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 帖】邓散木临《秦公簋》 ■薛元明

邓散木临《秦公簋》

■薛元明

　　邓散木是现当代首屈一指的篆书大家，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类似邓氏这样同时代的一批人，可以看成是晚清民国的余波。在篆隶书复兴大潮下，邓散木创作与时代潮流极为合拍，篆书和篆刻成就尤其突出。窃以为，以功夫与天然的标准来衡量，其篆刻有功夫而天然稍欠，篆书则功夫与天然皆备，尤其到了晚年，将各家冶为一炉，驾轻就熟，随心所欲。

　　邓散木除了勤奋和天资外，可谓生正逢时，他受益于几位名师的指点，对大量新出土的资料可以不拘一格，广收博取。邓散木将这些有利因素发挥到极致，个人书印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民国时期的书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一方面承继了旧的传统，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趋势，将各自行业的特点带到书印创作中，比如医生和木匠等，作品因此有了特定的职业化特点，风格变得更加多元有趣。虽然也存在鬻艺行为，但明显不同于当下的功利化色彩，书印本体仍然处于核心地位。

　　从邓散木留存于世的大量临作与其创作相对照中，可以梳理出其个人风格变化的大致脉络。

　　《秦公簋》为秦景公时器。铭文记载了秦之建国史，已持续了十二代，秦景公继承了祖先功德，抚育万民，兼有文臣和武士，可以永保四方。古往今来，这类祭祀文体，结构大致相似。青铜器上的文字，多半是刻制，或在模上，或在器身，然《秦公簋》的文字则是方块印模法——即先制好字模，然后印到范上，最后浇铸，与后世的活字印刷极为相似。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簋盖（图1）有铭文54字，器身（图2）铭文51字，共105字。诸侯彝器取代王室彝器的地位，说明了周王室日渐衰落。此簋文字整齐划一，类似玉箸篆，线质优美洒脱，微曲中求劲健，体式整饬严谨，实为《石鼓文》的滥觞。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簋，撰写了题跋，《秦公簋》渐为学术界所关注。跋语中有云：“德公迁雍以后，雍西去陈仓不远，则与《石鼓》文字体势相同。”

　　邓散木所临《秦公簋》有二：一是单独的器身（图3），未有时间款；一是器盖、器身同临（图4），时间在“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邓散木41岁，个人风格基本成熟，其中的长款引人注目。旧时书家印人常在款字中说明见解心得，可以作为“入帖”的见证。如果人与帖是分离的，临帖很容易变成“抄帖”。款字说明此簋结体变化接近《石鼓》之趣，而在当中，确实是以《石鼓》笔法来写，也有萧退庵的一些影响，笔法妖娆秀美，字形中多有一二笔画做到“紧其密，扩其疏”，强化疏密对比，个人心性自然流露。图4中，笔画较细，与原器铭文风格更加接近，全篇一气呵成，名为临，实为创，临创不分，亦古亦我，有古有我，非常熟练，款中有“挥汗背临一通”，可为佐证。其中一句乃为度世金针：“雪堂老人谓《秦公敦》上承古文，下启小篆，所谓大篆之孙，小篆祖，可谓推崇备至。”一语中的，将《秦公簋》过渡期特点描述得非常清楚。

　　这两件临作风格仿佛，推测时间相距不远，笔画粗细稍有差别，多施圆笔，局部笔画有些紧结，营造出一定的疏密对比，说明当时的审美理念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又有细微调整，可谓“一时有一时之态”。同样一件作品，在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下，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很多人临帖，针对同一种碑帖，临十遍二十遍，都是一样的状态，甚至只用同一支笔、同一种纸，不主动去尝试不同的感觉，不主动去探索不同工具的变化，往往容易程式化。临摹的过程，就是通过范本来比照和检验自身的变化，将不同的体验了然于胸，这些细节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荟萃于胸，加以提炼，便可以逐步确立个人风格语言。

图3　邓散木临作

　　邓散木篆书在风格统一的大前提下，有多种变化，这是成为代表人物必须要有的过硬素养。说白了，书家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每一件经典代表作都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若以一件作品为“单元”的话，整体上要统一，如果陈陈相因，自我复制，必然缺少艺术魅力。当然，整体上求变的发展脉络要很清晰，但凡书法大家，书法风格一定要有明显的分期，不断调整，走向完善。如果故步自封，最终的结果就是“固化”。书家印人必须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心胸，不为个人的见识所囿，不断积累，加以创造。但是，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知道突破是一回事，能够真正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知易行难，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图4　邓散木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