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我和丁辅之先生是忘年交，早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见面，他是一位非常淳朴的老人，待人和蔼可亲。他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创制了聚珍仿宋版，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就是用他的聚珍仿宋版排印的。另一大出版家商务印书馆见到丁辅之先生创制的聚珍仿宋版十分赚钱，也千方百计搞了一套商务体仿宋版，但远不如丁先生的聚珍仿宋版漂亮。显得有些笨拙，难以竞争。
丁先生除了专心一意地搞自己的事业外，还收藏古代书画、金石、碑版等，数量多而且精，无不精心装裱。他所收藏的名人书画扇面，都一一详尽写明收集的时间、作者的生辰年月等，裱在扇面下方。丁辅之先生还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集联》一书，他曾经送过我一本，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深为遗憾。
丁辅之作品 临金文扇面
他自己用的印章都是请当时著名的印人刻的，据我所知有王福庵、吴朴堂、唐醉石、钟以敬、韩登安、方介堪、叶潞渊等。孤山的数峰阁可能是他幼年读书的地方，他在金石研究方面以及对印社的创立都作出了贡献。我们一直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
1987年，在印社八十五周年社庆前夕，辅之先生的后人丁如望、丁如留两位女士毫无保留地把先生生前用印73方献给了印社，其中包括石章、牙铜印、犀角、水晶、瓷印、铝章等，这是一种崇高的风格，我们应学习的。这些印章能由印社保存，实在是最好的归宿，值得庆贺。
3王福庵先生旧事杂记 / 王京簠述 羊惠民文
我是十几岁那年认识王福庵先生的，时为1941年。
这年我从杭州出发到上海求学，我父亲的朋友申石伽先生说，福庵先生喜吸杭州产“宓大昌”旱烟，你给我带几包去；能常去的话，还可以在福庵先生处学些书法、篆刻的本事。我在申石伽先生的介绍下拜望了福庵先生，提出要学“本事”，福庵先生随手从书案上抽出一本《曹全碑》，让我临写了十几个字。先生说：“有八象，孺子可教也。”
福庵先生写字刻章均十分规矩工整，课徒也很严格，即便是刻章的边款，也必令弟子先写上字，尔后始能动刀。先生中年以后，在上海名声极大，求章者多达官贵人，“润笔”自然也颇丰厚。当时有钱人多喜刻黄金印章，遂使先生所刻黄金碎屑就盛了几碗。润金多了，先生特地做了一只多层浅格银箱，每抽屉分10槽，计放银元1000枚，所以计数十分方便。
但福庵先生的生活起居却也简朴，仅抽旱烟，喝一点点绍兴花雕而已，平时不是命笔写屏条字对，就是握章奏刀，几十年如一日。先生晚年刻章是躺在藤榻上刻的，而弟子们须恭立榻侧，简问简答，有时也询问些艺坛新事，却不喜弟子说话过多——先生之不拘言笑可见一斑也。
福庵先生对人对己均很严格，他的治印风格匀整、严谨，书法造型是长方中求秀劲。他曾经因为邓散木先生的篆刻风格与传统有点不一样而认为有“野气”。有一次我刻了一方具邓散术风格的印章，先生看后大不以为然，且勃然而训斥，从此我就不敢荐刻焉。他老人家有一次曾对我说，追求艺术，决不做违心人，即“遇鬼要骂，见人宜勉，是神（指艺坛真正高手）当拜”。屈大夫所谓“独耿介而不随兮，慕先圣之遗教”，此之谓乎！
河井仙郎作品 “王福盦”印（连款）
福庵先生有二子，长子王士彦，次子王士僧，均为理工科大学毕业，早年虽多次参加过西泠印社的雅集活动，但福庵先生以为两子以理工为主，不具参加印社的资格。其实，次子士僧的书法、篆刻就很好。先生之不徇私情，严格要求即如是矣，所以先生的满堂子孙现在竟无一人是印社社员。然话又说回来，福庵先生的严格要求，有时却失之偏颇。早年，他对第三代小辈的期望颇迫切，常动令几个孙子习字刻章，只是稍写得不好或刻得不好，即声色俱厉，而不写不刻，反倒无事。因此，福庵先生一身本事，子孙竟未能继承和发扬，亦为憾事。
马衡作品 “王禔”印（连款）
福庵先生朋友很多，陈叔通、冒广生、张大千、黄葆戉、姚虞琴、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等都与他有密切的交往。
解放后，福庵先生将中晚年刻就的多盒整套闲章精品及名贵印谱等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等。至今只留存书籍一橱，书法、章刻数十件，为其孙所藏。
福庵先生在世之弟子，现在还有湖北的汪新士，上海的江成之、徐家植和杭州的我，四人而已。十多年前，福庵先生之女曾出资30万港币欲出《王福庵全集》，我们四个弟子曾分别作了些资料准备工作，但此书因故未成。有关福庵先生的书，台北前几年曾出过一本《麋研斋印谱》，印制极精，海外影响颇大。
福庵先生以83岁高龄殁于上海，韩登安先生专程去上海，在先生灵堂前代师母接待致哀者。福庵先生为韩登安父执，韩先生得其指点，书法、篆刻技艺大进。有云韩先生为福庵先生之弟子者，实则不然。但虽非师生，却有父辈世交且有书篆技艺之通，交往却非比寻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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