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 隐而愈显的宋代吉州窑

伴随着佛教本土化的过程，禅宗在宋代成为佛教主要流派，也为两宋的人文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吉州窑，作为宋代陶瓷杰出代表诞生在禅宗文化盛行的江西，深受其影响，无论从器形、釉色、使用方式都和当时的禅宗流行思潮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日用陶瓷器是宋代经济的支柱产业。吉州窑就是规模化生产日用陶的一个系列窑厂，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其中在今天江西吉安市南永和镇的窑址最具代表，鼎盛期在北宋末至南宋，窑工曾达3万人左右，它所生产的产品通过南昌中转后遍布长江两岸各大城镇南京镇江都曾大量发现品质优秀的吉州窑产品。

宋代吉州窑中，黑釉器是其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单色黑釉，发展到各种窑变黑釉，及在基础黑釉上的多种装饰变化。这样特征鲜明的形式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当时的吉州乃至整个江西，僧团势力庞大，也是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处在赣江中游的吉州正是沟通南北（从庐山到岭南）禅学基地和东西（从南岳衡山到皖、浙、闽）禅学基地的枢纽，是禅宗的核心地带。这里寺庙林立，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集散地。吉安青原山是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的驻锡之地。他在此弘法28年，提倡把佛教作为一种普通人能接受、执行的道德修行，他的徒弟后来发展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对这一地区的生活习俗、文化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吉州寺院繁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禅宗农禅制的产生，禅林庄园经济的壮大，使得大规模的寺院得以建造。组织严密的僧团生活方式扎根于民间，遍布穷山僻壤。《百丈清规》就诞生于江西，其中规定，禅僧必须普遍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亦禅亦农的做法既保证了寺院的经济来源，也使禅的价值观深入到世俗生活，禅众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有利于传法布道，同时也衍化出和寺院关系紧密的民俗文化。

其中茶叶、茶盏就是两者之间重要的媒介。在宋代，许多寺院重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吉安茶在唐代就已经是贡茶。茶，那是宋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人们饮茶成风，社会上流行斗茶，大家比赛茶叶冲泡得好坏，寺院僧侣、宫廷文人、黎民百姓，各阶层都在和茶较劲。难怪所需茶盏的产量那么大。从永和的窑包上看，几乎每一个窑包的大宗产品都是茶盏和黑釉碗，其他黑釉产品有注壶、罐、碟、钵、瓶。不少黑釉器上写有铭文，为某某寺，或充供养。这反映出当时寺院和信徒对器物的一些具体要求。

人们也用黑碗来衬托带沫的茶汤，伴随着茶香,发展出“茶百戏”，达官贵人们则竞相搜罗釉色特殊的茶盏。

标准的吉州黑釉碗、盏的特点是底部是烧一个假圈足，几乎看不见足底。弧线饱满，像一个缩小的敞口钵，全黑釉到底，釉表面有一层细腻的肌理，泛着一种内敛的光；另一种是容量大些的高足碗。除标准的黑釉以外，还有许多窑变色，茶色、青灰色，大多色彩深沉，质朴含蓄。

其中常被今人推崇的、或与寺院茶礼有关的是木叶盏，日本大阪陶瓷美术馆藏有一件“木叶盏”标准器。一片菩提叶或是桑叶，停在盏內，有的叶子或在中间，或在边缘，一个意象的符号飘浮在无尽的深邃的黑色空间中。有的盏中还有因釉变产生出的幻化彩虹，确实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绝妙诠释，一盏在手，可以观心。

福建省建阳地区出土的佛字钵盏是典型的茶盏，在南北宋之交广泛的传播到各地的寺院、市镇，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例如南宋兴起的径山寺茶宴，就曾大量使用黑茶盏。它成为宋禅宗美学的活道具。

除普通的黑釉器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洒釉装饰，蝌蚪纹、兔毫、虎皮斑、玳瑁、油滴等多种纹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不求工整，是在静寂的黑底上的釉的自然表演，典型地反映出宋代人们对“意”境的追求。

看来在宋代工匠中普遍有一种愿望，将动植物的皮毛、皮肤、甲壳花纹复制在陶瓷器上的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在对自然质感的极度尊从，他们甚至想把星星印在黑盏上。这些表现没有呈现出精确写实的一面，而流露出一种书写的，看似偶然的，自信洒脱的特征。这种美的背后，有着含蓄而又内省的特质，浓缩地反映了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民俗倾向，深沉的、质朴的禅，在里面既是产生的源头又是表现的对象。

禅宗在北宋宋仁宗执政时开始被重视，得以迅速发展。与此相吻合的还有较早有记录年款的黑釉器在吉州窑里也始出现。很快吉州黑釉器在公元1050年至1100年间逐渐流行起来了。

北宋末期，吉州寺庙增加迅速。宋吉州不仅寺院多而且规模大，净居寺盛时僧尼几千，传说大智寺内有直径丈余的大锅。在永和镇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达到十余座寺庙。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如此众多且规模庞大的寺院，又有愈来愈完善的制度配合，反映出当时寺院僧侣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推断当时围绕寺院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动。僧众人数的增加显然需要更多施舍，对供佛器物的需求量也就增大了。“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北宋欧阳铁《杂著》中记述了这种现实情况。

禅宗寺院普遍使用茶器，也可以从《敕修百丈清规》一书中大量寺院茶礼的描述中看到端倪。这部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做出详细的规定，甚至有茶头一职。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

那么，禅寺对日用器物有什么要吗？我们拿出家僧尼的生活用具——钵，来举例说说。寺庙里对僧人化斋用的钵，是有明确的规范。钵，是出家人所用的食器，圆形，稍扁，口向内收，其材料、颜色、大小都有规定。佛教教义中有应腹分量而食之说，所以“钵”又译作应量器。对外观色彩、材质、大小都有要求。外观色彩要灰黑色，令不起爱染心；材质上明确要求尚粗，使人不起贪欲；大小因人而异，含有少欲知足之意。黑色、质粗、节俭是它的美学特征。至少在唐代，就有不少黑釉钵的出现。说明了寺院定制的器物，需要符合佛教教义。其他供佛器中，香炉、烛台、食器、茶汤器、水瓶（净瓶、军持）、盘、盏等日常供养之器具也都是吉州窑的常见产品。

吉州黑釉器成熟烧制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北宋中期。记年瓷中，最早有吉安元丰五年（1082）墓中出土的黑釉罐。元祐元年（1086），一件北宋黑釉白覆轮茶盏说明当时素黑釉已经开始流行，上古的11世纪末，黑釉瓷以敞口型为主，进入南宋后，在单色黑釉成熟烧制的基础上，器型样式增加，装饰手法也多起来，之后的纪年瓷中，黑釉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南宋是吉州窑黑釉装饰的鼎盛期。这一时期，也正是禅僧社会活动频繁，上至宫廷辩论，下与百姓打成一片，用各种方法普及禅宗思想的时期，是禅宗的大发展时期。

吉州黑釉器的美学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装饰生动有力，气质写意深沉。正像由青原系发展出的曹洞宗默照禅法所提倡的“默言坐禅”一样。“默默忘言，昭昭现前……晦而弥明，隐而愈显”，以此来理解吉州黑釉，观察器物，你会发现这吉州黑釉简直就是为禅宗量身定做的。“照与照缘，混融不二”表达了主体和客体、物我之间圆融无碍的思想。“一切诸法，皆是心地上的妄想缘影”，结合宋代煎茶、点茶里发展出的在茶盏中观察各种幻象的注汤游戏，禅理在黑釉盏的素底上借助茶汤成为活注解。所谓“得意于忘形”，这里你可以看出禅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吉州黑釉器的审美价值是清晰的。可以想象在广泛的信徒当中，不仅从吉州窑定制黑釉器供养寺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曾大量使用黑釉器，这可以从宋元以来黑釉日用器不断出土中看到它的深远影响。从寺院这方面来看,每个和尚，包括方丈在内，都需要参加手工或卑微的工作,这是丛林的规则。在窑厂林立的吉州，僧人亲自动手制作茶器，或者对产品釉色有特别要求也许是合理的猜想。禅宗寺院的庶民化使得它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这也使它在意识形态上更有独立性。“农禅制”的盛行，使民众与寺庙结合得更紧密，禅宗美学深深扎根于民间，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黑釉的流行反映出一种民间的立场，它和北宋宫廷尚细、尚精的官窑美学倾向大相径庭。黑釉器不仅是寺庙传道的媒介，也是民间文化自信的代表。黑釉类器物的大量制造体现了这种普遍的诉求。

可以肯定地说，欣赏和使用黑釉器是宋禅宗美学的一个特征。修行人不仅注意“话头”，还特别讲究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行为，从劳作活动中去悟道。“小参”之后的一杯茶，或者田间地头忙完一天后喝上一杯茶，用的应该是一样的黑釉茶盏吧。宋代的禅僧实践着一种把“单调乏味的生活，索然平凡和生命，变成一种艺术的、充满真实内在创造”的生活。寺院成了学术交流的基地，禅的美学在宋代是一支重要的文教力量。它对事物真相的追求毫不犹豫、直截有力，并认为人人能够接近这个真相，在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中身体立行地实践着节俭和朴素。黑釉器在当时是吉州地区普通百姓的日用器，它是宋代吉州地区民间审美风尚的代表，用黑釉来装饰佛供器、寺院日用器非常符合宗教寻求贫苦之德的观念，它无疑是农禅生活的美学道具。

自20世纪以来，这些传统宗教美学遗产的地位一直比较边缘化。好在这些不会腐朽的瓷器，清晰地还原当时的美学追求，不断引导着后来人。文化记忆是历史真实和现实实践的纽带，宗教美学的遗产不仅在过去、现在，也会在将来持久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显然离开它，民众自觉的创造力的生长，会脱离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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