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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俞天任:办报纸的人同样可能成战犯

第十九期

文| 旅日华人作家俞天任

日本和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也是在走着一条相近的道路,撇开现在意识形态的不同,在接受现代文明,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华丽转身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中国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不少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问题,除了文革之外都能在日本观察到近似的例证。

东映(编者注:日本五大电影制片公司之一)在2011年底推出的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因为其题材、主人公和出演的豪华阵营的缘故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有趣的是人们看完电影之后对主人公山本五十六留下的印象可能并不深,因为影片在山本五十六身上没有写出什么新意。反而是影片里面一个虚构的人物“《东京日报》总编宗像景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人说看了之后觉得有点面熟。

(电影中的虚构人物《东京日报》总编宗像景清,由演员香川照之饰演)

宗像景清这个角色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那些动辄以为“民意”和“舆论”代言而自负,占领政治正确的高地去倒逼政府和军部的日本传媒人倒是真的有过的,说他们也是发动战争的战犯这一点来说也没有什么错误。

军国主义日本的军部和传媒在战争责任上很有一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和特高警察进行舆论压制确实存在,但这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传媒在煽动战争狂热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多少强制,更多地是出于自愿。

比如说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在1931年是这样描述“满蒙生命线”理论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就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

日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有过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曾经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很有讽刺性的是这种憎恶心情也是来源于传媒的宣传。

然而事情在9.18事变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中国军队策划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不但如此,传媒还对政府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基本上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李顿报告书》,但日本传媒无法忍受,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这种批判,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这两大家,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根据传播学的奠基人哈洛德·拉斯维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教授的研究结果,宣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动员对敌人的仇恨”,没有敌人就胡乱制造一个,而中国就是当时日本传媒们制造出来的第一个敌人,在接下来制造的就是不肯放弃支持中国立场的英美国家,整个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就是这么打起来的,实际上太平洋战争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扩展和延续。

这样,《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也就伴随着战争的开始以及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一直到最后超过其他的两份报纸而跃居第一。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实际上传媒们贩卖的商品就是用“爱国主义”包装起来的战争。

(正力松太郎)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说宗像景清的原型是《读卖新闻》的老板正力松太郎,战后正力松太郎在第三次甲级战犯指名时被作为甲级战犯送进了巢鸭监狱,但是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因为传媒只是一种载体而已,谁都可以利用,正力松太郎的宣传才能被占领军认可,释放出来为占领军的去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做吹鼓手,这也就是大家在电影中所看到的宗像景清在战后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拼命鼓吹“民主”镜头的来历。实际上办报纸是一个技术活,平时看不出来,一到乱世就显露出来了,局势天天变,调子也天天变,但是报纸还是要天天出。中国文革期间全国成了一台绞肉机,不知道明天会揪出哪个阶级敌人来,但是报纸还是在天天出,口号还是在天天喊,虽然隔个三五天就要换一种喊法。

战后正力松太郎并没有被当作甲级战犯而送上受审席,反而因为帮着占领军宣传民主有功而重新进入政界,还先后担任过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等要职,为扩大日本的职业棒球和引进核电奔前忙后,现在被尊为日本的“职业棒球之父”和“核电之父”,其实很有可能正力松太郎自己也没有相信过他宣扬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存在的只是生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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