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图像
关于陈留“圉”文化含义的理解，我觉得还是以东汉当事人陈留圉人蔡邕本人的解释为妥。这样最贴近蔡氏家族的历史经历，也最具有说服力。
据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东汉蔡邕解释：“圉，蔡邕云，囹，牢也。圄（圉），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
从文中可以看出，东汉陈留圉人蔡邕显然没有采用“圉”为养马人、圈栏的文化含义，仅仅只使用了画地为牢，只许在指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得出入逾越的“罪人所舍”之意。因此，本文就暂不考虑探讨“圉”文化中的养马人、圈栏的文化含意了。
一
原来，我曾设想：画地为牢，只许在指定范围内活动，不得出入逾越的“罪人所舍”之“圉”文化，或许与尧帝时期掌管刑狱的大理官、高阳氏皋陶居住地高阳（今杞县西南）之地有关；或是与商汤囚禁夏桀于南巢（今睢县南）、伊尹囚禁太甲于桐宫（牢）在古陈留、古杞国之地有关；或是与蔡邕作为西周三监之一、因叛乱被流放囚禁的蔡叔后裔居住地有关。同时，也曾考虑与上古华夏先民驯化禽兽的虫牢、圈栏、养马人有关。
现在回头看来，虽不能排除前述上古时期以来“圉”文化传承的可能，但也似乎有些偏远了。
对于蔡邕先祖蔡氏族人的“圉”文化来讲，它的直接含义应该与东汉史学家、陈留人圈称《陈留风俗传》所言“旧陈地，苦楚之难，修干戈于境，以虞其患，故曰圉”的关系更为密切。用东汉蔡邕本人的话说，就是：蔡“昭侯徙于州来，（蔡氏）公族分迁，氏家于圉”。
这看似两种说法，实际本指发生在春秋末期蔡氏族人发生的同一个历史事件。由于这是蔡邕自己关于蔡氏族人徙圉的说法，又有圈称做旁证，所以别人若想否定也较难。
因此，我们就围绕这些方面开始谈起吧。
二
首先，应该考虑到《陈留风俗传》的作者圈称，他是与东汉蔡邕同时期的陈留人。他把自己家乡陈留之地的“圉”，定位在春秋时期杞国东迁后被陈国一度占有的“陈留”“旧陈地”。这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渠》引用三国时期著名学者“孟康曰：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矣”相吻合。可见，陈留就是“旧陈地”“圉”地。它不是同时期郑国的“别狱”，即狱官郑大夫尉氏的食邑之地，更不是圈称时期存在的东汉尉氏县之地。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观点。
无疑，圈称曾受自己家乡陈留历史文化和地理常识的深度影响，更不用说圈称是东汉有影响的著名地名学家了。
至于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食邑”与郑国“别狱”能否彼此划等号，郑国“别狱”是否在郑国国都城邑之外的尉氏，就暂且不论了。
此外，既然尉氏是郑国大夫的“食邑”之地，郑大夫和尉氏家族会轻易地让毫无政治利害和宗亲渊源的蔡氏族人长期占有自己的封地吗？尉氏大夫有权力安置蔡氏大家族入住郑国吗？郑国国君允许他这样做吗？因为历史没有这种假设，所以也不必回答了。
其次，凡事总得有个因果。“陈留圉人”蔡邕先祖发生蔡氏“公族分迁，氏家于圉”的历史事件，也是有前因后果的。
蔡邕先族迁徙“圉”的原因，是遭遇“苦楚之难”事件所致。那么，就应对“苦楚之难”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脉络，加以梳理：
蔡昭侯，名姬申，约公元前518—前491年在位，共历28年，是蔡国建都新蔡的最后一位国君。一次，他到楚国朝见楚王时，因不愿送给楚相子常（囊瓦）美裘佩玉，被楚相扣留楚国三年，不得回归国都新蔡。后来，不得已献出美裘佩玉后才得以返还。在归途北渡汉水时，他气愤地投玉于水，发誓曰：“再南来者，有如此江” 以发泄对楚国的不满和怨恨。
蔡昭侯十三年（前506），蔡国积极参与诸侯会盟讨伐楚国的行动，又因拒绝晋将荀寅的索贿，晋国拒不出师，蔡昭侯只好请师吴国讨伐楚国。吴国大破楚军，楚国几乎灭亡。但13年后的蔡昭侯二十六年（前493），楚国终于反败为胜，打赢了吴国。然后，挥师东进，收复楚国东北部失地。
不久，楚师便逼近蔡国都城新蔡。蔡人国小力弱，蔡昭侯只好求和。楚国提出让蔡国向远离吴国边境的内陆迁徙，以防吴、蔡再度联合抗楚。于是，蔡国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多数族人同意向楚国指定的地区迁徙。但蔡昭侯害怕楚人清算自己联吴抗楚的罪责，连夜带领部分近臣、后宫、族人逃往吴国控制的下蔡，即州来（今安徽凤台）。蔡人因此而分裂，皆对蔡昭侯心存怨气。不久，蔡昭侯被族人杀害。
没随蔡昭侯逃往（一说自下蔡返回）吴国的蔡氏族人，被楚国以“罪人”之名，流放到自己控制的陈国北部边陲“旧陈地”“圉”居住，行动范围受到限制。楚国以此化解了蔡氏族人再起干戈的隐患，解除了蔡氏族人给楚国带来的忧虑。
其三，楚国能够将蔡氏族人迁徙到陈国陈留的“旧陈地”“圉”，说明此时陈国已无能力阻止楚国的行为。因为这一时期，陈国曾历经三次内乱和亡国之祸，已处于最终灭亡的前夜。
早在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初立时，为笼络人心，缓和被前楚灵王破坏的诸侯国之间关系，便使陈人复国，立陈国故太子偃师的儿子吴为陈侯，是为陈惠公。距离前次亡国已有五年的陈国，虽然复了国，却不过是楚国控制的傀儡罢了。到了陈湣公六年（前496年），陈和楚联合灭了吴国的近邻顿国（今商水县平店乡一带），导致吴王夫差攻陈报复，夺了三个城邑而归。陈湣公十三年（前489年）吴国又攻打陈国，楚昭王亲率大师救援，吴国遂罢兵而回。陈湣公二十三年（前478年），陈国因经不住吴国时常侵犯，而依附了吴，结果又招致楚国公孙朝率领楚师的攻伐。楚惠王杀陈湣公，陈国最终亡国。
可见，蔡昭公二十六年（前493），蔡邕先祖“公族分迁，氏家于圉”时，陈国正处于奄奄一息之际，已无力自保，更无力顾及“旧陈地”“圉”了，这才使蔡氏族人被楚国押送、囚禁在“圉”成为现实。
而此时，郑国尚处在郑声公（前500年—前463年在位）时期。虽与强大的晋国对抗有过失败，但郑国实力仍不容小看。郑国尉氏不是陈国旧地，楚国不具备随意押送、囚禁蔡氏族人到郑国、尉氏居住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郑国作为一个侯国，还没有软弱到屈从楚国接受蔡氏族人迁徙、囚禁到尉氏的程度。自然，也不会有蔡氏族人迁徙郑国尉氏的历史事件发生。这说明春秋时期，不存在蔡氏族人迁徙郑国尉氏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东汉史学家、陈留人圈称《陈留风俗传》关于“旧陈地”“圉”同地的记载，是符合春秋时期陈国、郑国政治、历史和地理实际状况的。
这也进一步说明：陈国陈留的“旧陈地”“圉”，专指汉代陈留郡雍丘县、或淮阳郡国圉县之地；陈留圉人蔡邕，专指东汉陈留郡圉县人。高阳乡侯蔡邕所封的高阳乡，本是东汉陈留郡圉县的属地。就像如今开封尉氏蔡庄人，对外称自己是开封尉氏人一样。
三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等学者，在对南朝范晔《后汉书》“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的内容注释时，更加清晰地指出：“圉，县，故城在今汴州陈留县东南。”证明东汉“陈留圉人”，就是指陈留郡圉县人，方位在陈留郡（大致在今祥符区陈留镇一带）东南的今杞县圉镇、高阳一带，而不是在陈留郡西南方位的尉氏县蔡庄一带。
在汉代、南朝、唐代等国家级别的史志中，关于东汉蔡邕为现在杞县圉镇、高阳镇人，蔡邕先祖迁徙到圉、蔡氏族人居住在圉、蔡邕封地在东汉陈留郡圉县、或高阳乡的表述，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基本上达到了极致。
如果古今有史志人把明代《尉氏县志》悄然修改（说有意篡改不雅）东汉蔡邕本人原文，视之为冠冕堂皇的修志常规和基本方法，那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了。因为这已涉及古今史志修续的道德底线和根本原则问题，让天下人情何以堪，又让史志人颜面何存。这种个别现象古今有之，它从侧面反映了修志续史工作在辨别是与非、真与假、对与错、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上令人堪忧的状况。
当然，想怎么说毕竟是古今个人的权力，只要不犯法谁也管不了。但是，陈留郡圉县作为东汉蔡邕封地、祖籍和故里的客观性，终究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传承。
开封古陈留的“圉”文化，由此打上了蔡邕先祖抗楚国败后，被迫迁徙圉地，受人管制的特殊政治、历史、氏族和地理烙印，这与东汉蔡邕、圈称等解释陈留“圉”文化的历史含义是一脉相承的。
蔡邕故里碑
四
到了北宋时期，国家地理著作也专门对开封府雍丘县圉城在春秋时期历经的上述历史，做了明确解释。
如北宋史学家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是继唐代所撰中国地理志史《元和郡县志》之后，又一部中国地理志史，它记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图。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 开封府》“雍丘县”下“圉城”条记载：“《（陈留）风俗传》云：旧陈地，苦楚之难，修干戈于境，以虞其患，故曰圉”。
“苦楚之难”，是蔡邕先祖失国、迁徙“圉”地的特有悲惨经历；“旧陈地”，又是春秋时期陈国陈留“圉”地的特定地理称呼。陈留“圉”地的蔡氏族人不历经国破迁徙之苦难，如何会有解释“圉”文化“止出入，皆罪人所舍”的切身感受。
这就明白地告诉不明白的后人，北宋时期的雍丘县“圉城”，就是东汉陈留人、地理学家圈称在《陈留风俗传》中，所记载蔡邕先祖“苦楚之难”时，自新蔡被迫迁徙“旧陈地”后，被楚国画地囚禁之“圉”。它不在别的其他地方，也不是其他地方的“圉”。即便蔡氏在其他居住地有“圉”文化地名的出现，也会与陈留蔡氏最早居住的“圉”文化内涵存在差异，或具有蔡文化源与流的传承关系。这其中很可能也包括尉氏县的蔡氏文化在内。
北宋初年，作为国家首都的东京开封府下，辖开封、浚仪、封丘、陈留、尉氏、雍丘、襄邑、考城、阳武、中牟、太康、长垣、酸枣、扶沟、鄢陵、东明16县，其中的东明县系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新置，长垣县唐时尚名匡城县，其余县名与唐朝完全相同。此时的雍丘县与尉氏县是并存的关系，没有彼此均具有蔡氏最早“圉”文化发源地的可能性。
唐代时期，这16县于分属汴、陈、许、郑、滑、曹、宋七州。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中，有解释上述16县中地名渊源中的12个，即：汴州、浚仪县、陈留县、高阳城、外黄县、尉氏县、襄邑县、鹤城、酸枣县、内牟县、陶城、太康县，没有划高阳城归尉氏县的记载依据。
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卷二中，均有记载开封府地名历史发源的内容。在记载的上述16个县中，解释历史渊源的地名有：汴州、琵琶沟、浚仪县、新里县、东明县、寒泉、望京楼、云响城、陈留县、箜篌城、太康县、冰井、长垣县、守节县、圉城、祺城、外黄县、新汲县、石仓城、汝池、尉氏县、高阳城、襄邑县、龙城、七女冢、陶城、康阴县、内牟县、杞县、圃田县、酸枣县、扶沟县，共32个，也没有“圉城”“高阳城”曾归属尉氏县的任何蛛丝马迹。
相反，北宋《太平寰宇记》却有圉城与高阳城同归属雍丘县管辖的记载，而不归属尉氏县管辖。历史上，除明代之后个别地方史志之外，不同时期国家级别的史志、史书尚不见有东汉陈留圉人、高阳乡侯蔡邕属于尉氏县的记载，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五
无论如何追溯陈留郡、开封府的史志依据，却只见陈留圉人蔡邕所封的高阳乡侯地在雍丘县、圉县的历史；只见蔡邕族人最早迁徙囚禁在陈留“旧陈地”“圉”的记载，而不见蔡邕封地、祖地、故里归属、或迁徙囚禁在春秋时期郑国尉氏别狱、汉代尉氏县的记载。对于东汉蔡邕文化历史不为尉氏县作美，我们只有遗憾的份了。
因此，我们说陈留圉人蔡邕的封地、祖地、故里，在汉代陈留郡雍丘县、或圉县，蔡邕受封的“高阳乡侯”与此地理上相对应，而不是在同一时期的尉氏县。这一历史观，在没有足以否定现有历史、地理、文化依据的新证据之前，不会受其他无关紧要的方志、遗迹、传说等因素的影响。
无论从历史文化研究而言，或是从修志续史而言，采取明代《尉氏县志》在蔡邕原文中增加“名尉乡”的做法和影响，就如同为当地修建一座高耸的金字文化大碑。可它到底向后人昭告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观呢？体现什么样的史志修续观呢？为后人树立一个怎样的文化形象呢？这或许是最值得引起大家深思的问题。
我们认为，尉氏县与杞县关于蔡邕封地、祖籍、故里文化争论本身虽然重要，但它所反映在历史文化观、史志修续观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则更具有根本性，因而也更加重要。汉代司马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虚美，不隐恶”的修史原则；中国史家“实录直书”的修史风格与“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古代修“信史”首当有“信人”等行为规范，仍然值得后人借鉴和效法。
当“信史”无“信”时，“史”也就没有了道德底线和存在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修续史志除了误导后人，又有何益。自明以来，在蔡邕封地、祖地、故里争辩中，历来缺少的不是客观依据，缺少的是维系修志续史基本原则的思想道德底线。如果这是主观形成的群体行为，那情况更加严重。试想，假若底线不存，即便东汉蔡邕在世又奈其何。
既然蔡邕封地、祖地、故里已经明确，我们讨论主要观点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其他由此衍生的问题也大多可以随之化解了。为此，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历史依据之前，尽管我们尊重提问题者提问的权力，但将不再撰文探讨和回答此类问题，以便于大家集中精力做好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还望大家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多年来对中原华夏文明的研究使我切身感到，无论杞县或是尉氏县，其华夏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深厚而丰富，值得深入发掘。期待今后有缘与杞县、尉氏县的同仁们共同努力，为发掘、阐发和传承开封优秀传统文化尽微薄之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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