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早期的生活环境非常重要。我过去并不完全这么看，或者说，至少我曾希望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并不妙，我曾经希望自己是生活在不一样的环境里。但是，我现在知道，一个人早期的生活并不可忽视，我们可以反抗它，或者接受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没法忽略它，或者假装我们从未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现实的基础，同样也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不容否认的影响。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正视自己过去生活过的环境，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要成为“跳蚤”，就必须先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不能去假装成其他人。
那么，现在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
因为工作的压力，我一度去看过心理医生。我的心理医生根本不谈我现在面临的问题，而是让我谈谈自己的童年。我有些生气：“我的童年跟我现在的问题有关吗？”我当时的心理是想尽快得到帮助，解决我自己关于生活和新工作的压力问题，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跟他说我的过去。但是，其实我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及其相关，这是我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才意识到的。
先从一些小事说起吧。我在爱尔兰南部基代尔郡（Kildare）的教区长大，我的父亲是都柏林西边两个教区的牧师。教区既是我们的家，也是父亲工作的地方，人们就在那儿与我的父亲见面。我的整个童年都与那个地方息息相关，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很小时我就知道，门铃一响，我们就必须马上开门，因为可能有人需要帮助。我很早就明白，每个人都需要赎罪，每个人也应该得到尊敬、帮助，我们不能拒绝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观念听上去不错，我至今也仍然这么认为。不过，我的治疗师告诉我，这种早期的影响也是我为什么无法解雇不称职的员工，或者无法直接指出他们问题的原因。我所做的只是在那儿听他们诉苦，并且安抚和鼓励他们，我在满足员工需求的同时，也要督促他们达到公司设定的目标，满足客户的要求。直到今天，我都很难对别人的要求说不。
在教区成长的经历还教会我，那就是无论怎样，都必须讲实话。上帝和天使会拆穿谎言，说谎早晚会遭到惩罚。有一件事，着实令我难忘。那时我才5岁，随全家在大舅舅家海滩边的住所度假，我偷偷地从厨房里拿来一块蛋糕，躲在卧室里吃了。我希望大人们会猜是猫把蛋糕叼走了。但母亲怀疑并质问了我，我承认了。母亲愤怒地让我祈祷上帝的宽恕，向大舅妈道歉，然后空着肚子上床睡觉。那晚我是哭着睡着的，我想我的生活就此完蛋了，这都是因为一块倒霉的蛋糕。奇怪的是，令他们难过的不是丢了一块蛋糕，而是我撒谎这件事情。这样的教训恐怕是林顿总统小时候没有体会过的。我告诉自己，说谎肯定要吃亏，说谎者最终都将自食其果。
至今，我仍然不会撒谎，如果我过海关有该报税的物品漏报的话，我一定会因为心慌而被拦下来；如果业务发展不顺利，我说不出看好的话；如果我自己觉得某个项目可能会失败，我就没法对手下的人说你们放手干吧。最糟的是，我以为周围的人跟我一样只会说实话，而实际情况可能是，他们对我撒谎的时候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所有的犯罪分子宣称自己无罪，我都禁不住会去相信，所以我可当不了陪审员。我不得不承认，我那种只会说实话的特点常令我陷入不利的境地。
当经理的时候，手下对我做出的每一句承诺，我都会信以为真，而当我发现他们只是随便说说，根本就没去完成工作的时候，我会极其失望。一次，我指责一位房地产开发商食言，那位仁兄却反问到：“难道你真的相信我当时说的话？”我说当然相信了。他看到我如此天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讲实话，本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优点，如今却成了我的劣势，这的确让我难过。幼年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教诲，如今却成了我处事的障碍。我花了好多年才真正正视了幼年环境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如果我改变不了自己，我就只能开始另一种可以避开这些障碍的生活。所以，我成了一只跳蚤，无须再管理他人，而身为一名作者，我尽可以讲实话。
关于童年生活，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探讨，因为这些都跟我今天的状况有关。我父母认为，一旦结婚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分开。而今，离婚非常普遍，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夫妻分开，而有的人甚至选择不结婚。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平均持续15年——就像在婚礼上许下的誓言，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婚姻才告终结。鉴于此，如果我们现代人企望婚姻关系持续的时间超过我们的祖先，恐怕不太现实。而且，婚姻如果不幸福，还不如好聚好散。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我就做不到说散就散。离婚这个词不在我父母的词典里，也不在我的词典里。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接受离婚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世界观的转变。因此，当夫妻双方的生活发生改变时，我们不应去改变我们的伴侣，而是要改变我们和伴侣的关系。而当我决定成为自由职业者后，我们的关系也需要随之调整。我注意到，父母离异的孩子自己也更容易选择离婚，可能正是源于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小时候，父亲每天早上8点半会走上不到一百米独自去教堂做晨祷，他会带着家里的狗一起去，不过狗要在外面等着。如今，我早就不再和全家人一起晨祷了，不过，过去的影子还在。每天早上吃饭前，我都会出去散会儿步，不带狗，而是和妻子同行。如果我早上吃饭前不出去走上一圈，一天都会感觉不对劲。早上的散步让我能静静地思考问题，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而且，我早晨9点前一定要起床，如果不起来就好像自己要错过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样。我总觉得，那些早上一起起来做事情的夫妻能相守度过一生。
可能是童年时家里对钱管得太紧，我在七八岁时做过一件至今都很羞愧的事。那时我开始捡拾硬币（其实就是偷啦）。我在家里面到处找硬币，妈妈买完东西回来散落的硬币、还有奶奶的钱包里稀奇古怪的硬币（我奶奶年纪太大，她肯定发现不了）。这些硬币全被我藏在抽屉里，我也不会拿它们去买东西，就是单纯地囤着，看着。可能，这也是一种盗窃癖。虽然不那么严重，或者说我就是爱钱。我后来发现，在美国很多人都有这种囤积硬币的怪癖好。9岁时，住进寄宿学校几周后，我收到妈妈的来信，她说：“我在你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堆硬币，我想不明白它们怎么会在那儿，于是我就把它们捐给了救助麻风病人的基金。”之后，再没人提起过那件事。
现在看来，我潜意识里可能是在模仿我的父亲。我父亲很善于保管钱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父亲恪守波洛尼厄斯的忠告：既不借钱，也不把钱借给别人。1946年的时候，大伯卖了自己在伦敦德里的小农场，当时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14000英镑。大伯没有家室，所以钱就留给我了，但是由我父亲保管，利息就归大伯，大伯去世后则归父亲。我父亲去世之前两年，需要用那笔利息买一处房子养老，他颇为骄傲地拿出账本给我看，原封不动，还是14000英镑。我很想对父亲说，您可真是埋没了自己理财的能力。不过，我那样说肯定不是明智的，因为父亲不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
每个礼拜日、重大的节日、还有唱圣歌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要去教堂。我们前往的那座教堂的确非同凡响。教堂的外观很像一所意大利教堂，因为那位100年前捐钱建教堂的人非常喜欢那种风格：罗马建筑所特有的拱门、纷繁复杂的马赛克拼花图案。我觉得那座教堂很美，但是对于教堂所教导的内容我却颇为抵触。一想到上帝之子随时伴我左右，帮助我、敦促我，我就觉得恐怖和窒息。现在我知道那种教导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当时的我就是怀有那样奇怪的感觉。我十几岁的时候偷偷发誓，有朝一日自由了，我绝不要再受穷，也绝不再去教堂。但是，三十年之后，我却领着教士的薪水，不仅周日去教堂，其他日子也天天去。这就是生活的轮回，我们只能希望这种轮回是一种上升的轮回。
多年以后，当我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母亲看时，她对我的遣词造句大加批评，她觉得大众祷告辞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覆盖了我想写的所有一切。其实确实如此，连韵律也能在那些书中找到学习的范例。自那以后，我就谨记着母亲的建议。现在的教堂想重新翻译圣经，重写祭祀词，我能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我很高兴我学到的是早期的版本。那些优美的词句造就了今日的我。
莎士比亚的文字对我而言就像是另一部圣经，虽然小时候对其中的内容也有很多的曲解，但是他的作品仍然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让我体会到了文字的神气。仅仅就是朗读那些文字已经让我觉得陶醉，我并不需要知道那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些文字是为谁而写。
偶尔，我会在假期和自己的表姊妹，还有一群未出嫁的姨妈和太姨妈们待上些日子。在爱尔兰的南部地区中产阶级的清教徒中，由两位未婚女性组成的家庭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本来可以成为他们丈夫的男人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了。有一回我数过，我家一共有140位没结婚的姨妈。过去没有电视，所以一到晚上我们就会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搬出来念。或许，我现在比当时更能欣赏莎翁的作品，但文学的种子却是在那时种下的，那些优美的语言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我身边还不止是我的那些姨妈！我真的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两个妹妹，却没有兄弟，周围也没有其他的男孩。我父亲生性安静，从不运动，最多是在8月份的假期去钓鳟鱼。所以，我从不知道怎么航海、滑雪、踢足球、射击、打猎或者钓鱼。
由于父亲的原因所遗留的问题，会对好几代人产生影响。因为，如果我不擅长那些体育运动，我就没法教我的孩子。每个人在幼年时都需要完全的依靠父母，然而，初为人父的他们因为自己还年轻，所以没法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应该如何培养他们。年轻的父母们也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幼年会对孩子今后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也许这并不是坏事，因为，毕竟父母无法预测孩子对于自己的培养方式会是怎样的反应。如果当父母的过于严厉，那么他们的孩子可能反而更加叛逆。不过，父母为了孩子营造的家庭气氛，教导孩子的做人道理，还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些加起来就成为幼小孩子的世界。家庭是所有人的第一所学校，只是这儿没有固定的课程表，没有既定的要求，没有考试，也没有教师培训。因此，当我的大女儿出生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老天，我该怎么办？”
直到最近，我才重新正视童年。我想我是刻意要忘掉那段日子。我甚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产生幻觉，怀疑那所有的过去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都难免美化自己的个人经历，但是，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己的自传引言中是这样写的：“重要的不是在生活中真正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到底记住了什么，以及你是怎样把它们记住的。”
正如艾略特所说：“回到你生命开始的地方，重新认识它对于你的意义。”这说的就是我。
只是，我在温莎城堡的工作并不容易。我发觉自己不善于服从权威。记得以前的老板曾经评价我说，我无法在别人的手下工作，但是又不能强有力地领导下属。听到这样的评语我自然不怎么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寻找心理治疗师帮助的原因。我的治疗室帮助我追溯过去，看清了自己的本质。
古希腊人曾经说过“要了解自己”，这句话被刻在了阿波罗神殿上。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了解自己，他首先要知道自己不属于哪种人。要看清自己是需要时间的，我快到45岁的时候，在经历了不同的职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之后，才终于基本了解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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