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沉淀在老屋黑色的屋瓦里，记忆被砌进一块块灰色的砖块中。
我们家的老屋不知修于什么时候，虽然没有红檐碧瓦，雕梁画栋，但也是砖砌瓦盖，气势恢宏的大宅院。厅前有天井，厅后也有天井，两边各有厢房，三进三出，布局精美，古朴典雅。屋角的重檐翘顶做工精美；厅前的屏风，很有点北京四合院前影壁的味道，只可惜少了雕龙画凤，只是用石灰粉刷了镶嵌在墙上，将房子与池塘隔开。想想当年，不说房屋，单就夏天荷花开了，满池荷香，赏"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就是一幅生动活泼的画面。天井三周砖砌整齐，上面铺上条石，这些都仿佛在向人诉说着房屋主人的富有与品位。老屋不仅承载了我个人的许多记忆，而且也烙上家族的许多印记，这些记忆与印记，无不烙上时代的色彩。
进老屋首先要迈过一道门槛。门槛是条石做的，有点高。记得小时候要进屋时，总要先攀住门坎，努力倾斜身子，将身体横压在条石上，再翻身下来，才能进屋。每当大人挑着谷子进屋时，总要先停下匆匆的脚步，先用手抓住一只箩筐，扁担后斜，然后将箩筐前头放进门槛内，将扁担前面往下压，让后面的箩筐翘起来，再移进院子中。进了门槛才是家。
小时候总觉得家是囚笼，门槛是羁绊。总想像自己能像屋顶做巢的燕子一样，身长翅膀脚生云，飞向广阔的原野，不为衔泥做窝，捕虫食雏，而是向往天空的自由自在与无拘无束。只要听到小伙伴们的唿哨声或呼叫声，便会蹦蹦跳跳的跃过大门，去外面与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玩解放军抓特务……夜晚则抬头数星星，看萤火虫打着灯笼在空中逡巡，听蛙鸣鼓噪，弹一曲夏夜的欢歌......
长大后，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时，奶奶总要送我们出门槛，我们在门槛外，奶奶在门槛內，千叮咛万嘱咐的重复着注意的事项，还没等她话说完，我们早已飞也似的跑了。放学后，还在门槛边，便会大声的喊叫:"奶奶，我们回来了！"仿佛立功的战士凯旋似的。
慢慢的，我发现进出老屋的门楹充满仪式感。大人进屋前总要抖抖鞋子上的泥土，仿佛要抖掉身上的晦气似的，再抬起右脚，优雅的跨过门槛，再提起左脚，走进大厅。我猜想先祖进出门槛时肯定充满了仪式感。因为他习惯穿长衫马褂，进屋时必定要先将长衫前摆轻轻撩起，再跨过高高的门坎，然后将前衫轻轻的放下，抖抖身上的尘土，再优雅的迈着悠闲的步子踱进正厅。门坎不仅是家里家外的分界线，进出门槛也是曰常生活必须举行的一道道仪式。
进门槛后就是一个小厅，向左走几步便是正厅。正厅有点大，请客时可以摆放八张八仙桌，还不显得拥挤。地板上盖了一层三合土，可惜现在已凹凸不平了。大厅的正中，两根柱子中的是神龛，是用来摆放神祖位和祭祀用的神龛。神龛让老屋一下子变得庄严肃穆起来。每至重大节日时，比如清明，春节等，老叔一定会将先祖的画像请出来，恭恭敬敬端端正正的挂在神龛上。每至十一点左右，奶奶便会将煮好的鸡鸭放在神龛上祭祀一番，先点上蜡烛，再燃上几柱香，然后很虔诚的拜上几拜，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幼时的我虽然听不见也听不懂她絮絮叨叨的话语，但我能感知她是为我好，为家人祈福的。
先祖头上是顶戴花翎，身上穿的是满清时县官穿的长袍。长袍上画着什么动物的图像，由于图像挂得太高，我们看不清楚。先祖正襟威坐，一脸肃穆的坐在椅子上，在袅袅的烟熏火燎中，看上去更增添了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据说先祖那时很是阔了一段，四周的方砖，高大的门槛，仿佛都在诉说着房屋主人昔日家境的殷实。满清末期是可以买官做的。于是先祖花了一大笔银子，捐了个县官。可惜又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可用，终于没有补缺。于是白花花的银子，就捐了身上这身行头和县官这个虚名。不过县官这身份也不是寻常百姓家难以企及的，也很是光宗耀祖的事。据说宗祠前还为他树了一条桅，以彰其功。
每每听了这故事，总觉得满清政府的衰亡是必然的，买官官这样的事竟然明码标价，花了白花花的银子却又没官做，怎么不会民怨沸腾？买来的官，怎么能清廉？还不会利用手中权力刮地皮，连本带利的收回。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致使中国是日渐衰弱。据说我们家，也跟着国家一起逐渐没落了。想想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到我爷爷这辈时，只好做挑夫来谋生了。爷爷每天起早贪黑的将宁化的大米挑到汀州府，再把汀州的盐巴挑到宁化。不管炎热酷暑，还是风刀霜剑，周而复始。
我猜想我的姑婆也肯定是从这老屋出阁嫁到异地去的。可惜她生在乱世，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本来跟我们寻常百姓家也没什么关系。不知道北洋政府出于什么考虑，不能派兵打仗，竟然派劳工去欧洲前线。于是不幸便降临到我姑婆家，我姑丈公被抓了差，送往欧洲前线了。从此音讯杳无，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每次听长辈讲到我姑婆的遭遇时，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是那么遥远，又这样切近。每个人，特别是男生都会有家国情怀，"家是国的家，国是千万家。"每次读到"巴黎和会"时，一股义愤感便会油然而生，因为我有亲人牺牲在欧洲前线，为打败同盟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惜我们的主权却不能收回？假如我生在当时，肯定也会和"五四"青年一样火烧赵家楼，活捉曹汝霖，打到陆宗舆;也会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振臂高呼”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口号。
历史总是跟贫苦人民开玩笑，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贫苦人民何时才能翻身作主人。
终于，毛委员率领红军来了，石牛得解放了。贫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了。
我们石牛村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二伯公童吉生被推选为第二任村苏维埃主席。平日老实本分的他，今天终于翻身作主人了。只见他每天挺直腰杆，从这老屋雄纠纠气昂昂的走进走出，忙里忙外，忙得不亦乐乎。带领群众，成立赤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级组织;积极组织生产，保障前线粮食鞋帽纸张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刷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老屋的墙上还依稀的写着"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的标语)。积极动员贫苦人民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
我的堂叔公童木伙也是从这老屋走出去，戴上红花光荣参加红军的。他是家中的独子，成家不久，幼女尚在襁褓中。是什么动力让他，辞别年长的父母，新婚不久的妻子，刚降临人世不久的婴儿，毅然决然的参加红军的，对于我们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也许《陈真》的主题曲《大号是中华》可以回答，"孩子，这是你的家，红砖碧瓦，祖先鲜血干砖瓦上，汗滴用作栽花，……谁敢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不计鼠摸狗盗，要似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
一九三四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十万红军被迫长征，苏区红军从我家乡曹坊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黑云压城城欲摧，秋风秋雨愁煞人。
红军一走，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蒋介石叫嚣对苏区，人要换种，地要换土。实行残酷的保甲连坐制。结果我的苏维埃主席伯公，慘遭反动派杀害，我们家也因共党家属，遭到了连累。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工作组还几次三番到村里调查我伯公的死因。(我奶奶土地革命时好像当过妇救会的主任)，奶奶在老屋每每跟我们讲白狗子及当时的保长甲长的凶残，我们听了都会义奋填膺；讲到伯公牺牲时的惨状时，禁不住潸然泪下；讲到当年遭受的牵连时感同身受。
据我的木伙叔公回忆，他也是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也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惨烈的湘江战役。进入贵州后，与部队走散，寻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部队。结果只好扮作乞丐一路乞讨，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闽西的。回闽西后还不敢直接回家，在淮土的外婆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风声比较平定才回到老屋的。
近几年，老屋边上，一幢幢钢筋水泥建的火柴盒似的新房拔地而起，居住在老屋的叔伯兄弟都乔迁到了新居。灰砖黑瓦的老屋仿佛一位衣裳褴褛的老人，不合时宜的矗立在那里。
梁启超说"方志滥觞于史，是最古之史"。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先要看看这个地方的地方志。我倒觉得每个家族的历史，都和时代紧紧相连。一座老屋也缩影了我们家族的荣辱与兴衰，也见证了近当代中国的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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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家简介：童火明，石牛老童，大学中文毕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爱好文学，作品散见于《少年文艺》，《三明日报》，《少年文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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