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应试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事业和人生是不够的，这已经是大多数中国家长的共识；但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家庭的现状是，如果只谈素质教育，上不了好大学也是一切免谈，没有第一步，哪里有二和三呢？既然如此，有些家长就想了：
如果先集中精力考上名校，到了大学再去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是两全其美吗？
家长的这种心态，其实和许多企业决策者的心态颇有共通之处。
很多企业也是希望一开始用比较简单的代工，然后慢慢转型成自有品牌，做到两全其美。可惜的是，世间哪得双全法，不管是家长还是企业决策者，想要两全其美的结果多半是“想得美”。
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就是两个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华为在东边。而它们所采用的工业路径也截然相反：前者是代工，后者是自有品牌。
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式教育”，表面上容易、安全，但是可能日渐枯竭；
另一种就像华为这样的“品牌式教育”，一开始似乎很不靠谱，成功率却将会不断喷涌。
▲位于梅观高速上的路牌
代工式教育和品牌式教育
会给孩子打上不同的“思想钢印”
应试教育虽然一直都在逐渐改善，但是不管学习技术怎么提高，如果还是以考试为最后标准的话，那么只能成为“代工式教育”，而过程则会给学习者打上“思想钢印”，对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这里说的“思想钢印”是刘慈欣《三体》里提出来的：
……我们现在可以把计算过程省略，直接给出结果。当某个信息进入大脑时，通过对神经元网络的某一部分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使大脑不经思维就做出判断，相信这个信息为真。
简单来说，就是打上某种思想的钢印的人，会永远坚持这个想法。比如一个人被打上了“水是有毒的”的钢印，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喝水。
代工式教育的思想钢印
追求“性价比”
代工制造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要做好代工，就得尽量压缩成本和时间，像富士康甚至是“赤字接单，黑字出货”——接订单时计算成本为亏损，但生产流程走完却变成了盈利，这样就能常年在别人根本不可能赚钱的订单里赚到钱。要想做到这样，企业必须就得打上“控制成本/苛求服从”的思想钢印，让员工始终背负着巨大压力。
另外，代工这种商业模式中，生产商和消费者是脱节的，需要中间要通过品牌商来确定产品设计。那么最好的代工者一定会被打上“寻找范例”和“害怕犯错”的思想钢印，这样才能做得又快又好。
应试教育的“思想钢印”，和代工如出一辙。
正如代工商需要客户给出确定性的设计图稿、目标价格、交货期，应试教育的学习者也需要有一套标准的、任务内容明确的（也就是有标准答案的）教学大纲，严格分时段的日常考核体系（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和最终考核体系（高考）。在这种体系下，好的学习者的最重要素质就是最短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出错，按照这种逻辑，犯错或者没有回报的可能都是令人厌恶的，独立创新和另辟蹊径更是傻瓜行为。这种“思想钢印”也会被不断强化。
随着竞争的加剧，代工业很难提供什么创新，那么要保持竞争力，只有两种选择：加长工作时间，或者降低工资。降低工资是很难的，因此才有了代工业恐怖的加班时间。
这也是为何当学校或国家要求减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很有意见。他们希望能多用时间在学习上。然而，一个人的一天时间是有固定价值的。假如通过多投入两个小时来多获得5分，那么就等于是一种时间上的价格战，或者是通过加班来获得更高收入（成绩）。
品牌式教育的思想钢印
敢于创新
对于深圳的另外一家工业巨头华为，现在大家都下意识地觉得这家企业肯定越来越好，也同意华为有这么一天，是因为长期技术投入的缘故。但是反过来想，这种投入至少在早期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要做研发，就需要从失败/错误/误判和实验中学习，但失败会让你暴露在风险之中。这样的投入既大又不可控，而且没有确定的顾客会为这样的投入买单（不如多添置几条生产线或多雇佣一些工人）。
然而，华为既然很早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也就有了他们的“思想钢印”，即使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早期也敢于投入追求科技和高端人才。
早在1992年华为就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99年据说还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当时有个传说，典型的知识分子读物《读书》全国最大的销售点在哪里呢？据说就是华为门口的那个报刊亭。
为什么不能一直“代工式教育”？
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一直做代工，有什么不好吗？
喝可乐一时爽，一直喝可乐一直爽。可是，你能一直喝吗？
以现在的制造业水平而言，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设计，整个成本则可以无限降低，逼近到材料成本。只要产品设计好，把模具开好，那么让机械臂还是珠三角的蓝领工人来操作并没有什么区别，人的劳动的工作价值就越来越低了。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的生产成本，大约为417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4.2美元——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却也是制造业的基石。
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第一反应就是候鸟一般尽可能迁移到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地方，第二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也就是富士康所谓的“熄灯工厂” 。
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从业人员，他们的存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在没有独特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资水平之间的竞争而已，只有你的工资足够低，才有机会。
我04年的时候去过西班牙的一个工业区，在鞋厂门口看到密密麻麻的汽车，当地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的汽车。然后回来福建的鞋厂，看到的则是密密麻麻的自行车。
在当年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收入差距极大的情况下，代工当然能取得成功。不过，2004年中国平均工资水平是1335元，现在呢？
同样的，如果现在孩子长大后要有价值，那么就得有比机器人有价值的地方。
美国宇航局1965年的一份报告说：
人类是一种成本最低、重量仅为68公斤、非线性的全能计算系统，哪怕是技术娴熟的也可以大量生产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笑话是，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那可比全能计算系统低了一档。如果你真的成为复读机，也就是人云亦云，人行亦行，当然是可以少犯错节约时间，但是你的言和行就几乎没有价值了呀。
那么，如何具有不是趋向于0而是越来越贵的能力呢？那就得挣脱代工时代的思想钢印。否则的话，你这个复读机面对着几亿其他复读机，能有什么价值呢？这种无限可复制性，意味着无限的贬值可能。
隔一段就有人说一些听起来很冷静的话，比如美国的教育其实是社会分层的工具啦，他们的名校好学生也很辛苦啦。这些当然都没错，不过——
类比到工作中，有两种辛苦，那就是设计师的辛苦和流水线工人的辛苦；
类比到商业上，也有两种成功，那就是代工商的成功和品牌商的成功。
这两种辛苦和成功，你希望孩子选哪一种呢？
3
别让我们自己的“思想钢印”
影响孩子的未来
大部分中国家长现在为孩子选择“代工式教育”，其实是因为过去30年的工业发展，给我们打上了自己的“思想钢印”。
最近有本很红的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赞的观点：父母其实是知晓不同教育方式的利弊的，他们做出的教育决策，其实都是自己认为的最优决策：
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 。换言之，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 。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何种期望和抱负，他们就会如何行动。
比如我们就会下意识地觉得，好好刷题考试不是更公平吗？学生努力得到好成绩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这三十年其实是个后起的工业发展阶段而已。这个阶段会给我们大家看不见的思想钢印。
90%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访者称颂勤奋，而只有15%的俄罗斯人（比意大利得分低）和23%的中国人青睐想象力。低于30%的德国父母们赞赏勤奋的价值观。这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书籍封面
回头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除极少数特例外，工业化国家的学校也主要是专断型的教学模式。小学课堂中学生是不能说话的。学生要认真听讲，而教学成功与否用小学生能否死记硬背老师说过的话来衡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英国的教学方式很自由化，可是据乔治奥威尔的回忆，他受到的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中小学教育中充斥了以死记硬背知识点应对考试的做法。
我们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哪怕只有一本——希腊或拉丁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读一些短片段，它们所以被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可能被出成‘即席翻译’的试题……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复习前几年的试卷上了，它们尽是些那种只要答一个名字或者一句引语就行了的蠢问题。
他的抱怨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呢？
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国家中对教学方法开始改革，强调合作、自由讨论和孩子的感受，才逐渐成为教学任务的核心。
而现在工业化国家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教育改革，也是他们想法顺应产业发展的结果，也许有些做法能顺应成功，也许有些做法不太成功，但都是出于一种经济理性，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白左矫情，非得作死 。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其实就和我们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是一种代工型的教学和考核。这个也很符合理性，因为这和家长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感受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孩子的教育是为未来的社会准备的。也就是说，教育和即时的工作不一样，其效果在当下看不出来，而和对未来的想象是否契合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模式从模仿和生产已有的技术转型为更多地依赖创新创造，那么想象力和独立性这些价值对学生来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如果有人创业，建立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东南亚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廉价工人竞争，或者和无眠无休却日渐能干的工业机器人竞争，窃以为不智。
那么，现在的孩子的职业生涯大概是2030-2070年之间，那时的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父母对孩子将会生活其中的未来世界寄予何种期望，并将如何据此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呢?
无论如何，正如托德·罗斯教授在《平均的终结》中所说：
我们不能再试图将孩子们培养成“我们自己的更好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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