶的人多了，才叫做陶家坎。
他的第四个儿子起虞，在县城南门外高桥河边开了一块地，始祖过世，也葬在这里。以后又经过六代，这块土地为我的祖父所继承。
也许是因自起虞祖后，我家这一支迁居郭家沟，那里成为正宗的祖业，二世祖以下的坟墓都在那里，必须由长房继承。我出生在郭家沟，是因为祖父的伯父无 子就去 世了，守节的伯母要他过继，遂一子顶两房，他安排我的叔父继承这一房的香火，郭家沟的房子和地将来也由我的叔父继承；我的父亲则只能继承高桥这里的房子和 地；将那里的旧房改建新房，有为了分配公平，不让我父亲吃亏之意。
高桥这里这里的土地，位于丘陵的边缘，前面紧靠护城河岳阳溪，能长年蓄水的大田，比郭家沟多，天旱时还可从河里车水，是种水稻的好地方。但这块好地 方当时 为五家人所拥有，我家估计约有水田十余亩，还有丘陵坡地七八亩。比起来我更喜欢郭家沟。那里有树木繁茂的山林，自动流到家里的泉水，地势多变有自然之趣。 高桥这里则要单调得多，新房子背后是缓缓升高的丘陵，土薄石厚，仅有些野草和灌木生长，坡上大大小小的坟茔总有几十座，当因可不占耕地；这些坟茔大多久已 无人祭扫，但谁也不会去动它，听其成为荒芜的残丘。葬在这里的始祖墓，则因后人繁多，不断有人添新土，去芜杂，高大青葱。
陶姓在全国，曾有人估算仅得几百万人，但在安岳县，算是个大族，现在应该已上万了吧。过高桥，沿外南街北行数百米，有陶氏祠，是县城中几个大祠堂之一。
八年前，老家的族人新修了族谱，卷首有一幅照片：“迎春祖墓地及幼云公旧居”，，说明为“图中楼房为幼云公旧居地址（现已在旧址上改建为中共安岳县委党校）原旧居大门上挂有‘进士’匾额，楼房后面右上角平房处，原为我族始祖迎春公的墓地。
看来祖屋和先人的山陵，都只能留在记忆中了。有幸的是，今天还可以印在纸上或流动在这虚拟的空间。
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万物曾不能以一瞬；幼云公的后代，也已无一人还在安岳，各自发展于四方，但人情怀土，对旧居祖墓的消失，仍不免有一丝丝寒族的悲哀。想说的话还有，先打住，下次再谈吧。
2012年8月2日
在谷歌地图上找到郭家沟，位于地图中部响水滩东边，望城村东南，紧靠google字样之下，表现为黝黑色长三角形状。东南有两个小的分岔，是较小的沟。（点击有下划线的字，就可以看到。 迎春祖墓地及幼云公旧居在县城外南街延伸出来道路的尽头。）
制陶专业户的后代
陶姓多称是唐尧和虞舜的后代，但尧舜之事在几千年前，仅有传说而无据。历史上的陶家，不仅和帝王沾不上边，当大官的也寥寥无几。陶侃建大功业，一度高踞庙堂之上，仍饱受歧视，只因出身寒门；三代后的陶渊明，即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好归居田园，落到有时竟然得饿饭的地步。
不过传说中唐尧虞舜都曾以制作陶器为业，其后人因而得姓陶，倒是可以相信，因有考古所得材料和周礼等典籍的记载可考。
陶氏乃周代的制陶专业户，“陶”字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据。
据张以诚先生研究，中国早期有过大量使用陶器的时代，他甚至主张在石器时代之后，划出一个“陶器时代”。不过在铜铁等金属制品出现后，显然用不着那么多人去专门生产陶器，陶氏也转向种地为主。
说来也奇怪，陶氏似乎也真的与制陶有不解之缘。在当农民的时候，有些人也兼有泥瓦匠的技艺。水浒传中，将一百单八匠中仅有的一位陶姓，安排为主管梁 山泊的 建筑工程，也许就因为有制陶专业户的馀绪。我家在高桥建新屋，便是由一位木工掌墨师和泥瓦工老师傅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
我们的四世祖景铎，按族谱中的记载，他是诰封光禄大夫。性刚直，善丹青。其实他一辈子都是个泥腿子农民，会作画，但不是画在宣纸上，而是画在粉墙或木制的门面上。
四川的民居多是用篾片编成墙，抹上泥再盖上石灰，轻便并节省（还不用担心地震）但如尽是白色或加点灰色，不免单调，主人有时会要求在某些场所再画上 一些色 彩斑斓的图象，或在屋檐，屋脊这些部位添加些饰物，属于泥瓦工这一行中，技术要求高的活，一般的泥水匠干不了。景铎祖有此手艺，特别是擅长画门神，闻名于 乡里。但是高超的技艺也未能使他致富，特别是一次他为一大户人家画门神，中间口渴，赤足进入人家的堂屋，倒了杯茶喝，被主人一番申斥。景铎祖不堪其辱，但 也只好记在心中，临终留下遗嘱，后代一定要有人读书，争取功名，出这口气。但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大江祖，未能实现父亲的愿望，而且在三十四岁就去世了，留 下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即我们的荣唐祖。
因此又等了四十多年，荣唐祖的长子绍绪才能读起书来，科考一路顺风，道光三十年（1850）得中二甲第50名进士，并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在江浙 一带不 稀罕，但在安岳，整个前清时期仅四人入翰林院，故甚为乡里所重。而此时先前曾恶言相向的那大户人家已衰败，房子也被拆卖，荣唐祖遂将那两块画有门神的大门 买回，装在郭家沟新建的祖屋门口，家人天天都看到。这故事也作为励志的家训传给后人。
按朝廷的规定，绍绪公得中进士以后，要追封三代，景铎祖的光禄大夫的头衔，就是这样得到的的。
自此以后，我家从普通的农民转入缙绅之林。见了县官，不用下跪了。但据我的观察，骨子里仍是农民，也许还有制陶专业户的基因。不再下地了，但对农事 的操 心，从未终止。所思所想，仍多与农民一致。而高桥房屋的新建，更使制陶专业户的特点得到显示的机会。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2012年8月3日
我家也是一个大作坊
写罢《制陶专业户的后代》，意犹未尽，因为联想起祖上虽为农家，烧窑制瓦，或百年一遇，但加工粮食，酿酒、缫丝，制作腊肉、香肠、糕点、蜜饯、藕 粉、酱 菜……年年都不可少，而且产量不小，堪称个大作坊。当时我家常住安岳的人口，仅四口（祖父母和我母子二人），加上雇工，人多时也不过七、八人。消费是有限 的。做那么多，是因为要大宴宾客和馈赠亲戚。
我祖父的姑母远嫁在潼南双江镇，两个姐姐远嫁在内江和南溪，难得送一次年货，这三处必定得用自制的精品，而且量不能少。娘家的心意。
宴客集中在正月，有两拨是规模最大的，一在每年正月初四，所有的佃户都要来聚会，男女老幼能来的都来；一次在正月初八，哥老会的弟兄来拜年，祖父是他们的大哥。都是约定成俗，无须通知，自动前来，无有限制。
较小规模的宴会还有几次，族人和亲戚朋友。或有邀请，多数也是不请自来。
龙灯狮子和其他来拜年的，不待饭也得茶点招待。因此食品的需要量超过自家人的十倍几十倍还不止。一部分进城去购买，大部分靠自制。
将稻谷去壳碾成白米，一年到头都是最大的，全过程都是自家完成。一两个月就得有一次，年关前生产得最多。得到的谷壳堆起来，主要用来催旺灶火，扔一把进灶孔，火苗就上来了。糠主要用来喂鸡鸭，极好的饲料。总之，一点儿也不浪费。
酿酒完全是为了待客。安岳多是用高粱酿酒，对设备的要求高，我家酿酒则无须这些设备。将蒸熟的糯米（江米）洒上碾成粉末的酒药，加上水封在瓦缸里， 几天后 就发酵成酒了，滤出来装坛再用泥封上，需要饮用可随时打开。因为米、水和酒药都是白色，故称为“三白酒”，实际酒带黄色，应属于黄酒一类。在安岳，常见的 是烧酒，高级一点的有大曲，都是白酒；三白酒是我家特有，用来待客有面子，还省了买酒的钱。真要是买酒待客，这笔开销是很大的。
制作三白酒的过程似乎很简单，但要把酒药的用量掌握好，并挥洒均匀，还有温度降到什么程度才洒酒药，都大有讲究。当时没有科学的检测数据，全靠经 验。那酒 药的质量更是成败的关键，估计是从下江带回，因我祖上在安徽、江苏游宦二、三十年，有机会搞到，这三白酒的制作方法，估计也是那时学到的。
我家使用的泉水是从砂岩中渗出的，清澈甘醇，应该也是能自有特色的一个原因。
家中的食品生产，一般都是由我祖母提调指挥，惟独这三白酒是我祖父亲自掌握。不过经过多年培养，佃户中有位姓周的年轻人也学会了，可以帮他一把，无须事必躬亲。
三白酒一年只做一次，一次好多坛，不送人，估计是包装运送都有困难。这酒说的多了一点，是因为有时想，如果是在眼下，作为商品，会有销路的。它是我家的产品中量大并最有特色的。
其他产品，安岳农村中多有，值得一提的是蜜饯，因制作它需要白糖，而安岳只产红糖，故稀有并价高。祖父的二姐嫁在内江，那里盛产甘蔗，他们家又开有 糖厂， 因此每年送年货去，除他们的回赠，还要购进一批白糖挑回，我家也就有条件煮制蜜饯。水果和冬瓜都是制作蜜饯的材料，水果中最常用的是柑橘，需要将它连皮煮 熟压扁，再将内部的籽实挑出来；柚子的厚皮也可以用，但需要将它的表层削掉，只要里面绵软的那一层。制作蜜饯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们煮在白糖水中，温度浓度 掌握不好，质量就不会好。总之，费工且要求心细，因此并不多做。以糯米、白薯、米粉等为材料，主要使用红糖制成的茶食，则是大量生产，有十多种，分别保存 在坛子里，常年可用。
最后，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缫丝。因为缫丝可以一次性得到大笔现金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难得的机会。
不过自家缫丝，需要有全套的的设备。缫丝工人可以雇用，但他们只管操作，设备得东家准备；还需要有足够的空房和充足及时的桑叶供应，一般农家不易具 备。我 祖上有在盛产蚕桑地区的生活经历，并用心准备，从湖北江苏这些地方引进的桑树优良品种，种在郭家沟水田的田坎上，养蚕时采撷方便。桑树也因吸收水分充足而 生长良好。来自湖北的叫荆桑，叶片较小但发芽早，正适合刚孵出的幼蚕食用。来自江苏的叫湖桑，叶片大而厚，当它枝叶茂盛时，正是蚕已长大，需要大量桑叶的 时期。仅此就可见先人考虑的周到。
因此我家有长期养蚕缫丝的历史。我出生几年后，赶上四川军阀混战结束，中国的经济和外贸都有发展，大概是在1935年，来安岳收购茧子的商人多，价 钱好， 养蚕太辛苦，干脆就卖茧子，也收入了一大笔，卖出后在饭馆吃了顿饭，还到公园去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位亲戚，但我的父亲和叔父仍在外上学，因此说不上全家 福。）是我童年时代罕有的一次照相。
但是好景不长，没两年，来收购茧子的商人少了，没有了。大批茧子卖不出去，等到化蛾子就完了。只好又雇工缫丝。运到成都去卖。
没人收购茧子的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打来了。
此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蚕。那些亭亭如盖的桑树，大概也早已不存在了。
从“农”到“士”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农工商，士居其首，而农是补充到士的主要来源。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荣唐祖的长子绍绪（赞臣公）的科举得中，体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特色。
由于安岳县在前清仅有四人入翰林院，乡人特别看重，赞臣公习称为陶翰林，我家也就习惯地被称为陶翰林家。四人四个姓，不致误会。
郭家沟祖屋大门上，嵌有上书“进士” 两个金色大字的匾额，说明是在赞臣公有了功名后盖的。房屋历来就是表示身份的一种标志，按典籍所记，等级森严，是不可僭越的。我家的祖屋是高大一些，但没 有看出什么特殊，只是门前一东一西有两座残留的竖立桅杆用的石砌基础，或能见证；那桅杆是用来悬挂表示屋主身份地位的旗帜，一般农家是没有的。
追封三代，有皇帝的诏书，卷起来藏在一个锡制的圆筒中，用支架撑起，供在堂屋的香案上。圆筒表面铸有蟠龙，表明是皇家才能有的东西，从我记事起，没人去动过。有时想起，当时该打开来看看。
荣唐祖着朝服朝靴，头上顶带花翎的画像，还有夫人着凤冠霞帔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堂屋神龛上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然而他俩其实是勤劳终身的农夫农妇。
乡里流传一个故事，赞臣公得中进士后，报子来报喜，找到郭家沟，见一老汉在犁田，便向他打听，陶老太爷住哪里？是不是在家？老人说，我知道他在 家，并给他们指点了陶家的位置。然后，他洗掉腿上的泥，悄悄从后门回到家中，更衣后出来见了报子。报子大惊，原来刚才见到的就是老太爷。
赞臣公中进士那年，荣唐祖五十四岁，在过去是老人一类了。那报子是从外地来的，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太爷还在下地耕田，合乎常情，因为赞臣公能进京考试，就表明他已中了举人，那有举人老爷的老父还下地呢。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单是一种考试制度，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项网络人才使之效忠皇家的系统工程，一旦金榜题名，地位立马改变。难怪天下英才，除个别特立独行者，莫不入其彀中。
赞臣公中进士后两年，他的弟弟襄臣公也得中举人，随后又被选任湖南益阳县知县，并得中兴名臣胡林翼的赏识。在安岳县志中，有关于襄臣公的一段记载：
少家贫，从父治田烈日中，误缺其锄，父掌责之。公默然自愤曰：弟与兄人等耳，兄读书在馆，挥扇乘凉，我耕褥胼胝，乃与夏畦同病，何苦乐之悬殊也，请受学。
说明当时全家除了念书的长子，都下地干活。而在老二提出读书的要求后，父亲说只要你能象哥哥一样努力，我也让你去读书，果然没辜负父亲的希望，但少了一个壮劳力，父亲得加倍付出自不用说。
荣唐祖是独子，而且两岁丧父，年仅二十二岁的母亲守护他成人，后来为了实现祖父的遗嘱，又让两个儿子读书，他必须加倍勤劳，而且得经营有方，祖屋和山林田园中都留有他睿智的遗迹。从以上零星的记述来看，即便有两个儿子都当了官， 他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在襄臣公的墓志铭中，引有荣唐祖给他这个刚当上知县的儿子的家书：“吾家本寒素，总以不玷官声，不滋物议为嘱。”要他“扶善良类而戢豪纵”，在留下不多的文字记载中，称赞襄臣公“赋性刚直，伉爽有气魄。不媚权贵，痛绝脂韦之为。”我相信不是溢美之词。一个亲身参加过耕作的农民的儿子，在十多年中转换为知县的新官，他不会那样快失去记忆。
襄臣公在同治元年（1862）在出差到北京的途中，突发病不治，卒于保定府望都县，仅得年四十四岁。赞臣公也在同治八年（1869）卒于山东临清州任所，也只有五十四岁，而荣唐祖寿高八十二。
转入仕途也悲哀
我的祖父幼云公，1950年3月30日去世，时瘫痪卧床已三年。因土改尚未进行，早先为他准备的寿衣寿材均得享用，来吊唁的亲友仍很多。土改时在家的仅几个妇孺，是净身出户，家中的全部物件经过反复清理，都没有查出有什么藏宝。但到了阶级斗争更加强的年月，却有人怀疑祖父的棺材里藏有金银珠玉，挖出来开棺检验，结果无所得。
其实老家不是没有值得珍视的遗留，宋徽宗画的白鹰，唐伯虎画的美人等字画，都是真迹，但这得在太平盛世遇到识货的才值钱。还有一屋子书，虽非孤 本善本，不 少也是有价值的。（几年后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安岳县文化馆举办文物展览，提到这些字画，知尚未流失，并由公家作为文物保存，也就放心了。）
出现这类误会，可以理解，因为自赞臣公点翰林后，按学而优则仕的规则，的确是从农家转入了仕宦之家的行列，他的幼子，我的曾祖父云门公，在民国也当过县官，虽官阶不及先人。一般人仍是很羡慕的，拿俸银旱涝保收，叫做“砚田无荒岁”。
老辈人是有窖藏金银以备荒年乱世的，但我家当官的没能从外面拿回钱来，记载称赞臣公卒于临清州署，“没 之日，家无馀财。”家人运送灵柩回安岳后，赞臣公的孙子，我的祖父要念书，竟没钱请老师，只好到百里外的外公家去读他们的私塾。云门公是有些积蓄，但投资 在一家火柴公司，那公司后来破产了，只剩下面值五千大洋的大陆银行的股票。（这些股票的息金，支撑了父辈出外求学，到土改减租退押时用它来抵账，经农会与 银行联系得到认可，其数额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因而家人得到宽待，未受皮肉之苦，先人遗泽发挥了它最后的作用。）
老家财产的积累，主要靠荣唐公对祖业的经营，那时的粮食卖不起钱，不可能攅积起多少金银。
我家还有一笔需要现金支付，为数巨大的特殊支出，将灵柩从数千里外运回郭家沟。除了赞臣公，他的次子先翰，也是同治八年在临清州去世，年仅21 岁；长子候补知县先庚，同治十二年，33岁时也在山东去世；还有襄臣公病故在保定望都后，无子，是过继赞臣公的第三子为嗣，他的灵柩寄存在山东寺庙中；这 些灵柩都必须运回老家，可以想到这得多大一笔开销！
若干年后，我的曾祖父云门公也是病故在外，安徽凤阳临淮关，全家随之扶柩返川。再往后，赞臣公长子先庚之孙元恺，习武从政，辛亥革命后任湖北都督府上校参谋，但第二年就因病亡故，得年仅二十七岁；随后，他在湖北结缡的夫人也去世了，双双被迎回安岳陶家祖茔。
经济上负担其实不足道，而由于从政离开农家的田园，不能在故里享家族团聚之乐，特别是导致亲人的夭寿折损，则无法弥补。
时乱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明太祖时开始，选进士于六部诸司及 翰林院之下观政。翰林院之下者称庶吉士，六部之下者称观政进士。之后观政集中至翰林院内。明代英宗以后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 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清雍正以后，选馆更为严格，由皇帝主持之朝考决定。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 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 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维基百科）
找到还川始祖，曾遭灭门惨祸？
小时候，凭常识我就对迎春公被称为始祖有过疑问。因为他一定也是父母所生，绝不会是头一个。大人的回答是，在此以前没有记载留下，人和事都无从查考。只好由他从头算起。他墓在高桥，代代有人祭扫，谱系清晰可靠。如安岳陶氏宗祠碑所记：
吾族原籍江南城码头街太子门，自明时徙蜀，世居安岳清流河，子孙繁昌。遭明季避献难，四散流离，国初乱定后，惟迎春公偕妣郑氏，携五子之栋、之 梁、之材、 起虞、之相回籍，卜居城南高石桥及陶家坎等处。嗣后五大房支分派别，迄今椒衍瓜绵，皆迎春公一线所延也。旧谱散轶，先无可稽，祖故以此始。
先父元珍教授是学历史的，曾作考证，因史料缺失，仅可确认：安岳陶家早就在四川居住，不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才来的。明末大乱时逃到贵州遵义去了，清康熙年间才又回来。
因而我一度以为安岳陶家是四川土著，不相信源出江西，乃陶侃、陶渊明之后的说法。因为在追述家世时，习惯将本族名人奉为自己的先祖，许多实无可查证，应重在自身，须知龙凤后代，亦有顽劣。
不过近年来由于史料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在内江市东兴区白鹤镇富台村三大四队(陶家碾房)，找到了迎春公的父（应葵公）母（陈氏）的墓，还有坟前 的碑，上刻 有““祀男：洪春、先春、迎春、富春”之名；碑后所刻《碑序》中有：“余祖出自明时南京，有业公者奉简命四川川北道………因落业于安岳县二郎滩。后避献贼 之乱，逃窜于东道遵义军民府，……清朝定鼎，公率眷回籍，安家于丁家咀，至康熙甲子陈氏祖母殁葬金山下…………”《碑序》的镌刻时间，为 “大清乾降四十七年壬寅十一月庚申”。族人世雄等曾去现场考察，内江同宗说：“应葵公和陈氏祖婆原葬安岳，而葵公有四子，仅迎春一房居安岳，其余三房均迁 居内江，每年祭扫甚为不便。加之安岳迎春公后裔繁衍昌盛，认为是祖宗护佑所致，于是内江葵公子孙于星夜将其尸骨移至内江埋葬。”
世雄在2003年所著《还川始祖新考》中概括为“清朝定鼎后，是应葵公及陈氏祖婆率四子返川，先后定居于安岳城南、内江白鹤、高梁、杨家场等 地，应葵公为 还川始祖，我安岳陶氏家族与内江陶氏家族均为同一祖先应葵公的后裔，而我安岳城南至县城一带陶氏宗族是其第三房迎春公的子孙后代。因此，以迎春公为我安岳 陶氏始祖，也是正确的，但不应是还川始祖。”事实具在，解释合理，“还川始祖”的称谓也更为准确，不致误会。
但从应葵公上溯，仍有大段历史是空白。在得到内江的陶氏族谱和碑记后，与安岳早先的一些传闻对应比较，陶家从南京迁川，原籍江西，应有其事。
“陶氏先世南京城太子门马头街人也，原籍江西。先朝不乏忠孝可传，节烈堪表者，奈世远年湮，谱牒散失，宗功祖德无目稽查，幸而前辈传言犹存其概焉。”
“越至明末时（其他记载或传言，没有“末”字。），有祖公讳业公者，奉命任四川，分巡川北道。数任致仕，返道远，囊空难归梓里。故置业於潼川府 安岳县桐化 乡清流河二郎滩。传数世人丁稍繁，分处各地，有居陶家扁、陶家桥者，有居陶家坡、陶家坎者，又有居断头山者。”（内江市东兴区《陶氏族谱》）
但从业公究竟何迁川？经几代传到应葵公？历时有多少年？其间又出现过那些人和事，均不可考。
在内江的陶氏族谱旧中。谈了业公入川之后，有一段陶家曾遭灭门之祸的记载：
“于斯时也，公坚忠致君，勤劳王事，无愧乎为君股 臃，为君心膂者也。孰意有梓里陈姓同奉君者，窃位苟禄，以小忠小惠取悦君上，蛊感同僚，假奏吾公类於奸侣，不幸帝心被惑，遂降旨将吾族尽行屠戳。幸（上） 苍眷顾，罗网得脱，神圣有灵缧泄自宽，有公一人得免於难，流落异者。历传数代，方归梓里报仇，陈氏於中情亏，愿结秦晋之好，遂纳公为婿。今窃嫌其词不雅， 驯事亦不经，故节去，仍细书以附於此，俟后人之参考而定可也。”
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的《安岳县陶氏族谱源流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予先世父老传闻：余祖南京城码头街太子门，或云十字街天子门人也。其时莫稽，后有公业祖，奉简命莅西蜀，分巡北道，数任告职，固辞梓里，置业于潼川府安岳县桐化乡，地名清流河陶家湾。传数世，后人稍繁，分庄各处，……斯时公得志，致君泽民无愧。不意有梓里陈姓，同朝窃位苟禄者，假奏吾公为奸侣，帝心被感，遂以予族尽戮，幸公一人得免于难，逃之异省。到数年方归梓里，报仇陈姓之家，陈姓遂纳葵公为婿。
曾被满门抄斩，当然是家族的大事，但均未记入正文，固有缺少材料的困难，似亦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报家族之仇，反而与仇家之女结成连理，岂不是使祖宗脸上无光？
虽然仅有的记述简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均交代不清，但我倾向于安岳陶氏有过被灭族的惨祸，盖明季自朱元璋屡兴大狱，株连瓜蔓， 滥杀无辜、 朱棣继之，灭族成为常例。案朱元璋起家于安徽，皖南赣北陶氏南渡后的聚居地。在他得天下后多派嫡系部队去云贵四川驻防，业公入川，或有此背景；也正因本属 其嫡系，一旦被诬为“奸侣”，即使本身无多过失，也难以免祸。最重要的根据则是，在重视家族源流，崇拜祖宗的中国，焉有一个家族聚居二百多年，无一家谱或 其他记录世系的凭证遗留？除非被族诛难以解释。
葵公之妻确为陈姓，有墓及碑可证。陶家不再向陈家寻仇，我亦相信有其事，并认为不必讳言，而应赞许。盖如不化解，冤冤相报，何时得了！两件遗留 的传闻记 录，一为数年后即向陈家报仇，陈姓遂纳葵公为婿，显然有误，而“历传数代，方归梓里报仇”之说可信。葵公没于清初，出生时应已是晚明，显然在灭族几代以 后。此时世事沧桑，已多变故，先世恩仇成为历史，何由仍要后代的年轻人承担。
陶陈两家的结姻，不仅不应贬责，而且应该赞许。特别是在今天，由于一度将人分几类，强调斗争，致使社会撕裂，积怨甚多，如能在正视历史，回归真实，明确是非的基础上，求得和解，从头开始新的生活，实为中华民族之幸。
重温这段家史，感到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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