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照雪下玉关
编辑| 照雪下玉关
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事情。尤其是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更是可以称得上“神来之笔”。
然而，有这么一个人，在长征刚开始时，却并不相信主席的指挥才甚至在遵义会议上当面挖苦他：“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如何高明，无非是靠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罢了。”
这个人是谁呢？他后来又如何了？
这个在遵义会议上当面挖苦毛主席的人叫做何克丰，江西萍乡人。因为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凯丰”，自此便一直以此为名。
凯丰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因此一直比较倾向于王明、博古等人，对于领导红军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围剿”的毛主席，不怎么感冒。和当时很多吃过洋面包的人一个看法，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明、博古推行的路线、方针究竟如何，看看第五次反“围剿”和之后的湘江战役就清楚了。
不夸张的说，光湘江一战，就让毛主席多年的心血近乎损失殆尽。
如果继续相信博古和那个洋人的话，那么中央红军怕是要全军覆没。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5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很明显，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纠正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然而，博古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有问题，他认为：
“虽然在第5次反'围剿’中有一定错误，但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绝对正确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太过强大，苏区物质条件落后，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之间互相配合不够……”
总之，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他自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博古的甩锅行为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大家都是亲历者，局势究竟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种局面的一清二楚。当毛泽东做报告时，明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说他们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毛主席的话高屋建瓴，很多同志都表示赞同。
在井冈山时期就和毛主席成为亲密战友的朱德，也不客气的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不过，虽然大家都赞同毛泽东，但有一个人却坚决不同意批判“左”倾军事路线。这个人就是凯丰。
他不但反对批判“左”倾路线，还反对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甚至十分狂妄的对毛泽东说道：“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
对于凯丰的当面挖苦，毛主席并没有动怒，而是看了他一眼，平静的问道：“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吗？”
凯丰被主席一句话给堵了回去，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只能气呼呼的坐了回去。
不过，这并不代表凯丰就此服气了，会后还专门跟博古说道：“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么交出去。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事实上，在到陕北之前毛主席都从来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他倒是从小看到大。
毛主席不但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甚至连军事书籍都没怎么阅读过。
1960年毛主席就曾专门说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想不开，但他并不是一个极端顽固的人，相反，他不错能改，不搞阴谋。
长征期间，凯丰眼睁睁的看着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成功起死回生，从国民党大军的包围中找到了一条生路，至此对毛主席十分的信服，认为毛主席才代表着正确的一边。
因此，当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要求“向川康退却”时，凯丰不但明确支持北上，还写了一篇名为《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批评张国焘，说张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提议，是想把中央也给“联邦”进去。让张国焘大为光火。
虽然凯丰曾经挖苦过毛主席，但毛主席从未记恨过此事。1945年七大选中央委员，凯丰因为在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代表们都拒绝给他投票。
毛主席不但安排凯丰在大会上发言，还专门为凯丰做了三次解释工作。结果凯丰最终还是落选了。毛主席对此很是惋惜。
抗战胜利后，凯丰正面前往东北，成为了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当他给毛主席写信，请主席给《东北日报》题写书名时，主席是这么回的：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为重病抢救无效，在京逝世，年仅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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