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热情拥抱自由与人权
《全能政府》第一章
普鲁士的崛起与苦命的德国自由主义（1）
原著：米塞斯 翻译：可二
相信纳粹主义是古代制度的政治和观念之复活或延续，或者是“普鲁士精神”的展现，从根底上就错了。
纳粹主义未从德国古代历史观念和制度演变中汲取任何东西。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泛日耳曼主义（它是纳粹主义的起源，纳粹主义是它的结果），都不是起源于腓特烈威廉一世或腓特烈二世的所谓伟大的“普鲁士主义”。
泛日耳曼主义和纳粹主义并不打算恢复勃兰登堡（1）和普鲁士前四王时期的选民政策。有时，他们会将梦回旧普鲁士描绘成奋斗目标，但那只不过是宣传话术，目的是蛊惑那些怀念往日英雄的公众。
纳粹主义的目标并非复活已逝之物，而是建立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注（1）：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的前身。】
霍亨索伦家族的旧普鲁士国家在耶拿—奥厄斯泰特的战场上被法国人彻底摧毁（1806年）。在普伦兹劳和拉特考（Prenzlau and Ratkau）这两个更重要的要塞和堡垒，普鲁士军队一枪未开就投降了。普鲁士国王向沙皇寻求庇护，沙皇通过调停就保全了他的王国。
但是，早在此次军事失败之前，旧普鲁士已经从内部彻底破败了，拿破仑给它最后一击时，它早已腐朽不堪。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丧失了一切威力，它已经被自由主义新思想的冲击所瓦解。
和所有在条顿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统治的王公贵族一样，霍亨索伦家族也把自己的领地视作家族财产，他们试图通过暴力、诡计和家族盟约来扩展其疆界。
在其家族私产中生活的人民是必须服从命令的臣民。他们是土地的附庸，是统治者的私产，统治者有权任意处置他们。他们的幸福和福利无关紧要。
当然，国王对臣民的物质福利有兴趣。但这种利益并非建基于如下信念：即市民政府的目标是使人民富裕起来。在18世纪的德国，这种想法被认为是荒谬的。
国王急于增加农民和市民的财富，是因为这是他的收入来源。他不关心臣民，只在意纳税人。国王想从国家管理中获取增加权力与荣耀的手段。
西欧的富足使英法国王得以维系强大的陆海军，德国王公们对此非常艳羡。德国王公们鼓励商业、贸易、矿业和农业，以增加政府收入。然而，臣民们只是统治者游戏中的棋子。
十八世纪末，臣民们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新思想开始从西欧渗透到德国。
习惯于盲目顺服国君的天赋王权的人们，第一次听到了自由、自决、人权、议会、宪章等词汇。德国人学着去领会这些“危险标语”的含义。
在阐述伟大的自由思想体系方面，德国人毫无贡献。该体系改变了社会结构，以人民的政府取代了国王和王后的统治。
阐发这一体系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英语和法语思考并著述。十八世纪，德国人甚至未能成功地将这些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学者的著作译成可读的译本。与同时代英法思想相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上述领域所获甚微。
但是德国知识分子热情欢迎西方的自由与人权思想。
这些思想洋溢在德国古典文学中，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以诗歌般的乐曲歌颂自由。
弗里德里克·席勒的诗歌、戏剧和其他作品从头至尾都在颂扬自由。席勒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德国旧制度的打击；几乎所有会读书和看戏的德国人都热烈欢迎他的作品。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书籍和剧院的存在。
他们是东部各省的贫穷农奴，是乡村天主教治下的顺民，他们只是慢慢地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严厉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在更发达的西部地区和城市，仍然有很多文盲或半文盲。
这些人不关心任何政治议题；因为他们恐惧地狱的罚决，这种罚决来自教会的恐吓，他们更怕警察，所以一味盲从。德国的文明与文化生活与他们无缘，他们只懂得自己的方言，几乎无法与只会说德语或其他方言的人交谈。
但是，这个落后群体的人数正在递减。经济繁荣和教育普及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准的提升，使他们不必只关心衣食住行，也不必只以饮酒消磨时光。无论是谁，只要摆脱贫苦，跻身文明人的社区，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
除了少数王公贵族及其侍从，几乎所有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那时，德国只有自由主义者和不关心政治者。但是不关心政治者的队伍在不断缩小，而自由派则逐渐壮大。
所有知识分子都同情法国大革命。他们鄙视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但坚定不移地赞成这伟大的变革。他们视拿破仑为捍卫和完成变革的英雄，但是，跟贝多芬一样，一旦拿破仑背叛自由，自立为皇帝，大家都讨厌他。
过去并不存在德国全民族的精神运动，也不存在德国全民族的情感和思想的统一。
事实上，讲德语的人们，帝国王公、教士、伯爵和城市贵族的臣民们，是通过接受来自西方的思想，才凝聚成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
直到彼时，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物：德国民意、德国公众、德国文学以及德意志祖国。现在德国人开始理解他们在学校中读过的古代作者的意涵。
他们现在认为民族的历史不止是君主们争夺土地和财税的历程。数以百计的小领主的臣民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成为德国人。
这种新的精神撼动了君王的权位根基：传统的忠诚与默许“家天下”统治的臣民们的顺从。德国人现在梦想建立一个存在议会制和肯定人权的德国。他们不关心现存的这个德国。
那些自称是“爱国者”——一个从法国引进的新词——的德国人，鄙弃这些管理无能和滥用权力的专横统治。他们痛恨暴君。他们最痛恨普鲁士王国，因为它看上去是对德国自由最强横，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威胁。
十九世纪普鲁士历史学家公然无视史实，一手创造的普鲁士神话，会让我们相信，腓特烈二世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伟大德国的捍卫者，德国崛起、统一和强大的主角，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事实远非如此。
对他同时代的人而言，这位尚武的君王只是为增加勃兰登堡皇室的财产而战。当时的人们钦佩他的战略天赋，但是痛恨普鲁士制度的残暴。
无论是谁，在王国疆域内称颂腓特烈，都是为了避免触怒这个严厉报复每一个仇敌的国王。普鲁士以外的人称赞他时，则是在掩饰对本国统治者的批评。
那些小王公的臣民们发现，以这种指桑骂槐的讽刺来贬损他们身边的微缩版“尼禄”【注：公元一世纪罗马著名暴君。】和“波吉亚”【注：罗马教皇家族，历史上以荒淫腐败著称。】，危险系数最小。
这些人赞美腓特烈的军事成就，但是又因未受其任性残忍的统治而自称幸福。他们只在腓特烈进攻他们自己国内的暴君时才支持他。
在十八世纪末，德国舆论与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一致反对古代的统治制度。当时，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战败了、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了、莱茵联邦建立了，对此，德国人民袖手旁观、漠不关心。
法国观念以压倒性的优势迫使德意志各邦国政府进行改革，对此，德国人民热烈欢呼。德国人民钦佩拿破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和统治者，一如此前他们钦佩普鲁士的腓特烈。
跟法兰西帝国的臣民们一样，德国人只是在终于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战争时，才开始痛恨这个法国人。法国大军团（Great Army）在俄国遭受重创时，人们开始对这场终结拿破仑的战役产生兴趣，但也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拿破仑的垮台能带来议会制政府的建立。
随后的事情驱散了这种幻想，革命精神慢慢萌生，最终导致了1848年剧变。
有人断言，从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戏剧以及与拿破仑做最后斗争的政治歌曲中可以找到现代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根源。这也是错误的。
浪漫主义者的高深著作、克莱斯特戏剧的反常情感和解放战争中的爱国诗歌并没有明显打动公众；那些建议重回中世纪的作家们的哲学和社会学著述对大众来说深奥难懂。人们对中世纪不感兴趣，但是在意西方的议会活动。
他们阅读歌德和席勒，而非浪漫主义；他们欣赏席勒，而非克莱斯特。席勒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诗人，在席勒对自由事业的热情奉献中，德国人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席勒诞辰一百周年（1859年）的庆典，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示威活动。在坚守席勒的观念和自由的思想过程中，德国统一了。
【注：德国于1871年实现统一，此前是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松散的众德意志联邦】
一切企图使德国人民放弃自由事业的努力都失败了。面对自由主义的浪潮，反对派的敦敦教导毫无效果；梅特涅【注：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奥地利首相，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动用警力对抗也是枉费力气。
只是到十九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思想才发生动摇。这是国家控制主义影响的结果。
国家控制主义——以后我们还会探讨它——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它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对应物，与陈旧的思维方式也没有联系，尽管就其所主推的政策的技术特征而言，称之为新重商主义，可能也有几分道理。
【注：重商主义是16、17世纪欧洲各国普遍实行的政策，它既鼓励本国工商业，又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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