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为李俊们找一条生路

许锡良

 

这次在东莞上课。上课时我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我说中国的比尔·盖茨在制造病毒挣钱，然后坐到监狱里去了，像那个湖北的李俊制造“熊猫烧香病毒”就是这样。此时一个年轻的女学员举手提出质疑说，如果李俊在美国他制造病毒，危害社会就不会被关进监狱吗？美国难道就不会有人制造病毒吗？

一连串的发问。我立即意识到遇到一个好思考，好质疑的好学员。可惜，这个质疑问的方式与方法都不太对，但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一直就受到这样的教育，特别是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种“也有”的思维容易掩盖后面真实存在的复杂问题。

 

美国当然也有人制造病毒危害社会，但是美国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创业巨人，他们不但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但是，中国式的比尔·盖茨却远未出现，不是没有盖茨式的智商与才能，而是缺乏盖茨当年那样的创业环境。

我问年轻的女学员，如果你是李俊，你将怎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希望能够替李俊找一条生路。他初中毕业，连最差的普通高中都考不上，然后去上了三年父亲所在的单位——一家水泥厂办的技校读了三年，但他智商超群，在读技校的这三年时间里他利用自己的业余爱好钻研计算机网络技术，达到一个顶尖级的水平，达到了高级网络黑客的水平。没有人天生想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实际上李俊，他也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正常接纳他，他曾怀揣着一身高水平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先后达到过武汉、东莞、深圳、广州打工，但是一个月二千元工资的工作就是找不到。一个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却无法养活自己。这是可耻的，其自尊心受到怎样的损害是不用多说的了。

于是只有再次回到武汉，在一家出租屋里干起了编制计算机网络病毒的勾当。他制造的病毒叫“熊猫烧香”，使得湖北的许多公安局的资料都丢失了，全国至少有上百万台电脑中了这个病毒。而且那么多计算机专家面对这个病毒无法解套。

 

而李俊却靠这个病毒，一年净挣了四十万元。就事论事来说，李俊制造病毒危害社会，侵害了别人的财产安全。给社会生活与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造成严重损失，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应该的。可是，难道我们的社会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如果李俊在美国，他完全可以邀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创办自己的网络公司，或者软件公司，当年比尔·盖茨不就是这样拉了几个同学，以五十美元起家创办了微软公司吗？

 

但是，我们的社会只能逼迫李俊去制造病毒以求生存。一个人轻松地指责一个犯罪的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这个李俊是自己，你将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他有技术，有本领，很聪明，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接纳他，社会的就业体制不接纳他，生活完全没有保障，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成长。因此，我更相信李俊是被社会体制与环境逼上梁山的。

 

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公安侦破出“熊猫烧香”病毒竟然出自这样一个低学历的毛头小子手里时，全国有许多公司竟然开出一百万年薪的天价，纷纷预约还在监狱里的李俊出狱后到他们公司工作。也许这是李俊所万万没有料想到的。当初李俊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连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现在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反而一夜成名，成了一个香饽饽了。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如果就事论事地看待一件事情，那是非常容易的。几年前我在第一时间里听说云南大学里的马加爵残忍杀人的消息时，心里也是很震惊，也很激愤。贴在我们学院门口的通辑令上的马加爵体格健壮，面目狰狞，当时要我同情此人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审案后，我慢慢读出了一个苦孩子后面社会带给他的悲哀、屈辱及走投无路的困苦生活，及同学们对他表现出来的人格侮辱。

 

在一个缺乏爱心，缺乏同情，缺乏仁爱的社会里，只有“强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只有笑贫不笑娼的残酷道德，只有逼良为娼的游戏规则。一个只求一死的年轻小伙子，一个穿着囚服认定这是自己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的人,一个智商超群，有能力有抱负的小伙子最后沦落为死囚犯，难道这个社会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

  

我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当时也面临垮掉的一代，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写过一本反映当时美国社会的书，叫《美国的悲剧》，在这本书里，他没有就事论事地谴责那些沦为犯罪的年轻人，而是把人们的思维的触角引向了社会，只有社会和谐了，人们才可能生活得安稳。

  

缺乏体验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也是最没有用的。我们不如多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从身边开始多一些关爱，多一些仁慈与宽容。我们这个社会少一些垄断，少一些非人性的掠夺，少一些非法暴利，多一些人性，也许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能不能出得了比尔·盖茨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生存底线社会要给予保障，社会的道德底线不能够随意被权力之野蛮的脚践踏。

2007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