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界有个说法，20世纪前50年属于吴清源，后50年则是李昌镐。以这个标准衡量，投机界前50年属于巴鲁克，后50年属于巴菲特。
巴菲特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节回顾，现在谈谈“投机大师”伯纳德·巴鲁克。
他本人并不喜欢“投机大师”的雅号——比起巴菲特“股神”的称号，这是有点逊色，他说刚入市时人们说他是赌徒，当财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又改称他投机客，做大做强之后又尊称他为银行家，实际上他始终干着同样的事情。
巴鲁克一生中最辉煌的战例莫过于在1929年股灾前夕顺利逃顶，当时他不断地做短线，抛空、回补，再抛空，但他越来越感觉到股市风险的加大，终于在最后瞬间抛掉所有股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地默念“2乘以2只能等于4”，那么许多不幸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因此断定巴鲁克预见到股灾，他只是凭一个投机大师的直觉，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嗅到危机的气息，也许对，也许错，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的名言是：群众永远是错的。
这种话西方政客们打死也不敢说，可巴鲁克就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因为选票在别人手上，而股票在自己手中。
巴鲁克对群体盲动有深切的认识。
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容易丧失理智，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下跌时又过于沮丧。由此巴鲁克讥刺说：“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
直至今日，群体盲动在股市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想想巴鲁克20世纪上半叶的话，真有种痛心疾首之感。
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要想在投资中获利就应该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投资风格，使巴鲁克又获一个外号：独狼。
出人意料的是巴鲁克对这个雅号并不反感，或许他认为在一大群如小羊羔的散户面前扮演大灰狼的角色倒也不错。
巴鲁克很多高深的投资理论均从这个基本认识衍生而来。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像1929年之前随着股价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2乘以2等于4”等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陷入疯狂？
面对别人的溢美之词，巴鲁克很谦虚地表示：“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关键是他用在什么时候。”他进一步解释说，“坦率讲我不算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就像大家都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巴鲁克用牛顿做例子是不恰当的，后面我会介绍最伟大的科学家在股市上惨败的经历。
巴鲁克还认为，股票市场中所谓“真实情况”，其实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间接传达的。短时间内——一周、一个月、半年，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不是基于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是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作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说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了解了所有事实，判断就是对的，反之，判断就是错的。
最后我们来学习巴鲁克最关键的招数：止损。
止损是每个投资者都应该掌握而且广泛应用的手段，谁也不是神仙，就算研究得再深再透也无法预见未来的风险，因此难免出现投资损失或被套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正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捂股，倡导者是巴菲特，他对已制订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的理论是：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
巴菲特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每购买一只股票都要动用十多个投资专家反复研究长达几个月甚至数年，这样慎之又慎地选股，当然充满自信。
另一个办法更适合广大散户，那就是止损，俗称割肉。
巴鲁克提倡不利情况下坚决止损，他认为投资者应有两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只要树立正确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也会成为富翁，“你选择的股下跌了，说明选择是错误的，这时不能怀有侥幸心理，应该果断跳出去。”
巴鲁克就是在最后关头进行“惊险一跳”，从而得以全身而退。
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上台后，巴鲁克成为“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
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同时因为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全美100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
巴鲁克不仅“金盆洗手”，而且跻身更广泛的领域为人民造福，这是他一生中最出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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