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A160911
问：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吗？
答：不安全！不仅不安全，而且已经濒临完全失控，我们的个人信息在无良商家、诈骗犯罪团伙以及权力者面前近乎于完全“透明”，而我们每个人在他们眼里近乎于“裸奔”。
随着山东临沂高考学子徐玉玉因被电信诈骗学费而致心脏骤停猝死引爆舆论，警方以罕见的效率迅即“破案”，是诈骗集团一一落网。同时，民众个人信息被泄漏也被“空前”地关注。根据报道，不仅山东临沂的考生因被诈骗而致死，全国各省类似事件同期还发生过多起，像广东惠来的高考生蔡淑妍因被诈骗而跳海自杀。
因电信诈骗而致死算得上是极端的事件，每一起这样的事件背后隐藏了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被诈骗遭受损失而没有致死的事件；以及数以万计，乃至十万、百万计的接收到诈骗信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上当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众个人信息被诈骗犯罪人完全掌握。在徐玉玉案件中，警方通报的“泄漏”原因是诈骗犯罪人通过技术手段在“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中植入木马，窃取考生个人信息。
事实上，除了通过黑客技术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更常见的途径是相关工作人员的售卖。只要有需求，那么那些掌握了民众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就很容易贩卖个人信息。以近日报道出来的相关案例来看。
沈阳交警大队的协警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登陆公安机关的办公系统“公共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以5元、10元价格通过微信出售他人车辆信息、驾驶人信息，获利5万余元，涉及近2万名市民的个人信息被泄漏。
湖北咸宁市通山县的一名银行职员，以最高每条50元的价格非法出售近800余条储户信息，其上线则从多名银行职员手中获取倒卖储户信息1400多条，获利20万元。
……
无论是通过计算机技术以及黑客手段“窃取”网站的个人信息，还是通过工作人员出卖个人信息，目前在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繁荣的产业链。购买个人信息的包括各种商家，也包括各种诈骗团伙。对商家来说，获取目标消费群体的个人信息，能够进行更加精准的营销策划；对诈骗团伙来说，获取民众的个人信息，能够有的放矢地施以骗术，诈取钱财。在任何社会，只要缺乏严格的执法，那么，商家也好，诈骗团伙也好，千方百计获取民众个人信息是近乎本能的需求，无论中外，可能都概莫能外。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民众每一个人每天接到的无数商家“精准”的营销电话；短信或者电话接收到的形形色色的诈骗讯息，都表明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在被流通，被滥用，被无良商家或者诈骗团伙用来分析和设计各种“陷阱”来使你入彀。别说普通的老百姓，清华大学教授不可谓不高智商，也被诈骗电话骗走一千多万元；央视《今日说法》的主持人名头那么响，也同样被诈骗电话盯上；演艺圈的一线明星，见识比普通人多吧，鬼使神差地也能被电信骗子骗走数十万元。
为什么会这样？从表现上来看，最简单直白的原因可以归咎于骗子太多。可是多问几个为什么，骗子太多也只是表象。骗子多是因为执法缺失，除了徐玉玉事件的舆论压力使近段时间成为从上而下布置集中打击电信诈骗的“运动”，但十多年来，民众遭遇电信诈骗报警，几乎没有可能获得有效的执法支持，以致于各地警局成为了宣传队，四处张贴或发布告诫民众如何防骗的小贴士。
不仅如此，我们的个人信息如此轻而易举就被各商家、诈骗团伙攫取到，归根到底问题出在采集我们个人信息的权力机构根本就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民众个人信息被最普遍和频繁采集的社会。旅行乘车、外出住店、办理电信网络服务、银行储蓄理财、办理各种法定登记、处理各项事务，都被权力机构要求出示、登记、复印个人身份信息。也就说，不仅各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诸如车站、网站、酒店、电信运营商、银行、商家（如购房）、学校，等等，都“合法”地采集了民众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姓名、年龄、职业、婚姻状况、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通过这些信息，还能轻而易举地检索查询到个人的旅行记录、酒店开房记录、银行帐户以及交易记录、个人信用记录、置业记录（购车、购房）、电讯服务消费记录、等等。
从心理学角度，当越多的个人信息被权力者掌握，而权力者又拒绝公开自己的信息，这就造成事实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它带来到心理后果就是个人安全感的丧失。且不说面对的是权力者，就算是普通两个个体，其中一方对另一方了解甚少，而另一方对自己却了如指掌，那么个人信息被对方了解越多，而自己了解对方的信息有越少，那么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就会越被动，越没有安全感。举个例子，如果在一个社交场合，某个同事了解你几乎所有的私事，而你对他却了解不多，那么在交谈或者交道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感觉到不安，感觉到焦虑，除非你能了解到为何如此的合理原由（如，他正好与你的发小是室友）。
当然，从权力心理学的角度，权力者掌握越多民众的个人信息，那么就越能够方便地控制和把握民众，越能够有的放矢地压迫和威胁到民众。这也反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场合需要凭借身份信息才行正常地生活、交通。像以前是乘坐民航班机才要求出示身份信息；现在乘坐火车也要求出示身份信息；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或者特定的时期，乘坐长途汽车也要求出示身份信息。以前采集身份信息只是一些简单的文字信息，现在要求要留下指纹记录。可以想见，在可预期的未来权力者要求每个人留下生物信息（如基因信息）也不是天方夜谭。
因此，不受制约的垄断权力者会近乎本能地不断扩大采集和要求出示个人信息的范围，对于权力者来说，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维稳的角度，能够很方便地检索和锁定任何一个试图威胁权力者的社会个体。例如，在网络上发布所谓危害内容的网民，无论他在多么偏僻的地区，通过个人信息的检索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找到、锁定证据以及捉拿归案。
从常识上也不难判断，任何社会的权力者都会有类似的冲动，就是想方设法采集和掌握民众的个人信息。全世界公认最为自由的社会，美国虽然以法律形式充分保障民众的各项自由权利，但权力者仍然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来获得民众的个人信息。像近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法院要求苹果公司为进入恐怖活动嫌犯手机获得其个人信息而开设技术上的“后门”，被苹果公司拒绝。在最近的影片《谍影重重5》(Jason Bourne)中，中情局更是试图威逼利诱网络公司为其开后门以获取民众的个人信息。只不过，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权力者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制衡和约束，使权力者不能为所欲为。苹果公司拒绝权力部门的要求不会带来什么压力后果；即使在影片中，权力者也只能私下偷偷摸摸地威胁网络公司。权力者觊觎民众的个人信息，而民众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会抵制权力者的这种冲动。像韩国前些年也曾经尝试推行网络实名制，以方便管理，但当个人信息涉嫌被滥用后，韩国有关部门在公众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了网络实名制的要求。至于英国，民众更是抵制政府部门试图推行的类似中国那样的身份证制度，其抵制理由很简单，就是担心政府部门会滥用采集的个人信息。
一个社会权力者肆无忌惮地采集，并扩大应用范围，以方便“管理”；而另一方面，权力者又不愿承担起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职责，任由其所采集的民众个人信息被泄漏、被窃取、被交易。权力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站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其中的民众个人信息被窃取；也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来防范其工作人员泄露、出售其所采集的民众个人信息。在民众个人信息被滥用，民众个人安全已经受到实际的损害，权力者也无力提供有效的补偿和保护。
概言之，在权力机构约束和收敛自己无限制采集和应用民众个人信息的冲动，并且切实履行起保障所采集的民众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之前，我们在这个社会个人信息被滥用几乎无可避免，而我们也没有就生活和生存在处处“陷阱”，四处都潜伏着觊觎我们权利或者财产的，又掌握着我们充分个人信息的那些捕猎者：无良商家、诈骗犯罪团伙以及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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