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为书友苦茶先生赐稿。苦茶精研中国思想史，涉猎甚广，自成一家。不唯上，不唯名，只唯实。此文起笔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漆侠的《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深入探讨宋代学术变化之大关键。作者不寓于成说，有自己的判断。对于学人风格亦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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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末，余英时因为要为《朱子全书》撰写序言，开始系统阅读朱熹的著作，序写完后，觉得意犹未尽，所以扩大研究范围，将整个宋代思想史纳入研究视野，撰写出了鸿篇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陆甚至为此专门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相关专业的专家纷纷撰文评述。
与此同时，宋史研究专家漆侠也默默撰写出《宋学的发展与演变》，讨论宋代学术的起源、特征以及后继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于宋代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评述。这两部宋代思想史专著，由于论题接近，研究对象类似，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这就不免让人感觉到历史学虽然史料可能相同，但是结论可以完全相反，甚至南辕北辙。
本文作为读书札记，只是想记录对两本书处理相关问题的比较，述而不论。限于篇幅，我想就三个论题展开比较。第一，宋代思想的起源；第二，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第三，程朱理学的评价。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余英时和漆侠两位都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和评述，我们将两者对比起来，也许会有不小的启发。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看待宋代学术的起源。
余英时认为，宋代学术起源于古文运动、改革运动和理学运动的结合，因此，他从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开始讨论，认为这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起点。范仲淹和王安石改革则是宋代学术的中程，而二程与朱熹的道学或者理学，则是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总结南宋朱熹学说时，是将其视作北宋王安石与二程理学的总结。
漆侠则另辟蹊径，他从陈寅恪的隋唐变革谈起，认为门阀递变为文士，这是一场重要的变革，而唐中期以来都是这个变革的后续发展，宋代学术是这场变革的最终结果。当然，他认为唐代中期的历史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宋代许多问题，在唐代中期都有所体现。宋代的古文运动，是承接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而理学则是承接韩愈、李翱的学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宋代学术的划分，认为宋代学术最为精彩的是经世致用的范仲淹和王安石，因此对于两人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而将理学视作王学的对手，在南宋葬送王学的恰恰是理学和政治。
其次，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
余英时这部著作，虽然以朱熹命名，但是最精彩的却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及相关的研究。因为，这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历史一幕，也是他所认为士大夫精神最高的体现。因此，在这部书中，一方面要保持王安石政治理想，一方面又要将其与理学融合，所以才出现了朱熹并不反对变法，而是认为王安石学术纯属佛道。这种看法，恰恰就把理学与王学的关系，转化成体用关系，从而完成了余英时学术的核心塑造。
漆侠的成名作，恰恰就是《王安石变法》，因此撰写起这部分，驾轻就熟。不过，问题也就在于此，毕竟王安石变法是一件政治事件，如何将其与宋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因此，漆侠通过处理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和王雱的著作，来阐述王安石的思想，又将其与司马光的思想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漆侠倒是真去思考王安石思想与改革之间的联系，但是处理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做评论。
最后，关于理学的评论。
对于理学，这是余英时这部著作的核心，也是备受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书后所附三篇回应文章，就是对于宋代理学的心性与政治关系问题进行了答复。不过，仔细阅读这本著作，就会发现所谓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实践，其实还是侧重于北宋范仲淹与王安石变法，而南宋，朱熹及其门人弟子，是没有真正进入到政治领域。因此，虽然余英时认为要为宋代理学士大夫的政治实践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他只是用了巧妙的手段，将王安石与二程的学说，为朱熹所继承，这样就转变了理学的无为形象。
而漆侠则是明确指出，宋学是范仲淹和王安石代表的经世之学，而理学则是空疏和空言，两者绝不相干，而且认为南宋杨时恰恰是帮助宋高宗毁掉王安石改革成果的帮凶。那么，漆侠对于理学的评价，自然就在不言之中。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发现两人在前两个问题上，其实分歧并不大，分歧在于对理学的评论。在对于理学的评论中，余英时采取了写作诡计，将朱熹视作王安石遗产的继承者，而漆侠则是南宋理学为王学的终结者。如何评价两位对于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我想也许名气并不是关键，而是在于对于宋代学术评价的实际与否。两人都认为宋学精神在于政治实践或者经世致用，但是对于政治实践的主体，则有不小的分歧。不过，我认为余英时将理学士大夫视作宋代政治实践的主体，不免是文过饰非，反而是漆侠所标举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更实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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