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批评别人，别人也在批评我，批评我的声音一直都在。对于批评我的声音，不管我是否认同、接受，我都表示充分尊重———尊重他人自油表达的权利。盖文明社会的通则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主张宽容，但决不主张滥用宽容，滥用宽容的结果就是伪善横行。当伪善得以横行的话，在书法人的这个圈子里，起码的公平公正也就荡然无存了，大家一起都学会了狡猾，各自把自己对书坛丑陋的不满、愤怒等深深藏匿在内心，各自再用自己伪善、狡猾的“套路”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此以来，丑恶的东西就会在书坛中不受节制地疯长，这无疑是滥用虚假宽容后酿成的恶果。
我们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批评他人的权利，包括接受他人的批评。我们生而不完美，每人学力大小有别，故而批评意见有高有低，批评意见的高低在其次，是不是说了真话才是批评的核心所在。当代书坛流行的风气就是“关起门来说话”，真话不敢见光，假话却能于阳光下畅行，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畸形变态的书坛啊！
在正常的社会中，必然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向着本阶层的人说话，亦即穷人向着穷人说话，富人向着富人说话，中产向着中产说话。而在当代书坛之中，这个常识则无效了，我批评苏士澍、骆芃芃、管峻等，那些在书坛底层讨生活的人偏偏以“自甘伍”的姿态跳出来为苏士澍辩护，为其辩护的理由是“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不需要会书法、写好字，能把书协的组织工作干好就行……”。当我看到这种谬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会有这等荒唐的“神逻辑”，按照这一“神逻辑”推演下去，骆芃芃作为中国篆刻院的院长不需要篆刻好，管峻作为中国书法院的院长不需要书法好……。这种“神逻辑”最后的指向，无非是以无知战胜有知，越是无知越是有道理，试想这得多大的“脑残”才会拥有这种自甘为奴的“神逻辑”啊？！
这种“神逻辑”的出现，只能说明当代书坛中的大部分人长期浸淫在权力崇拜和归服之中，这伤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人格，同时还伤害了他们的智商。 而当代书坛最大的悲哀则是，身为“坛”中最底层的人，却特别信任、折服于权力，身处九天之下却以为高居九天之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去年至今的“批评”岁月中，对什么感触最深？感触最深者莫过于当代书坛中这类“贱骨头”太多了，所以尽管苏、骆、管不学无术，却能够身居要津，在当代书坛风光八面，“指点江山”啊！悲哉！
长安居闲话
作 者：长安居
我从16岁学会拿毛笔算起，游离在书法篆刻这个圈子里忽忽已有近30年的时间了。而从30岁左右始，我已完全放下了要做一个“书法家”的人生理想，也不再关心书法界的任何事情了，与书法界的朋友们更是渐行渐远矣。我在日常生活中废弃书法篆刻的根本原因，是自觉个人在艺术上的学力非常有限，即便自己真的花上了大功夫也搞不出任何名堂来，既已自知“老天爷不赏饭”，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客观而论，能真正吃上艺术这碗饭的人很少，一人的人生理想如选择了从事艺术创作，这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成功率最低的职业，可以说世之99%研习书画的人，都是去映衬那屈指可数的、仅仅只有1%的大名家，而那1%的大名家，正是在99%平庸如我之辈的映衬下才会显得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基于上述可知，书画家一业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项职业了，胆小者莫入，没有殉道献身精神者莫入。而书画之艺又不像一般的技术，凡是技术，乃至高精尖的技术，都可以教、可以学，真正的书画创作则全是“心艺”，“心艺”无疑是不能教，也不能学的。关于这一点，也许很多人不赞同，但如将书画的这一“心艺”特征完全否定掉，书画创作当不再神秘，书画将沦为匠人的“手艺”，若此者，书画家岂非与匠人之间可以划上了等号了？这又怎么可能呀？！
长安居日课习作
长安居日课习作
长安居日课习作
拙以为，当一人爱好书画，把她当作业余时间的休闲自娱最佳，万不可奢望去成名成家，当然个人天赋异禀，笔力超群者除外。当个人不具备书画创作方面天赋的才力，又不甘心成为他人的陪衬，往往就会不自觉地走上一条投机钻营的邪路。在一个“低智商”的文化盐碱地中，一个人若狠下心来，放下自己“人”的尊严，把“脸皮”夹在自己的“裤裆”里去投机钻营，再加之相应的好运气，远远要比前述之1%的成功率高出无数，运气绝佳者，最后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者也未必没有可能。因之，书画界或又为投机钻营者的“啸聚”之地乎？很多人对不学无术，而依靠投机钻营能获得大名，攫得高位的假冒伪劣书画家愤愤不平，其实投机钻营也不容易，也是一种“本事”，试想假如投机钻营都能获得成功，世间也就没有默默无闻，一生平凡的书画家了。至于投机钻营为什么不容易？这需要向以投机钻营取得大成功的书画家那里去取经，不过这些“成功者”未必会把这本“真经”传授于求教者，“真经”轻易得受，世间也就没所谓“真经”了啊！
长安居日课习作
有人说，“我只批评别人，却拒绝别人来批评我”。这种说法纯系“脑残粉”的无稽之谈，我批评“贵为”中国书协主席的苏士澍，他都没有能力封住我的嘴，我比之苏士澍不啻要“小“一百倍、一千倍，我之区区小民又怎么有能力去封住别人的嘴？不让别人来批评我？其实，从我去年发表第一篇“书法批评”的小文章算起，迄今已有60篇左右，就此60篇拙文中的内容，对拙文观点进行商榷、反批评的文章也在20篇以上（随感式的微信“朋友圈”和全国各书法微信群诸网友的微批评还不计算在此中），约占近于一半的比例，可见“我拒绝别人的批评”显然是一个谎言。我首先要向对我进行商榷、反批评的所有朋友们敬致谢忱，一人的文章如不值得关注，非但不足誉，必也不足毁，他人对拙文反批评，说明在下的小文章引起热心朋友的关注了，他们的批评让我受到教益、启发的同时，实在也是对拙文最好的宣传，仅此，我就应该向批评我的人深深躬谢。
长安居日课习作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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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青年时代曾有的练字生活，我的经验是，在习书习印的过程中，表扬鼓励固不可或缺，但仅仅只有表扬鼓励，无益于临池奏刀的进步，个人艺术实践中的大部分具体实际的进步，不是得于表扬鼓励，更多是源于师长辈名家严苛地批评。忆昔郭子绪老师生前，他对于自家学生的作品，在有外人的场合里必极尽奖掖夸赞；然而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则全以否定意见为主，是那种不留余地全盘否定地严斥。我生有幸，就领受过他老人家严厉的批斥，他的批评真可谓“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把人浇一个透心凉”，原来心间私藏那些的小小自满、骄傲、得意等在瞬间会被涤除殆尽，把自己“小学生”的求学求艺心态摆放端正，老老实实从微末处重新做起。“没有批评，就没有艺术”，这句话是为一句万古不移的真理，他人的批评意见无论能否接受，只要对方出于善意，无不可以择善而从之，舍不善而弃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攻艺者的心智获得真正的成长、成熟，很大程度上是其人能否用理性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批评。当受了外界几句轻飘飘的批评就拍案而起，对批评者破口大骂，或“无理狡三分”不是去同批评者讲理、说理，而是质疑批评者的动机、资格等，这都是心智有障碍及不健康的表现，谓之“巨婴”、“脑残”或称允当。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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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都是非常自恋的人，越是“小家”自恋度数会越高，在书画界行走，如批评某人的作品“不好”，就此翻脸的几率能达到99%。若将当代书画界比喻成一个“江湖”，揭他人作品之“短”，实乃第一“江湖”大忌，这也是当代书画界批评缺席的根本缘由所在。故而，修正艺术家的自恋、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说理、尖锐的批评来加以阻遏，“逼迫”艺术家从批评者的视角、意见中，来思考评价自己艺术创作的“实相”。大艺术家与小艺术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两者对批评所持的态度，确切地说，凡开宗立派的大艺术家无不是在外界的尖锐批评，包括对立面恶意的诋毁、谩骂中坚韧成长，最后乃成为一代艺术大师的。西方近现代兴起的印象派、野兽派代表画家的画法自不必说，即便在传统艺术领域中，齐白石、吴昌硕、黄宾虹等大师，哪一位不是在其时画坛平庸保守势力的批评、谩骂、诋毁声中阔步前行的。古人有训“积千劫方成菩萨”，所有大艺术家对外界批评声音的心理承受力是需要反复淬炼而后能成的，一个艺术家的胸次开阔了，自我意志自然能做到无比坚韧，把外界对个人的一切毁誉全然做到轻轻放下，此正所谓“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当一个艺术家可以面对世人的大誉大毁，做到一笑置之之际，即得“宠辱不惊”的心灵境界。试想，一个人在精神上实现了宠辱不惊，何愁不能创造出有意味、有格调的艺术啊！
人的悲哀有多种，其中当一人身边围满了马屁精，再也听不到一句真话时，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其它行当不论，就当代书画界而言，一位书画家到了一定的“咖位”，作品换钱比印钞机还要快捷的时候，身边100%都是马屁精了。此时的这一位书画家基本就再也听不到身边人对自己说一句真话了，因之当代书画界的“大师”遍地开花，以至于还会出现“大师班”这样的闹剧。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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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之书画名家身边的人，无论其学生、朋友、经纪人等，都是为了从其身上攫取利益，按道理讲，书画家的学生应是其关系最密切、最值得信赖的人，但是现在的学生只顾从老师那里获得书画方面的知识，从老师那里结交各色人脉，实现自己的各种利益。当老师头脑发热，面对社会公众欲以“大师”自居时，他们不仅不会力阻之，反而会违心地怂恿之，内心中明明知道老师的做法不妥，却不敢不愿向老师直陈自己心中的真实意见，宁愿眼睁睁看着老师向“邪路”方向一步步地走去……。可以这么说，这类秉持“实用主义”处世法的学生在当代书画名家的身边比比皆是，一个书画家收了这种学生真是一种人生的大不幸。而学生为什么不敢不愿向老师讲出个人的真实意见呢？大略源于凡书画家声望影响日高之后，其人身上的“官儿气”日重，“官儿气”者就是金口玉牙，说一不二，在一个小范围内成为“土皇帝”，一个书画家渐渐衍变为“官儿”和“土皇帝”之后，其学生也非学生了，而更近于下属和奴才，下属和奴才怎敢于向主子提出反面意见啊！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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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圣人有训：“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在当代的书画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心中贼”———成为大咖，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金口玉牙，说一不二，让一帮子奴才们“跪地”折服。当代已经成名的书画家为什么在成名后，在个人物质条件大大改善，没有了生存之忧后，创作水平不进反退，就是心中“贼气”日盛故也。
附 记
很多朋友批评我的书画不过老年大学学员的水平，恶俗不堪，属于没有入门的白丁。对此，我坦然接受，原因很简单，自己肚子里有多少“货”，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践，始于技法，但其根脉却附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上，当舍却了这个根脉，技法再高明也不过是一个匠人。正所谓“有文为家，无文为匠”。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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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法篆刻艺术而言，她的根脉其实是在文字和文学，亦即没有对古文字、古文辞具备一点儿基础的知识，恐怕字印写得、刻得再“好”，也难称自己写字刻印已经入门。
古文字学的基础是《说文解字》，这部字书是窥得中国传统文化堂奥的一把“钥匙”，一部《段注说文解字》，没有三五年坐“冷板凳”的硬功夫根本读不下来，这本书我最多看了三分之一。古文辞及传统学术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了，真正有志于传统艺术者，一生可能都要沉浸在古贤的典籍中，若此者或能约略悟得一点儿“道”，把得到的这点儿“道”再转化成手中的笔墨功夫，庶几才有立家的可能。如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我最多也仅读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我想，一个从事书法篆刻艺术研究创作的人，即令能完整地把《说文解字》和《古文辞类纂》都读了下来，达到基本熟练的程度，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中不过也是一个“中学生”刚刚入门的水平。如我不学之辈，只浮光掠影把这两本书看了个大概，故我的书法文化水平至多是“小学生”的水平？这已经是在高估自己了。因之，朋友们批评我的书画恶俗也好，没有入门也罢，此均属实况，古贤的书没有读通两本，胸中焉能“有文”？自己的习作如何不会恶俗？又如何能称“入门“呢？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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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年四十有五，在书法篆刻的学习过程中没有一点点成功的经验能够介绍，却可以谈谈自己失败的教训。读书务要趁早，中国的学问、艺术必须有“幼功”，特别是中国的学问如果不是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年龄稍大再补课，个人纵然再用功夫，效果也不会显著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边练字边读书，从手技和思想上同时提高自己，不要像我这般，手艺、学养两付缺如，即将知于天命了，却依旧在艺术的门外徘徊。多年之前，北京三联书店搞读书活动，我有幸在获邀之列，当代学界大咖李零先生与我邻座，基于他也有书法之好，故我向他请益尤多。李先生对我说，“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在他的眼中最能代表中国人智慧的书是《论语》、《老子》、《孙子》、《周易》，把这四本书认真读过了，可以算作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了解”。与李先生临别时，他告诉我在练字之余，务必把这四本书好好读了，以后对练字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益处。李零先生学力的强劲被今之学界所公认，他的话一定可信。我们都说自己热爱传统文化、艺术，那么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李先生介绍的这四本书，我们读过其中的几本？又读到哪种程度？当实学和名利放在一起供我们选择时，我们究竟会选择坐“冷板凳”以求实学？还是会选择去向书坛权贵们“拜码头”以求名利？当代的书法篆刻创作正在向着一条“邪路”上飞奔，一群书法“文盲”占据了当代书坛的各处要津，而这群身居高位的书法大“文盲”又身体力行，以个人的不学无术“感染”了无数的书法小“文盲”，当代的书法篆刻创作正在日益走向“匠人”化，这一前景实在不容我们乐观啊！
长安居日课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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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爱好艺术或以艺术为志业，总归要学会虔敬和谦卑，客观评价，当代书法篆刻创作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之所以会蔚成这种局面，首在身居高位的书法家们“无文”，其次在狭义的书法批评完全缺席，“无文”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静静坐下来好好补课，最大程度的来争取“有文”；书法批评的缺失则需要以集体的力量一起来努力，从“讲真话”开始，每个人绝除身上狡猾、伪善、奴才的习气，向书坛之“恶”大声说“不”。说老实话，我写字刻印也想获得进步啊！有谁真的愿意“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呢？所以我恳盼看得起我的朋友，能在各方面对我进行严厉批评。拙以为，只要一个人拥有了正常的心智，是不会被骂“死”的，而能“经骂”才是心智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再从最世俗化的视角着眼，即便有人就是对我进行无底线的攻击、谩骂、诋毁，又能如何？这等无聊之举，伤不了我的一根毫毛，亏不掉我的一分银子，他无损于我，我则能看他拙劣表演的大戏。我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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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百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言论，在各个时期都曾甚嚣尘上（虽然目的各个不同），以至于在今天某些所谓的学界大咖也言之凿凿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做好奴才”的文化云云。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良莠并存，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只是“做好奴才”的文化，比如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西人箴语“不自油，毋宁死”，其源头未必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此语之思想境界可比肩者也同样存在着。范仲淹《灵乌赋》有句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指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谏争的自油，这同文明社会主张的个人意见表达自油不啻一脉相承，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个人意见自油表达权利的争取，从一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胡适先生于范仲淹此语尝总结阐发道：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油、谏争的自油，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油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转引自《胡适文集～人生有何意义》，同心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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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境界太高了，当代书坛中的人也许都做不到，做不到归做不到，却可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于此向往者成为书坛主流时，当代书风重振之日自然也就来临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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