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母语
晚上淮海路塞车。司机试了几次后不得不屈从于缓慢的车流，这时旁边有几辆出租车插前去，这使她的烦躁终于爆发出来，骂了一声：“崇蟹！”这句骂辞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不过立刻就明白是专骂崇明人的——因为崇明方言著名的特征和笑柄之一是“啥”和“蟹”读音完全一样。
我问：“刚才那辆车是崇明司机？”她愤愤地扯着大嗓门说：“除了这些乡下人还有谁？”她朝前开了一段，缓过劲来又说：“先生，我跟你说，不仅我们司机不喜欢崇明人，乘客也不喜欢崇明司机，甚至崇明人自己也不喜欢崇明司机！”她的排比句听上去颇有气势，不过我很好奇她怎么得出最后一点结论的，追问之下她也不加解释。她在这个男性为主的行业里已经干了12年，并不奇怪，她对崇明司机讨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令人憎恨的勤劳，以至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这和近年报道西班牙人讨厌“过分勤劳的中国佬”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并非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这一次我沉住气，直到下车打发票时才告诉她：“其实我是崇明人。”这个老江湖既不惊讶，也不道歉，甚至没有尴尬，相反端详了我一下说：“那你上海话一点也听不出来口音。”她笑了笑说：“侬到底混得好呀！”
的确，在这个城市里，只要我隐藏起自己的口音，通常更容易被上海人引为同类；也因此更容易听到别人毫无防备地流露他们建立在方言差异基础之上的地域歧视。和我早年时想象的相反，在上海生活之后我才逐渐发现，对这种歧视持强烈姿态的通常是“善良的”底层百姓，只有对这些人来说，“上海人”的身份和纯洁性才特别值得捍卫。
日前读到这段话时我很有共鸣：“中国人的地域差别很少看得出，方言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标志。因此，中国人的种族玩笑通常是针对其他群体方言特点的言语游戏，……如果不讲方言，一个中国人可以轻易地伪装自己的地域出身，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对个人而言，自己种族群体的交易地位越弱，这种选择的吸引力越大。”（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
这种情形实在是太熟悉了。自小到大，电台里常有针对崇明方言的滑稽戏段落——不过我一直没意识到这是“种族玩笑”。至于通过讲上海话来伪装自己的地域出身，有意无意地也基本都为所有在上海谋生的崇明人所遵守——大概很少有人把讲崇明话当作一个原则问题吧？
和不少崇明人一样，我母亲对自己母语的评价也极低：她觉得这种方言实在难听极了，有时她和外地客人说了几句，甚至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这就像《小泥屋笔记》里说的，非洲的多瓦悠人看不起自己的母语，多数酋长甚至“拒绝使用此种原始、不雅，只比动物鸣叫略高一等的语言，因此他们不懂为何有人学不会它”。有些酋长则效法当地强势的富来尼人，自抬身价，“即使面对族人也拒绝说多瓦悠语。听到母语，却装出听不太懂的样子。”就像有些中国人，喜欢苦恼地表示自己“中文说得不好”。
大一的寒假里，我听说了一个故事：考到上海高校的高中同学里，某个男生在浸染了上海的繁华后，兴奋地故意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给同城的女同学打电话——他的这个玩笑触怒了对方，女孩子骂了他一句“触眼睛骨”（讨厌）。那时假期回来，每次遇到小明，都发现他的语言表达的混乱加剧：他说着说着就从崇明话跳到普通话，又不断夹杂着上海话和英语。他甚至自觉地和另一个同学互相比较谁的上海话讲得不露口音，然后两人中遗留“崇明味”较重的一个遭到自己同乡的嘲笑。上海话一直讲不溜损害了他的自信，最后这个交大高材生毕业后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回了崇明——他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无法融入上海。他讲上海话时会紧张。
有时高中老同学间到别的大学串门，一路说说笑笑——不过到近校门的地方就自觉地压低声音以至不说话。因为一群人说崇明话很容易被门卫辨别出来，混进校门就不大方便了。——那时他们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讲给我听，自比为穿过鬼子防线的土八路。我读到伊斯兰教的takiyyah（“他欺也”原则）时，也常想起这个故事。
一半是出于必要，一半是出于羞耻，我们慢慢习惯于将自己真正的母语隐蔽起来——它慢慢地收缩自己的使用范围，最后成为接近个人隐私的一个东西。现在高中同学偶尔聚会，有的人已经习惯于讲上海话——无人会嘲笑他们，相反，他们看起来有理由嘲笑仍讲崇明话的人。这就像我目前的工作环境中，时而出现的中国人之间大讲英语一样。
这当然并非崇明人独有的遭遇。“上海的苏北人往往费很大力气来掩盖其身份。最常见的办法是，他们在家外或在邻里不讲江北方言，部分是为了避免惹麻烦，但也是为了确保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苏北人身份。最年轻一代的成员就连在家里也不想讲苏北方言。……有些人以自己是苏北人为耻简直做绝了，有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竟同他们的父母完全脱离关系。”（《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这些情形我都在崇明人身上目睹过——也不奇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崇明实际上也是被划在“苏北”的范围之内的，虽然不少崇明人自认要比更北的这些穷乡亲高那么一丁点。
我个人也并不把讲崇明话当作一个原则问题，也无意谈“抗争”——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样的抗争常常也不得不以笑剧告终。就像宫崎骏的动画《百变狸猫》里那样，狸猫们最终敌不过坚持都市开发的人类，结局是他们不得不变化为人类，同样在都市里谋生，只不过对他们来说，一起变回狸猫时，才是自由的一刻。
我喜欢崇明话
我最喜欢我的母语了。以前在台企时，经常去卡拉OK唱歌。台湾人喜欢唱闽南语歌，我就把一些歌转成崇明语唱。他们很好奇，问我：“你是用上海话唱的吗？”我答：“不是，这是我的家乡话——崇明话。”
现在到法国人企业了，有次老法说了一通，我没明白，我也用崇明话反问了一下，好了，大家都没明白。呵呵......
以前，在中学中学到《最后一课》，其中中“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等于亡国。”虽说忘记了乡音，不至于亡国，但也是一种文化的消失。现在我是遇到上海人说上海话，平时回老家，没事聊聊时就用崇明话，当然遇到老外时说外语。连老乡们都说我崇明话保持得好，因为我常说它，我喜欢我的家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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