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限价降低供给制造短缺
最低工资增加失业诱发通胀
《全能政府》第三章 （7）
原著：米塞斯 翻译：可二
价格管制的目标是裁定不同于市场决定的价格、工资和利率。
让我们首先考虑最高限价的例子。最高限价是指政府试图强行使价格低于市场价。
由不受阻碍的市场给出的定价符合供求平衡。每个人只要愿意支付市价，就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每个人只要愿意以市价出售，就能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如果政府在可供出售的财货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下令必须以更低的价格进行交易，并因此将按市价求售或按市价购买的行为都视为违法，那么这种均衡就再也无法持续。
供给不变，现在市场上有更多的无法承受更高市价，但是打算以更低的官价购买的买家；也有尽管已经打算按官定价甚至更高的市价购买，但却买不到东西的潜在买家。
价格已不再是区隔可能购买和可能不购买的潜在买家的手段。一种不同的拣选原则开始起作用。先到者先买，后到者被拒之门外。
这种事态的明显结果是，家庭主妇和儿童在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这是每一个在价格管制时代到访过欧洲的人都特别熟悉的景象。
如果政府不希望只有那些来得早的人，或售货员的私人朋友能买到东西，而其他人只能空手回家，那么它就必须调控可用库存的分配。它不得不尝试某种定量配给。
但是价格上限不仅不能增加供给，反而会使之减少。因此，最高限价使当局的意图落空。相反，从政府和公众舆论的角度看，它所导致的状态甚至比原先它们想改变的状态更加不可取。
如果政府想让穷人的孩子获得更多牛奶，它必须以市价购买牛奶，并以更低廉的价格亏本卖给贫穷的父母。损失可以用税收来弥补。
但是，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给牛奶制定一个低于市价的价格，结果将事与愿违。
那些成本最高的边际生产者，为了避免亏损，将退出生产和销售牛奶的业务。他们会将他们的奶牛和技能用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目的。
例如，他们会生产奶酪、黄油或牛肉。消费者能获得的牛奶将会更少，而非更多。
然后，政府不得不在两个选项中做选择：要么放弃牛奶限价的努力，废除限价法令；要么在牛奶限价的基础上二次限价。
在第二种情形下，政府必须限定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价格，以使边际生产者不再蒙受亏损并避免限制产出。但是，接着同样的问题，会在更长远的阶段（remoter plane）重复发生。
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下降，政府又回到了起点，再次面对干预的失败。如果政府固执地推进其计划，它不得不再进一步。
生产“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也需要其他生产要素，政府必须对这类生产要素继续限价。
因此，政府被迫步步深入，给一切事物限价，这些事物包括一切消费品和一切生产要素——无论是人（即劳动力）还是物质资料，并强迫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位劳动者在政府限定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上持续工作。
没有任何工业门类（branch of industry）能够逃脱（omit）这种全方位的价格和工资管制，和政府为其所希望看到的生产量而下定的全局（general）指令。
如果让某些门类免于管制，结果将是资本和劳动力向这些门类转移，和政府已限价财货的供应量出现相应下降。然而，正是这些财货，政府认为它们对满足大众的需求来说尤其重要。
但当这种全方位控制商业的状态实现时，市场经济已经被德国模式的SH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
政府的生产管理委员会现在完全控制一切商业活动，并决定必须如何利用生产手段——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
孤立的限价措施无法实现其目的。事实上，它们产生的影响与政府追求的效果南辕北辙。
如果政府想要消除这些不可避免但又不受待见的后果，并在干预之路上越走越远，它最终会将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体系转变成SH主义体系。
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价格管控支持者为纳粹价格管控的所谓成功着迷。
他们相信，德国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内实行价格管制具备可行性。他们认为，只要像纳粹那样不顾一切、干劲十足和残酷无情，价格管制就会成功。
那些想以纳粹的方式同纳粹斗争的人们没有看到，纳粹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SH主义体系，而并非改良了市场经济体系。
在市场经济和SH主义之间没有第三种体系。人们不得不在这两种体系中做选择，除非人们认为混乱也是一个可选项。
当政府寻求最低限价时，情况也一样。最低限价是指政府定价高于不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
实际上，最低限价最重要的案例是最低工资。
有些国家最低工资率由政府直接制定。其他国家政府只是间接干预工资。政府通过默许工会使用强制和胁迫手段，放手让工会对付不情愿的雇主和雇员。
如果不是这样，罢工就达不到工会想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雇主可以自由雇佣劳工取代罢工者，罢工将无法迫使雇主给出高于未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工资。
今天，工会政策的本质，是在政府“宽仁”的保护下，工会可以采用或威胁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其目的。
因此，工会代表，是国家强制和胁迫机制的重要组织部分。他们对最低工资率的确定等同于在政府干预下确立最低工资。
工会成功迫使企业家给出更高的工资。但其结果并非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
人为提高工资率导致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永久失业。在这种更高的工资率下，对劳动力的边际雇佣不再有利可图。企业家被迫限制产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
工会很少为其行动的必然结果操心；它们不关心那些非其兄弟手足的其他劳动者的命运。
但对政府来说就不同了，他们声称的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他们不仅想让工会成员受益，还想惠及所有丢了工作的人。
政府想要增加所有工人的收入；许许多多人无法找到工作，与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
随着工会主义越来越盛行，最低工资的悲催（dismal）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
如果只是一部分劳动力，主要是熟练工人，加入工会，那么，因工会而实现的工资增长没有导致失业，而是导致那些没有有效率的工会或根本没有工会的行业劳动力供应增加。
因工会政策而失业的工人进入这些自由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并导致这些产业的工资下降。有组织化工人薪资上涨的必然结果是无组织化工人工资下降。
但是，随着工会主义的蔓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某一行业失去工作的工人发现，在其他行业更难找到工作。他们因工会主义而受害。
即使没有任何政府和工会的干预，也存在失业问题。
但是，在未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消除失业的趋势。
失业者正在找工作，这个事实必然导致工资率确定在某一水平，以使企业家能够雇佣所有渴望工作和赚取工资的人们。
但是，如果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率阻止市场工资率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调整，失业往往会成为永久性的大规模现象。
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提升所有渴望工作的人的市场工资率：增加可能改进生产技术，并因此提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可用资本品数量。
可悲的是，当征召数百万人服役带来的人力短缺一旦恢复，这场正在摧毁一部分资本品库存的战争，必然导致实际工资率暂时下降。
正因为充分意识到这一不良后果，自由主义认为战争不但是一场政治灾难，而且也是一场经济灾难。
政府开支不是消除失业的恰当手段。
如果政府以征税或向公众举债来为其开支提供资金，它就会削减公民的私人投资和支付能力，削减程度与政府开支能力的增加程度相同。
如果政府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额外的纸币或从商业银行借款）来为其支出提供资金，它就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上涨。
如果到那时货币工资率根本没有上升，或上升幅度低于物价涨幅，大规模失业可能会消失。但它消失的原因正是实际工资率的下降。
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现在可以比以前生产更多产品。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可以用于既有产业的扩展和新产业的发展。
“技术性失业”作为一种暂时现象可能发生。但是很快，失业者会在新的产业或在扩张中的旧产业中找到新的工作。
如今，数百万工人受雇于过去数十年中诞生的新工业领域。工薪阶层本身就是这些新兴工业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广大群众持续性失业问题，只有一种解药：放弃以政府法令或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提高工资率的政策。
那些因为想蓄意破坏社会，从而最终实现SH主义而拥护干预主义的人，至少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清楚其目标。
但是那些不希望以德式统制经济（Zwangswirtschaft）或俄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取代私有制的人，在建议实行价格管控和工会强制时，就犯下了可悲的错误。
更为谨慎和老练的干预主义支持者聪明地认识到，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从长期来看无法达到目的。
但是，他们断言，现在需要的是立即行动，需要一个短期政策。
即便长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干预主义也很好，因为它会带来有益的直接效果。只思当下，不忧远虑。
对于这种态度，必须强调两点：
（1）在年复一年的干预政策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在面对干预主义的长期后果；
（2）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工资干预主义（wage interventionism）即使在短期内也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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