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促，马齿徒增。忽忽之间，在下今天五十岁了。感谢父母给我生命。
我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农历六月二十一），在我之前，父母已经有了四个儿子（还没有女儿），生我时，父母很是希望将是一个女孩，可惜还是男孩。
祖父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丝茧商人，有不薄的家产。家父本是个富二代，但因四九鼎革，一夜之间成了黑五类，而我们五兄弟，就成了“破落第三代”了。我当年炒了衙门的鱿鱼，下海经商搞实业，除了我不喜欢官场气息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要为冤死的祖父正名，我要为我们沈家光宗耀祖。2006年我为家慈在老宅地基上盖起华屋，无他，正是为了这口气。
7岁上学，母亲手工做的一个土蓝布书包，里边只有两本薄薄的书：语文、算术，整个书包也不到半斤重。顺便说一下，不知“算术”何时、为何改名为“数学”，后来更是冒出摧残人性的“奥数”来，我一直不明白。汉朝张苍早就有《九章算术》，定名“算术”，现在的教育家大人们，不数典，而又忘其祖，要鄙视啊。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在两个生产小队合建的一个棚子里完成的。棚子只有一间，这一间便是教室，教室共有四排课桌椅，第一排是一年级，第二排是二年级……以此类推。四个年级挤在同一间教室内，这叫“复式教育”。教师当然也只有一名：一个来自小县城的下放知青，不会用普通话朗读，只会用敝邑的方言给学生领读，所以，我的普通话发音，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标准，原因就在这里。但这种极其简陋的复式教育，也有一个好处：可以相互“干扰”，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常常可以回答四年级学生不能回答的问题，真是其乐也融融。知青老师，可能因自己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土话）而略有谦虚（心虚），有次语文课概括“中心思想”，老师当着大家的面，认为我出示的答案比老师的标准答案还要好一些，于是就让我把我的答案抄到黑板上，就以我的为准了。恕我不敏，这位知青老师，虽普通话也不会说，但可能是我50年来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恕我不敬，有如此雅量的老师，现在恐怕已经不多了。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开始受比较正规的教育了。但奇怪的是，我所遇到的老师，总体上是后面的都不如前面的。我最后的学历是浙江大学的本科，我所遇到的老师，浙江大学的不如高中（浙江海宁第一中学）的，高中的不如初中的。这或许是我个人运气的不佳。现在想来，我遇到过的最好老师，是初中时的英语老师，他是一个右派，被发配到乡村，他强调学英语当“听说第一、发音一定要准”。我现在能说得一口发音准确而又比较流利的英语，实是得惠于他。
1985年高中毕业，高考出人意料，我侥幸得了小县城的理科第一。但入了浙江大学经济学系，才慢慢发现自己是被骗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如微积分、物理学、英语等）还是认真学的，但到了三年级，对所谓的专业课失望之极。于是就逃课为主，改在杭州文一路、文二路和教工路一带做小贩了。所贩卖的货品，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针织领带（进价1.9元，可卖2.4元左右）、袜子、女式开司米背心（毛衣）等。卖货到杭州大学一幢女生宿舍楼时，楼道门的大妈不让我进，我很快发现，提上三根香蕉送给大妈，大妈下次就主动“小沈你来你来”了，在文二路被一个戴袖章的老头驱赶，塞上一包0.73元的大鸡牌香烟（如按可比价格算，相当于现在的软壳中华牌吧），老头就倒过来帮我放平钢丝折叠板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杭州大学哲学系的女研究生，最不会对我的开司米背心讨价还价。那时，我就在想：念书（上学）改变命运，得了吧。
混得大学文凭，碰上那个不能说的年份，如西游记里的妖精们，有关系的都被悄悄安顿好了，关系不硬或没有关系的都被打回原籍。我是属于第二类的妖精。遣返到敝邑（浙江海宁）人事局报到，二次分配工作。被再次发配去一个镇上的机械厂做装配工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个机械厂从国外引进设备，有一批外国的工程师来厂里，要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做口头翻译。浙大时，我正好一边做贩子一边在西湖边的六公园内找鬼佬练习英语，那时虽毛头小伙一个，但用英语谈笑风生已经不是难事。在小镇上，大家都没有见过外国人，又听说我小沈会说英语，都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我是从香港请来的。
工作一年多后，被调到县城的衙门上班，在一个叫“计经委”的部门。那是一个只能讲共性不能讲个性的地方，一个咳嗽声音的高低，都可能代表了不同意思。那是一个比赛谁更有“不学有术”功夫的地方。这个衙门部门的一把手（主任），更是一个只会给书记市长拎夜壶的恶心角色。他的恶心，本与我无关，但他同时要拿捏我，我就火了，很快，我就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警告他：你要是不让我吃饭，我就不让你拉屎。见我的土匪习性爆发，他软了下来。当时，衙门公家的白纸、计经委的电脑打印机和官家的电费，为我私自在外承接的翻译业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很快，实践证明，我会说流利英语的长处还是有用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小县城能说流利英语的人还几乎没有，敝邑当时的钱市长和后来的赵市长（女）接待来访的外宾，都点名指定要我去，当口头同声的英语翻译。女市长当时年轻漂亮，对我似乎还异常关心，但我还是谢绝了她的好意：NO，我要离开衙门。
机关衙门里的恩与怨，还是个小事，促使我离开衙门的一个大的刺激，却来自衙门之外。有次，老干部局组织一批离退休干部去一家工厂参观，我供职的计经委事情多人手少，当时要派出一个副主任、科长或副科长已经无人可派，于是就让我这个科员代表本单位前往。到了工厂，离退休老干部团团围坐后，老板让手下人分发香烟，每位来客得到两盒云烟。这两盒云烟，当时是比较贵重的，一个离退休干部（山东南下干部）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当场赞叹了：云烟那！（“云”字发第四声）我当时观察这位老干部的神态，感觉到，如果让他喊那个工厂老板一声“爹”，这位老干部看来一定也是愿意的。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衙门机关小公务员，我当然也同样拿到了两盒云烟，但面对这两盒烟，我当场对自己发誓：NO，我是个男人，我不能靠人家施舍，我要靠自己去赚钱，然后去买二十盒、两百盒、两千盒的云烟……
幸运的是，这时我遇到了我此生以来的一个贵人，他便是我衙门下海第一站去供职职业经理的老板许总。许总也是看我能与外国人谈笑风生，所以邀请我，对我说他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协助他，而国外客户是现成的，只要服务好就行。我说我不懂如何做外贸生意呀，许总鼓励说：做外国生意是很简单的，与菜场里卖带鱼是完全一样的。我想，我也曾在杭州做过两年的小贩啊，那行！于是一拍即合……许总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如何留住人。先确定每年保底多少收入后，我跟着他干了三个月，许总就主动提出“销售、利润奖励制”。半年后，我接到一个土耳其的大客户，做了一个大订单，我一下子拿到了一笔巨额的分成奖励，马上去提前还清了房贷，心里一阵轻松。后来，许总更是有意栽培我、有意挑我，让我独立，让我自己做老板，我与他股份制的一个公司，他51%的股份转让给我后，容许我把转让金分期付款，分期的年限长达一年半而不要一分钱的利息……
如今，我经营着自己的箱包皮具实业，客户遍布三十多个国家。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看到周围原来看似很大的老板很多倒闭了跑路了，我更胆小了。我给自己立定的生意规矩是：
一、货款安全第一，没有定金的生意坚决不做。我每月28日要给350多名工人发工资，我要安全第一。这350多名工人，要拿工资去养家糊口，我的责任重大，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二、按时付清欠款，给供应商一个放心。我观察过，一个电话很多的老板，90%的电话是对方来要钱的，如果你按时付清欠款，就不会再有电话。没有过多的电话打入，感觉应该是不错的。
下海近二十年来，我深感自由的可贵。谈不上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还是很乐意保持现在的状态。我谈不上成功，但我愿意告诉年纪比我小、又想自己创业的各位读者以下几点感受：
第一、生意或许是难做的。生意本来就是从来不好做的，但从来还是可以做的。
第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沿海地区。大环境有时或许还有逆流，但浩荡向前的势头将永不会改变，不怨天，不尤人，可能是每个创业年轻人应有的态度。如果在内陆，如果创业的环境又是不行，那就毫不犹豫地移居到沿海地区。人生有限，生命苦短，不要坐而论道，而要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
第三、脚踏实地地学会先把小事情做好。中国的教育是财狼式的、愚化式的，我一下海，就把浙江大学的毕业证书烧毁了，这并不是作秀，而是表明了一个正确的三观：你在大学里学到的很多垃圾需要清理。如何做事的所有道理和方法，全部要重新自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在下是个东吴的野人。野人无本意，散木任天材。一个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一个逃离衙门的平民布衣，居然也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这或许是上苍对我的眷顾。
南宋周密先生有言：
青灯永夜，时一展卷，恍然类昨日事，而一时朋游沦落，如晨星霜叶，而余亦老矣。
今天50岁生日，此时此刻，在下正是这个心情状态。周密或许是伤感的，而我则准备哀而不伤。五十而知天命乎？吾不敢也。然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则可也。
求祝福，求鼓励。
2017年7月28日星期五，五十周岁生日，于浙江海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