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猪是汉代常见的一种葬玉，置于死者手中，即文献中所说的“玉握”。握玉的目的大概是希望以玉石质坚色美的特征来保护肉体千年不腐，猪在古代也是财富的象征。最早的猪形“玉握”见于汉武帝时期，出土于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1]，东汉较为流行，玉猪的使用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对比而言，西汉玉猪写实，头和尾部没有穿孔；东汉玉猪仅作形似，头和尾部有穿孔，也有特例无穿孔的，像曹操宗族墓群董园一号墓(曹操父亲曹嵩墓)出土的“汉八刀”雕刻手法雕琢的一件玉猪，没有穿孔。“汉八刀”是汉代著名的一种雕刻手法，并非八刀可以完成，而是形容刀法简练，风格流畅，下刀稳、准、狠，神态逼真，宛如“八刀”琢出几道简单的直线和弧线就显示出猪的形态，简单却极富特色。
1972年至1989年亳州(原亳县)博物馆为配合农田和城市基本建设，陆续在亳州城南、城西南及涡河以北先后抢救清理发掘了近二十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分属三个家族，以曹氏为主，其次是丁姓、夏侯氏两大望族。凤凰台一号墓是亳州第一次正式发掘的大中型墓葬，墓主人丁崇。元宝坑一号墓、董园村一号墓、二号墓、菜市村一号墓、张园村一号墓、马园村汉墓群、袁牌坊村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等，均为曹氏墓葬。河北汪张村一号墓、刘花园一号墓、化肥厂一号墓等为夏侯氏墓葬。尽管这些墓葬均被盗，甚至有的墓葬部分铺地砖都被揭去，但仍清理出土一批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象牙饰品、珍珠、水晶、钱币、文字砖和相当多的玉器(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玉枕、玉蝉、玉双印、玉饰、玉猪等)，从而获得了汉魏时期曹操宗族的一些线索，为广大文物工作者研究东汉时期丧葬制度，风俗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丧葬之礼在中国起源很早，到了汉代，葬玉更是极为普遍，并渐渐演变为一套包括玉衣、玉握、玉九窍塞、玉含、玉枕等葬玉的完善形式。汉代敛葬制度明确规定，皇帝大丧专用金缕玉衣，诸侯王、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高级官僚等用铜缕玉衣。而曹操家族墓葬出土的贵重葬玉如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玉枕、玉蝉、玉猪等，不仅与当时的敛葬制度十分吻合，更证明了其显赫的家世(曹操的祖父曹腾特进费亭侯、父亲曹嵩官至三公)。除了象征着身份的葬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玉猪在曹氏宗族墓葬里十分普及，造型各异，有卧式、立式、跑式，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给笔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将出土葬玉玉猪介绍给大家。
董园一号墓，位于老城东南约400米，墓室砖结构，门朝东，墓内长13米，宽10.4米，高3.9米，有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南北两个偏室。出土有陶瓷器、铜器、象牙饰品、金银器、聚光玻璃、文字砖和四件玉猪[2]。
Ⅰ式：长10.5厘米，宽2.4厘米，高2厘米，玉料呈青白色，微带浅褐色斑，青色部分玉质晶莹，白色部分玉花较重。表面抛光，底面不抛光，有玉料切割痕。吻突夸张、四周削成平面，无鼻孔，垂腹略呈三角形，短尾上翘，四蹄卧状，头俯于两前肢上，雕刻技法上为典型“汉八刀”(图1)。
Ⅱ式：长11.3厘米，宽2.1厘米，高3.1厘米，玉料呈青白色，材质较差，因水土侵蚀表面粗糙无光，有土咬，密度疏松部分形成坑点。猪呈卧姿，吻突近似浑圆，浅窝鼻孔，嘴微张，有一透穿圆孔，眼睛微闭，直耳后抿，弧线脊背腰，腹部垂地，螺旋尾，尾部一对穿孔，四肢弯曲俯卧，头俯两前肢上，雕刻技法上琢磨融入八刀(图2)。
Ⅲ式：长11.2厘米，高3.1厘米，青白玉，材质差，粗糙无光，有土咬，密度疏松部分形成坑点。吻突肥厚，鼻端饰两浅圆鼻孔，口内横穿一孔，眼睛微闭，以阴线刻出额、鼻上竖横皱纹。头部浑圆，和吻突相连，直耳后抿，腰身呈弧形，弧线斜削出肥壮臀股。尾残，可见尾根部对穿一孔，屈肢作俯卧状，雕刻技法上琢磨融入八刀(图3)。
Ⅳ式：长10.1厘米，宽2厘米，高3.4厘米，玉质较差。猪呈立式，吻突作脊棱状，吻前浅刻两鼻孔，吻下部两侧各一对对穿小孔，长嘴两对穿孔，猪眼圆睁前视，额前平直，数条浅刻额线，直耳后抿，两耳中各饰一圆孔。猪背前端浅刻数条斜纹线，代表猪鬓，背微弧，盘尾，尾顶中间横穿一孔，四肢短小，直立。技法上雕琢较写实，八刀技法运用不多(图4)。
元宝坑一号墓，在老城南元宝坑村内，砖结构，墓门东向，墓长13.12米，高8.72米，墓门石结构，有甬道、前室、北耳室、中室、东耳室、西耳室、后耳室，破坏严重。出土残象牙尺、玻璃、铜器、瓷器、钱币、文字砖、玉猪等[2]。玉猪长10.4厘米，宽1.85厘米，高3厘米。玉质较差，土蚀较重，坑点密布，表面粗糙，吻突呈脊棱状，吻两侧各一对对穿小孔，嘴两侧横穿两对穿孔，和董园一号墓Ⅳ式猪相似。尖叶状直耳后抿，耳内有一圆孔，圆腹下垂，束腰，似螺旋尾，尾根部对穿一孔，右后腿缺失，四肢短小，前蹄前伸(图5)。
菜市村一号墓，位于亳州十九里镇菜市村，1995年发掘清理，该墓砖结构，多室墓，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偏室、侧室等8个墓室组成。墓内东西长10.6米，南北宽6.2米，高2.86米。整个墓室全部用长条形绳纹砖砌筑，墓室被盗。且遭破坏，出土器物有陶器及玉猪一对。玉猪长11.3厘米，宽2.2厘米，高3.4厘米。青白玉质。一立一跑姿，吻突前伸，浅窝鼻孔。立式猪嘴刻一条槽线，嘴角两侧各有两圆穿孔，深钻圆孔作猪眼，以阴线刻出额、鼻上皱纹，直耳后抿。立式猪身显肥硕，背部下凹，垂腹，螺旋尾，尾根部横穿一孔，四肢短小，四蹄直立着地。跑式猪嘴槽线平直且深，两侧一对穿孔，深钻圆孔作猪眼，耳朵尖直，背部下凹，腹部平直，略显健硕，螺旋尾，尾根部横穿一孔，后腿稍弯曲，前蹄前伸似奔跑状。雕琢技法为琢磨加八刀。(图6)。
凤凰台一号墓，位于老城西南角，1972年8月清理发掘，墓葬被盗严重，该墓砖结构，墓门石质，由墓道、甬道、前后室组成，前墓室中有两个“十”字形砖柱，将其分成前、后、左、右几个部分，为前室、中室、后室、南双耳室、北双耳室，墓室前、中、后三部分，全长8.7米，宽6米。出土陶器、瓷器、印章、铁器、钱币、玉器(玉双印、玉饰、玉猪等)[3]。玉猪长9.9厘米，宽2.3厘米，高3.1厘米，稍显短粗。玉质差，粗糙无光。吻突高跷，浅窝鼻孔，嘴前部两侧有一圆孔相通，深钻两眼，前额浅刻八字，直耳后抿，粗肥短身，垂腹，腰背微凹，臀尾连接部平直，尾圆弧下垂，尾根部饰一对穿圆孔，屈肢作俯卧状，猪头俯于两前肢上。雕琢技法为琢磨加八刀(图7)。
汪张村一号墓位于老城东北，涡河北汪张村，70年代末清理发掘，多室墓，砖室结构，破坏严重。东南西北各有一墓门，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等32个墓室组成，出土有釉陶器、瓷片、玉器、字砖等。汪张墓出土玉猪为一对，大小、造型一致，长10.2厘米，宽2厘米，高2.2厘米。青白玉，玉质温润。运用“汉八刀”技法雕琢，简单犀利，将猪的头、身、腰部刻出，刀锋刚劲有力，粗犷挺拔。玉猪表面抛光，底面未细加工，有切割痕。吻突略高于鼻前端，两猪似合在一起雕刻，中间相同，两侧对称，都只刻前后一肢。卧姿，尾根部有穿孔(图8)。汪张村一号墓玉对猪出土于尸骸两侧手骨附近，和刘熙对汉代丧制的记载相符[4]。
汉代的厚葬之风在曹操宗族及和曹家有着姻亲关系的丁氏、夏侯氏家族墓葬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曹操本人坚决反对厚葬，提倡薄葬。魏文帝曹丕更是认为天下动荡不安：“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全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祸皆起于“厚葬封树”，更是于黄初三年(222年)废除了葬玉制度，汉代的葬玉制度最终逐渐衰落消失了。而今曹操宗族等墓玉猪的再次面世，让世人体验到了曹操宗族曾经的辉煌和奢华，这些大概是废除葬玉制度的魏文帝曹丕没有想到的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亳州市博物馆在田野考古中发现了为数较多的古代玻璃制品，分别出土于城西郊柴家沟16号墓、城父铁营和曹操家族墓群。柴家沟16号墓和曹操家族墓群出土均为玻璃珠，数目达180粒，由于墓葬埋藏环境的差异和受侵蚀程度的不同，大部分表面呈粉白色；铁营出土的是镶嵌在剑首的墨绿色玻璃。这些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玻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柴家沟是一条自然沟，向北流入涡河。沿沟西、涡河南岸是春秋、战国到汉代时期的墓葬区，先后多次进行过发掘，清理出春秋、战国墓60多座，出土了大量文物。柴家沟16号墓为一土坑墓，在3米多厚的后期淤土下，南北方向，长方形，墓口长3.95米、宽1.9米、深2.4米。坑内有椁的痕迹，椁外有二重台，台高1.1米、宽0.3米。出土有陶鼎、豆、壶，玉饰、骨珠和10粒玻璃珠(图1)。料珠大小基本一致，呈淡青色，不透明，方圆形，高度和宽经均为0.8厘米，中间穿口径0.35厘米。穿孔上下口外肩分布四个白色圆块，中间加黄色点，点外饰一黄圈，白黄相间，俗称“蜻蜓眼”，每颗珠子有八个这样的蜻蜓眼。因在地下水浸土蚀了两千多年，珠的外观无玻璃光泽，但未严重风化。后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应用能量色散X射线分析法对料珠的新鲜断裂面组成进行了分析，主要化学成分如下：
氧化物SiO2AL2O3CaONa2OPbOBaOFe2O3K2O
Wt﹪47.1511.181.203.3622.4612.121.051.39
图1a--柴家沟16号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饰品
图1b--柴家沟16号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饰品
其它还有TiO2、CuO、Ag等微量元素。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玻璃珠的基础成分属PbO—BaO—SiO2系统玻璃，PbO与BaO的分子比约1：0.8。另一现象是玻璃珠中含有高达11.18%的Al2O3，如此高的含量不是以杂质形式偶尔混入原料，可能是为增加玻璃在成型时的粘结性从粘土类原料中引入的，这在春秋以后的战国铅钡玻璃中是很少见的。在显微镜下观察其新鲜断面，可以明显看到玻璃珠内部由带玻璃光泽的泡沫玻璃状物质构成，其原因是由于玻璃珠烧制温度低，大量气泡尚未排出，玻璃化过程进行不彻底，还残存一小部分石英颗粒，近表面处有一层较致密的玻璃壳。蜻蜓眼的图案，凸出珠体，可能是珠体做成后用粘土类材料堆砌上去的，珠体和眼睛之间界线明确清晰，其生产工艺过程与陶瓷相近似。
城父铁营村战国晚期墓葬为土坑墓，有棺椁痕迹，出土铜戈、铜剑、铜马衔、骨饰、蚌珠、骨环等器物。其中铜剑通长49厘米，茎长9.6厘米，剑身素面。剑首镶有墨绿色玻璃(图2)，于剑首平齐，光泽度较好。圆形平面上钻有九孔，中间一孔稍大，四周环形排列八孔，大小相间，可能原镶嵌有宝石类装饰物。钻孔距离匀称、细致，说明镶嵌技术十分成熟。未对玻璃成分进行检测。
图2--城父铁营出土铜剑剑首镶嵌墨绿色玻璃
曹操宗族墓出土玻璃珠的有董园一号墓50粒，董园二号墓100粒，元宝坑一号墓20多粒，这批玻璃珠有白色、墨色和翠绿色三种。白色珠子数量最多，大多略呈杏黄，可能是长期土蚀的原因。白色珠中有一种造型扁圆形和扁桃形的，每粒珠子都有一边呈平面，应是成型时在平面上冷却时形成的，表面鼓状。元宝坑一号墓出土两件白色珠：一件扁圆形，径2.4厘米、凸高0.8厘米；一件扁桃形，长2厘米、宽1.8厘米、凸高0.55厘米，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内有气泡。董园一号墓出土这种扁圆形和扁桃形珠三粒：扁圆形的径1.5厘米、凸高0.6厘米；两件扁桃形，长1.2厘米、宽0.9厘米、凸高0.55厘米，四周有铜锈，应为包镶痕迹。这类珠子未穿孔，透明度良好，犹如今天的聚光镜。这三座墓葬出土的圆形珠都不规整，直径大都约1.1厘米，部分玻璃珠的穿孔都很大，孔径一般为0.3厘米。墨色珠的造型、种类和体积大小与白色珠无异，只是数量低于白色珠。翠绿色珠均为扁体形，也分大小两种，以上所有玻璃珠，大约是制造技术上的问题，所有同类型的珠子形状都不太均匀，其单个珠体也不匀称(图3)。
图3a--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图3b--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图3c--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曹操宗族墓出土玻璃珠鉴定结果为铅玻璃，主要化学成分是：
氧化物SiO2Al2O3K2OPbO
Wt﹪28.181.543.0967
曹操宗族墓玻璃珠的大量出土和透明度的提高表明，东汉时期玻璃制造业有了很大进步。王充《论衡·率性》有关于道人“消炼五石”，制出的阳燧经“磨砺”光洁，“仰以向日，则火来至”的描述，曹操宗族墓出土的透明聚光玻璃，经实验的确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亳州柴家沟16号墓的年代是相对的。公元前528年，楚平王灭焦筑谯城，亳州地区成为楚国疆域，柴家沟墓地就是在这时期形成。从出土器物推断，16号墓当属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这一阶段，出土玻璃珠的制作年代应与墓葬年代相近或稍早。城父铁营战国中期墓也是楚国墓葬，无法确定准确年代。曹操宗族墓的年代则比较准确，董园一号墓出土铭文字砖记载为延熹七年(公元164年)，董园二号墓时间略早于一号墓，元宝坑一号墓砖铭文为建宁三年(公元l70年)。古铅钡玻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出土，品种繁多，数量大。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吴王夫差之妻墓，公元前504年)出土4粒蜻蜓眼[2]，河南辉县战国早期墓吴王夫差剑剑格镶嵌有蓝色琉璃[3]，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格镶嵌蓝色琉璃[4]。柴家沟16号墓出土的铅钡玻璃珠和城父铁营铜剑镶嵌玻璃从时间上说是我国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曹操宗族墓出土数量众多的玻璃珠并不多见。
这些玻璃珠的产地不得而知。有专家提出：中国在2700年前发明玻璃，中原最早的古玻璃制作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从瓷釉到玻璃在工艺上最大的变化为熔炼，制作玻璃需要有容器——坩埚，这在商代青铜冶炼的基础上早已成熟，并受炼渣玻璃态物体的启发，发明了熔炼玻璃的技术，创兴了制作玻璃工艺。安徽凤阳盛产石英石，是产生玻璃的必备条件。凤阳在春秋战国时属钟离，距蔡都下蔡(州来)和楚都郢(寿春)都很近。蔡楚东迁两地后，受青铜冶炼的启发，用白色的石英石熔炼制作玻璃取得成功，创制了玻璃器[5]。公元前528年亳州地区成为楚域，楚国统治长达400余年。柴家沟和城父铁营出土古玻璃是否产于凤阳，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论证。柴家沟墓地东1里涡河南岸有一处战国铸铜遗址，虽没进行大面积发掘，从河槽岸边发现铜矿渣及各种陶范和器物器形可以了解一、二，出土蜻蜓眼是否当地生产的也不能完全否定。柴家沟16号墓玻璃珠的纹饰虽说与西方蜻蜓珠有些相似，但从制作工艺来比较，除化学成分与西方钠钙玻璃成分不同外，其最初的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脱胎于我国的原始陶瓷工艺，外来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也说明铅钡玻璃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实践当中独立创制的。
从柴家沟16号墓、城父铁营玻璃珠到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玻璃，说明我国的玻璃制作工艺逐步的成熟，加上玻璃制品制作时可对色彩加以控制，获得丰富的色彩，作为装饰品得到王公贵族的喜爱，和玉饰一样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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