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清心

数字出版产业高速增长、传统纸媒出版断崖式下滑的今天，杯酒订交般跟图书结下一生情谊的编辑出版人，依然深深怀念坊间诸友传看一本书的时代。

一夜桃风，唤起曾经满室年轻毛躁之心。张宗子在《往书记》中说：

“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年轻时读到的书，影响思想，塑造人格，决定道路的选择，积偶然为必然，变不确定为确定。还有很多书，几十年里手不释卷，温故知新，它是过去经验里最可贵的部分，还将继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话中频频传出传统纸质书的别样风味与怀抱，有别于网络数字出版引起的思想平庸和乏味。

王增军先生的《汉隶解析》，终于由书法出版社出版，新纸新墨，开本舒朗，令人感怀。

尽管费尽了心力，尽管因为欲说还休的种种原因拖延太久，然笔墨的力量侵入当代编辑出版人的案头和心头，一种润地无声的普世情怀浩然升起。《汉隶解析》是一部值得频繁阅读且能嘉惠书坛的力作，点亮和激活了整个茫茫汉隶世界。

王增军素来认为“篆、隶、草、行、楷每个书体都有各自的艺术规律，每个书体中的笔法、章法以及艺术特征又有自己的规律或者法则，这些规律的形成和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表现书法”。

所以，在《汉隶解析》中，他重在研究、疏解和分析汉隶的艺术本质，力图重现汉隶的艺术规律，为研习者提供一条清晰的思路。以此宗旨作为观照，王增军从三个学理性的视角去消化古人的笔墨精华。

在对隶书简史的梳理中，时间是最好的节点，沉重而追远的隶书文化命题，起步于商周，秦代应运而生，到西汉王朝才走向成熟，无论线条、结体、章法均形成了自家风貌。东汉时，为了“扬德书贤”，刻石立碑之风盛行，隶书迎来了属于它的最放绎、最富有诗性的盛世年华。然而随着大汉雄风的荡然消逝，隶书逐渐失去了箭在弦上、殷殷待发的神采。之后便是桑海沧田，急转直下；落花身世，一任飘零。直到清代，才得以中兴。

“清代隶书中兴，外部环境上有雍乾两帝肃整反清思想，部分文人将精力投入到文字金石考证，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书法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篆书和隶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擅长篆、隶的书家很多是书论学者和金石篆刻家。” 

另外两个视角“隶书技法解析”和“隶书的临摹与创作”，理所当然应该视为王增军对自身书艺不断拷问与扬弃过程中，笔墨精神的纯然映现；亦系天命之年痴心书艺，苍茫独立之存照。

数十载艰辛凭栏回首，他在本书后记中便有了风雪夜归的心头滋味：

“经年累月篆刻抚碑记录下的都是疑惑。疑，汉简已经发现那么多了，远比汉碑多得多，为什么一说汉隶还是指汉碑？

惑，书写程度强不一定就是书写性？······疑，在众笔法中，是谁主导书体的演变和创造？惑，笔法千古不易吗？”

这种天问式的“疑”与“惑”，是个体的，更是时代的。

白荷凭水，双辑互动，起航书法艺术之舟，一路驶来，王增军已经将自己的疑惑破译在“隶书技法解析”和“隶书的临摹与创作”中。

譬如汉隶与下游书体楷书的关系：

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拥有共同的审美特征，双双同属于正书类书体和今体字系统。不同之处则体现在有无存留篆书的象征意味，以及审美标准、重心趋向、笔画形状、提按幅度、笔画关系、字形、横画表现、雁尾部位、字体走向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等。

王增军的笔墨文意表白，时时可见书法艺术发展史中接榫过脉处的清晰与饱满。

又如对于临摹与创作的界定：

“临摹首先学习的是技法规律，即‘取法’。然后是循着技法规律而上，学习审美意味情趣规律，即‘取意’。因为，书法的审美意味情趣是高度依附于书法的技法的，由技法、结构、形式具体体现。这样循环往复、交错进行逐步提升，把握艺术规律，表达思想感情，即为‘创作’。”

这一由“取法”到“取意”，再到把握规律，上升为创作的固本图新路线，带有独特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思考，在王增军看来，是“学习书法艺术的唯一正确途径”。并且在这条路径上，王增军筚路蓝缕，寒暑不辍，长锋复短锋，给人以吾道不孤的温暖。

在当代书坛，王增军以力扛隶书之大纛者名世，创作以隶书、篆刻和篆书为主，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获奖，并被中国美术馆等多家美术机构收藏，但他的本行却是传统纸媒编辑。

2015年，作者与编辑见面会上，我作为其中《隶书教学指导》一书的责编，得以跟该书作者之一王增军结识。

那一天，他一早从廊坊匆匆赶来北京，风尘仆仆之下，难掩一份悠然南山的气度。言谈之中，我才知道他是《廊坊日报》的主任编辑，一直从事编辑职业。同行相惜，同为河北老乡，驻足在这片京华烟云里，使我对《隶书教学指导》一书的出版有了十足信心。

其实，那次我们交谈更多的是书稿之外的话题。曾言及三十年书坛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曾言及书法的从自发到自觉跟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关系，亦曾言及与燕赵书坛中诸多旧雨新知如张旭光、范硕、胡立民等人的长久交往，等等。

把盏理想，畅谈人生、艺术细节与大节，令我感慨良多的是王增军能够敞开的清流胸襟。

回头再说案头的这本《汉隶解析》。进入编辑流程后，笔者因书法专业知识之寡陋，对这部荷载着王增军意味深长之历史感悟的理论著述，常有难以把握其汉隶语境之感。书稿中“蚕头雁尾”频频出现，笔者查阅《辞海》（第六版），未收录“蚕头雁尾”，只有“蚕头燕尾”条目，并解释为：

“书法术语。指唐颜真卿书每画下笔与捺脚之作风。书法分圆笔、方笔两派，圆笔起笔藏锋逆入，圆如蚕头，各家皆同。燕尾则指捺脚收笔开叉。古人作书多用硬毫，一般用兔毫，锋不太强而弹性强。颜书大字笔锋均按足，捺笔不能再重按，笔锋提起，笔腹离纸，锋端随后提出，致使缺口开叉成燕尾形，如《麻姑仙坛记》·······”

显然“蚕头燕尾”是就颜体书法而言，并未指向隶书的笔画特质。然而因手头工具书中未见有收录“蚕头雁尾”一词者，笔者遂将书稿中的“蚕头雁尾”径改为“蚕头燕尾”。

王增军在二校样中发现这一问题，及时与我沟通商榷，并指出“雁”与“燕”在学术界多有争议，各有说法，但在汉隶语境中，采用“蚕头雁尾”应更合适，并期望学术界日后会有定论。

出版人张国功先生在《且以后注改前误》中说：“常有所谓的知名作者，对自己的文字深信不疑，反对任何修改，甚至有人对编辑诅咒说‘动一字如辱我父母’。”王增军断然不会把作者的话语权延伸得如此强硬，他深知为人做嫁的艰辛，所以编辑他的书，编辑与作者之间，没有那些上下忐忑，仿佛进行一场人生如棋的手谈，起起落落、来来往往中，各有领悟，各得奇妙，且每有会心之处。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这是多少人向往的人生境界，初次读来是喜语，再读却是难掩沧桑的尘世痛语。

尤其是在键盘敲击的号角几欲冲散传统笔墨书写之依依柳色的时代背景下，风雨故人一样的《汉隶解析》，得以出版，不只是为引起书坛汉隶研习者的理论共鸣，更多的在于丰富了传统纸质书出版和存在的意义。殊为难得，可以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