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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2012年的国庆节吧，我下决心利用极其难得的五天假期，携妻带子前往上海旅游度假。 对于这座城市，毫不夸张地说，我是相当相当熟悉了。近4000个日日夜夜啊，我与她朝夕相伴，日夜厮守。这么说吧，除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在全中国全世界范围，再没有哪个地方，我对她有如此的熟悉了。 在这块热土上，正青春的我曾做过许多梦，有过憧憬和欢乐，当然也流下太多的汗水，还有——迷茫、失落、泪水和伤痛。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喜欢着她，因为她的美丽时尚，她的活力四射，她的开放包容……实在是令我无法拒绝。 第一站，我选择赶往闵行区的北桥，探望在此打工的三姐夫妇。在他们的租住屋里，我的眼眶潮湿了，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此情此景，令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曾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艰难困顿的生活，在这座都市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奔波忙碌的身影，还有，那些千千万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我的同龄人，他们的坚韧隐忍，他们的奋发图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间低矮阴暗的屋子，据我目测，顶多也就是十来个平方米吧，除了一张小木床，一只煤气罐，以及用小凳子支起来的“灶台”外，连两个人转身都显得困难重重。屋子虽是坐南朝北，却是终年不见阳光——它紧挨着房东家高大的楼房。如此远离喧闹市区的相对偏僻杂乱的农村里的小屋子，正是这座特大型城市里数百万个底层的打工人用以栖身的首选之地。无它，只是因诸如此地的出租屋价格（相比较市区而言）是再便宜不过的了。 蜗居在这样的小屋里，三姐夫妇几乎是常年见不到太阳：没什么节假日，而且每天起得比公鸡还早，披星戴月地赶回小屋，匆匆地填饱肚皮，洗洗涮涮，倒头便睡。一年到头换洗的衣物被褥，几乎都要靠风来阴干。他们所过的日子啊，一如那小屋墙角淌水沟边一小丛极不起眼的永远都是默不作声的青苔。 终日忙忙碌碌的三姐夫妇，以及千千万万个外出“讨生活”的人，无疑，他们身处这个大城市、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渺小，他们卑微，他们活得艰辛沉重，但他们并不是没有用的人，他们几乎一刻不停地直接或间接在为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而勤奋工作，获取一份城里人根本看不上眼的微薄的报酬来养活自己，同时养活家里的老小，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是这个社会上容易被人忽略的“微细胞”，可他们，分明是一个个家庭的顶梁柱。 我曾读过一篇调查报告，写的是南昌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生活，题目叫《城中村折叠：黑夜永远比白昼漫长》。文章里描写的那些主人公的生存现状，也是在上海打工的我的三姐夫妇生活的真实写照。 客观地说，数千年来，中国普通民众不仅仅是丧失话语权，而且他们的苦难和挣扎，呻吟和呼唤，从来就没有具体形象地进入过历史，从而成为主体得到全面客观深刻的表达。可喜的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开放和包容，特别是传媒业和传播方式的高度发达，使得如今有不少普通民众具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鉴别力、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及出色的表达能力。因此，作为一个具备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是不会漠视底层民众的苦难、灰暗的，以及随之发生的哪怕是一些弱小细微的变迁、变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反映严峻现实的优秀作品来。有前辈说过，真正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应该跟“深入生活”这句话来个彻底的告别。对，不是“深入”，而是完全“融入”，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摆进去”，真正置身其中。正如鱼和水，一刻也不能分离。鉴于此，有人发出如此感慨：如果不是伟大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不会产生孙犁、赵树理这两位铁笔圣手；如果不是新中国波澜激荡的土地革命，就不会有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的确如此。作为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小说家，他们不仅仅是生活的旁观者、传感器，更是火热生活的记录者、“局中人”。作家通过对人生经验的解密，或直接，或间接，写出时代的悲伤——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干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感慨。是呀，一名有志的写作者，应当完全融入热火朝天的生活，扑向坚实沉稳的土地，与最普通的民众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同时还要善于扬长避短，确立自己的攻坚目标。如此，假以时日，或许就能为人民奉献出嘹亮的歌声，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美好的乐章。 早就有评论家认为，好的散文和小说，不一定非要分得那么开，那么清。一个人写的散文和小说分不开，他的作品，既可以当散文看，又可当小说看，那就是大家风范。比如《猎人笔记》，再比如《呼兰河传》。以我个人浅显的写作体会，不管是哪种文学表现形式，首先是要真，真实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再表现自己真挚的思想情感。如果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文字，还想着要感动读者，那自然是相当困难的。令我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些章节，或许做到了这一点——散文化写作，由内而外地透露出作者真实的思想情感。在寂静的夜晚或凌晨时分创作的我，常常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工作在一个被人称为“刀把子”的机关，一年到头，节假日、休息日真是少得可怜。同时，我又是一名被同事和朋友们誉为“耍笔杆子”的人，自然是深感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为弘扬正能量、努力讲好警察故事，“白加黑”“五加二”成为我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我每年在办公室敲打下来的文字，估摸着都在五十万上下。在家里，在很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我还会涂鸦些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用于“调剂口味”。这次搞四十多万字的“大部头”，绝对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才疏学浅、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是多次生过胆怯，有过迷惑。每每在写不下去时，我都会想起阎连科老师说过的一句话，顿时勇气大增：“长篇小说可以藏大拙，有多少垃圾放进去，都能开出鲜花来；那中篇，藏多少个中拙也无所谓，而短篇，没有藏拙这个可能。”又想起刘庆邦老师这样说，“长篇小说就像大海，它波涛汹涌，波澜壮阔；中篇小说像长河，曲曲折折，跌宕起伏；短篇小说像是瀑布，它呈现的是一个横断面，包括它速度的加快，形态的变化，色彩的丰富，还有下面清澈而不见底的深潭。”以我浅薄的理解，那就是抛开单纯的字数和情节、人物不说，在某种程度上，中短篇甚至比长篇更难写，更难以驾驭。一看到或一想起大师们的绝妙言论，无形中，浑身便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无论如何，任凭它怎样艰难，我都会努力去完成它。不管将来的它命运如何，首先是要完成它。其余的一切，全部交给时间和读者吧。 文字是挽留，也是祭奠；是怀念，也是自我取暖。正是由于我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目送她渐渐远去，因此，我内心的依恋和疼痛才分外真实。同时，文学是青春的，也是沧桑的。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能够在青春中望见沧桑的褶皱，在沧桑中浮现青春的流动。 在申城的十余年，我先后干过码头搬运工、工地小工、厨工，还有各式各样的生产车间操作工，跑过快递，当过公司的仓管、采购员、培训师，贩卖过鸡蛋、蔬菜和水果。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用力做事，用心揣摩，用脚丈量。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停地变换工作，不停地四处流浪。造成这样的局面，绝非我这个人偷奸耍滑，拎轻怕重，吃不得亏，受不了苦，遭不得罪，而是实在由不得我个人意愿所能左右。这些境况，在小说的“男一号”身上，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人到中年，再回过头来想想，那段不顺、不凡的经历，反倒成了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当时的我，的的确确付出了许多许多。 有幸经历《苔藓》中那些或平淡无奇或惊心动魄的生活场景。也曾苦过，痛过，疲惫过。读者们光从《苔藓》字面上就可看出，它与潮湿、阴暗、孤寂甚至是苦难——紧紧相随，无分彼此。迟子建曾说：“没有描写苦难，诗意怎会呈现？如果作品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的光泽。”随后，她还进一步说，我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回避苦难；我也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放弃诗意。“苦难中的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王冠。” 是啊！难怪这么多年来，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老人与海》《平凡的世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等经久不衰的著作，原因恐怕就在此吧。 生活中，每一位正直善良、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的卑微平凡的小人物都值得被尊重。因为他们——正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书写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最后，以谈不上丰满厚重，但的确饱含作者心血和汗水的《苔藓》，来祭奠自己那早已远去永远不复存在的苦难的青春，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特别是纪念从1992年开始，到跨入二十一世纪那一段时期神州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注：长篇小说《苔藓》，作为2020年度重点文艺作品，获得中共芜湖市委宣传部、芜湖市文联专项资金扶持，目前正在与相关的出版机构商讨出版发行事宜）作者简介：倪旭生，70后，供职于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无为市政协委员，《无为文艺》编委，无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多家媒体特约通讯员。在各级传统媒体发表新闻、人物通讯、评论等三千余篇（幅）；在《啄木鸟》《特别关注》《作文与考试·高中版》《时代青年》《作家天地》《人民公安报》《中国红十字报》《青年报》《每周广播电视》《新安晚报》《金陵晚报》《菲律宾商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多篇文章获奖，或入选集。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公安文学联合会会员。出版文集《我的“高尔基”大学》、《希望，就在前方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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