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很多时候人类学科研工作需要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通力合作，每一篇科研文章背后，都需要科研工作者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工作。而对于“被动”加入科研的古人遗物，我们更需要心存敬畏和感激。
把古DNA检测引入“民族”、“家族”的研究，无疑是需要一定的样本量。下文将以这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实例简要谈谈我如何在科研中采集古人遗骨。由于内容较多，本文分为（一）、（二）两部分，于今天同时推送。
在开始阅读前，你可能需要先学习一下分子人类学的基础知识：《分子人类学基础知识（一）》、《分子人类学基础知识（二）》。
一点科普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无论是古代“民族”还是姓氏，都是人群“共同体”，是历史上的多个古代人群融合而成的。因此，现代同一个民族、姓氏有多种父系类型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人类的遗传谱系类型与“民族”、姓氏划分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简单地把某种遗传类型与某个民族或姓氏对应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知道，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男性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主动权，加上反映父系历史的 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SNP)突变可以永远在父系后代中流传、短串联重复 (STR) 又具有较快的突变速度能分析人群系统内部较短的演变历史，能有效弥补了线粒体遗传物质的各种缺点，因此代表父系的遗传历史的Y染色体成为我们研究“民族”、姓氏的首选生物学材料。
01
古代民族
1.匈奴
有关匈奴的资料很早就在先秦文献中零星出现，不过，当时的中原人对其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很多记载出自传闻、想象，由于史料稀缺，直至今日，我们对匈奴的了解依旧极其有限。
史书中出现的所有古代民族本质上是“人群混合体”。当匈奴出现于史书时，他们已经很强大了，其成长过程中必然伴随吞并、融合其他部落人群，因此其内部的祖源成分必然是多样的。
以上图片引用自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汉书》载中行说讲到匈奴的社会:“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1]。即便是在后匈奴时代的草原部落中，血缘以及拟血缘观念在生活及死后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所起的作用[2]。这种家族和血缘的观念观念可以从匈奴墓地比较整齐的规划来反映。
我们要研究匈奴，最快捷简便的方法是找到这些身份明确的贵族遗骨（秦汉以前，印信或族徽随葬的概率很大），以这些人为参照系，构建匈奴权力核心圈的家族谱系。
[1]《汉书》卷94《匈奴传》，3760页。
[2]姚大力先生在《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一文中考察了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指出在此以前蒙古高原各游牧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分层和制度化等级结构,始终是在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外壳下（包括真实的虚拟的）发展演化的，甚至直到18-19世纪，在全盘继承突厥游牧文化的哈萨克草原部落中,依然大体如此。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201页。
早期研究“匈奴是什么人”时，最常用的资料是霍去病墓“马踏匈奴”雕像。图片素描引自王子云 编：《陕西古代石雕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匈奴因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考古遗存相对零散、堆积浅、不易辨识，故考古学界对“匈奴特色”分歧很大。现在多认为典型匈奴文化墓葬特征是：长方形或正方形土坑竖穴墓，南北向，墓室壁下石头垒砌，地表一般有圆形或方形低矮坟丘；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葬具多为木制棺椁；殉葬牛、羊、马头，箭镞多是杀伤力较强的铁镞
关于所谓“匈奴”居民的古DNA检测，已经公布的有Egyin Gol墓地（年代为公元前2-公元1世纪，6例样本得到3 例结果，推测其父系遗传类型为N3、Q、C）[3]、Duurlig Nars墓地（三个个体中发现了C2、R1a1父系遗传类型）[4]、新疆巴里坤盆地战国晚期黑沟梁墓地（12例样本，6例被划分为单倍型类群Q1a*，4例为Q1b）[5]。这些墓地有贵族也有平民，但目前尚无法知道贵族的具体身份。
[3] Keyser-Tracqui C, Crubézy E, Ludes B.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 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 Am J Hum Genet 73:247-260;Keyser-Tracqui C, Crubézy E, Clisson I, Gemmerich I, Ludes B, Giscard PH. 2003.Megaplex analysis of a Mongolian population from the Egyin Gol site (300 B.C.-300A.D.).
[4] Kim K, Brenner C H, Mair V H, et al. A western Eurasian male is found in 2000-year-old elite Xiongnu cemetery in Northeast Mongolia [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0, 142(3):429.
[5]李红杰：《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1页。
实际案例：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匈奴墓地，故有观点认为它是“单于墓”。
图片出处：Peter de Barros Damgaard,Nina Marchi, 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Nature,557,pp369–374 (2018) , 查看原文请点击传送门
对出土皮革制品进行碳14测年表明 M1及其陪葬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1 世纪，考古报告显示墓主人大约35-45岁的男性。
资深人类学发烧友“双头鹰”先生利用发表在原文献中DA39样本的资料（即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推测匈奴单于的父系遗传类型是R1a1a1b。查看具体文章内容“揭开匈奴单于身世之谜”，请点击传送门。
但我们要知道，匈奴政治结构里，诸侯王众多，匈奴前期的贵族姓氏除了大家相对熟悉的“单于”，还有呼衍氏、兰氏，东汉时增加了须卜氏、丘林氏。同时，高勒毛德墓地所在的呼尼河谷还有其他类型的墓葬，故有学者推测贵族墓主可能还有来自鄂尔多斯的异姓贵族兰氏[6]。尽管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匈奴贵族墓，大部分考古人认为该墓是“单于”级别，但也有学者谨慎认为只是“王”。就考古层面来说，要证实M1是匈奴单于墓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揭开匈奴单于家族的身世之谜。
[6]引自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182页。
2.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的具体来源，学术界有长期的争论。根据《魏书》的记载，“帝室十姓”是同源的，即拓跋鲜卑有九个异姓皇室宗族。拓跋南迁之前“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
我们已经检测了极可能出自北魏皇室拓跋氏的元威的DNA，确定其父系单倍群为C3b1a1a1-F1756[7]。即便我们找不到其他北魏皇室拓跋氏（或元氏及后裔）的遗骨，只要我们有幸获得“帝氏十姓”任意一支的遗骨，就可以和我们此前检测的元威进行比对。如果两家类型一致，那么就可以认为拓跋氏的遗传类型找到了。如果不一致，那么这就涉及“伪冒世系”这个问题，拓跋氏的父系遗传类型就需要重新考虑。
[7]韩昇, 蒙海亮. 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J]. 学术月刊, 2017(10):128-140.
02
同姓家族
曹操
在汉唐时期，假冒、攀附古代英雄、高门大姓的行为屡见不鲜，就连修史书的大臣对部分名人的来源也是有疑问（某某“自云”是谁的后代，“盖某某之苗裔”这种写法很多）。接下来，我就以之前曹操的“混乱身世”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三国志》记载曹操是西汉功臣曹参之后，而曹操自称是“曹叔振铎之后”，到他孙子魏明帝的时候，把家世改为出自帝舜；曹操的政敌袁绍等在攻击他的檄文中说“（曹操之父）嵩乞丐携养”，孙吴人写的《曹瞒传》则说曹操之父是夏侯氏之后。之前苦于没有材料，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头疼不已，经过复旦大学学者数年的努力，现在可以确定曹操家族的父系遗传类型是O2-M268+, F1462+, PK4-。
图片引自 文少卿、王传超 等《古DNA证据支持曹操的父系遗传类型属于单倍群 O2》，《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这个单倍群类型是通过对亳州曹氏家族墓地“河间相鼎”（曹鼎，曹操的叔祖父）牙齿的检测得到的，同时只O2-M268+, F1462+, PK4-存在于少数几支有家谱支持的曹操现代后人之中。夏侯氏未检测出这一单倍群，这就否定了曹操祖上出自夏侯氏说法。洛阳的曹魏ZM44大墓是科学考古发掘的，因出土铜质“曹休”私印[8]（印信在考古学中对于确定墓主身份有重要的分量），学术界对墓主为曹休比较确信。如果能对曹休遗骨进行检测 ，再和已有的曹鼎遗骨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则曹操家族特有的遗传特征将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和公众一样，我对“安阳曹魏大墓”三具遗骸的身份很感兴趣，遗憾的是目前这三具遗骸都尚未进行父系祖源检测，这里我略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如果将来的祖源检测结果显示大墓中男子的遗传类型和“曹鼎”、“曹休”的遗传类型一致，那么将成为佐证“曹操墓”真实性的有力证据；然而，即使遗传类型不一致，也不能确定“安阳曹魏大墓”就不是“曹操墓”。因为在考古发现中，墓主遗骸被盗走，盗墓贼死于墓中留下遗骸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也不能排除墓是“曹操墓”，而墓中三人是盗墓贼的可能性。
[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复旦大学的“寻找曹操”项目对我个人的影响极大，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觉得“从数千万当代人中追寻三国曹操的遗传类型”是不切实际的，直到我明白其所依托的分子人类学原理后才茅塞顿开。
“寻找曹操”是依托当代人来追溯，而“曹操后裔”在哪里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其思路就是“宽进严出”——尽可能把所有自称“曹操后裔”的当代家族找到，只要是有家谱支持的曹操后裔，都进行采样和调查。这背后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仅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核实家谱就干了三个月！项目最后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个男性和其他姓氏的446个男性血样进行比对，从中提炼曹操家族特有的遗传类型。
即使是有这么大的工作量，“寻找曹操”项目仍然只是一只“小麻雀”，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历史学和分子人类学共同研究古代史探索了出一条可行之路，为今后类似研究建立了范本。根据这个思路，即使没有古代人遗骨，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流程来推测古代名人的遗传类型。现在，很多对自身祖源感兴趣的人都在努力追溯自己的祖源、辨析自家和其他同姓家族的遗传学关系，我建议大家在开展工作前一定要思考、讨论出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案。
作者简介：蒙海亮，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培养，研究方向民族史、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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