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家周汝昌
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周汝昌认为，读懂了《红楼梦》也就读懂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文为其论述此主题的精华所在。通过本文可一窥红学大家对《红楼梦》的精准解读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体悟。可谓一文懂“红楼”，值得收藏品读。
《红楼梦》以前的章回体“稗官”“野史” (中国小说的别称) 绝无如此弘广深厚的文化内涵容量, 曹雪芹以前的作者群, 也不曾有过像他这般才情灵慧的大手笔:两者凑泊, 形成了诞生这部伟大的文化小说的历史条件, 正所谓前无史例, 后继为难。
那么, 这部小说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大文化的哪些精髓、何等光芒呢?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简要而言, 有两条主脉, 贯串了全书, 务宜领会。
这两条主脉, 并非我辈读者的臆想创说, 实由作者自己明文题醒, 即:一干裙钗、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一部大书的主题眼目, 豁然尽展于此。作者的文风, 语淡而意谦, 然其含蕴至丰。
吾人须知:一才一善, 便是雪芹对我中华文化之精髓命脉的最经济的简括和深识。
才是什么?一般理解大抵以为是指“文才”、“诗才”, 在《红楼梦》而言更是如此“无疑”的事意。其实这是错了。
试看:
一、“无才可去补苍天”——石头
二、“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
三、“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
四、“试才题对额”——宝玉
五、“才选凤藻宫”——元春
六、“才华阜比仙”——妙玉
这些例中, 只有宝玉所试之“才”实指文才, 其余诸人, 皆非此一狭义可限。
最明显的是探、凤二例, 凤是今之所谓“文盲”, 其才与诗文了无干涉。元春入选, 明言是由“贤德”。妙玉的才, 以仙为喻, 亦非仅指能诗而已。这样一说, 则《红楼》所重之才, 所包甚为广博, 无待繁词细辨了。
原来, “才”是中华大文化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节目, 是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感悟。在《易经》的《说卦》中, 就已提出了天之道, 地之道, 人之道——是谓“三才”的理念。“三才”概括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体性功能、生机动力, 而人居三者之中, 为“天地之心”, 独占“性灵”之位。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思的另一逻辑形式。
天之才, 表现为风云雷电, 节序光阴。地之才, 表现为山川动植, 品类众生。人之才, 则表现为智慧聪明, 情思材幹。
所谓“天人合一”, 实即“天人本一”, 人也是天的一部分, 又是天的精华体现。
所以, 在《红楼梦》中, 原始根由是女娲炼石, 石乃“通灵”——是为天人一体可以互感互通之中华哲思的“艺术解说”。
“才”, 从汉字造字学 (文字训诂学, 古谓之“小学”者是) 来讲, 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 在植物表现为开花 (花华古体一字) , 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 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 在士子即为诗圣文宗——在妇女亦必心灵手巧, 针黹精能。此在古时, 势所定才, “贵”“贱”分途, 男女异致, 而“才”的本质 (体性) 却是“其致一也”。
《红楼梦》首标一字曰“才”, 其故在此。
有才者, 必有情, “才情”一词, 紧系两者, 是以曹雪芹又曰其书“大旨谈情”。
才, 是生机待展, 涵蕴内丰, 故汉语文有“怀才”一说——却绝不会有“怀华”的怪话, 故“才华”可以统言, 又须析言。
87版《红楼梦》剧照
“才”之胜义, 大略粗明。然后, 那“微善”的善, 又当何解呢?
“善”的包容量也十分广博, 但, 通俗而讲, 它的主意义在于品德——品德与才情, 正是我上文所标明的两大主脉。两者并驾而方轨, 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基本要求, 亦即“鉴定”人的标准尺度。
简单地“区分”:才属情, 善属性。
孟子主性善。《三字经》“人之初, 性本善”, 是为旧时启蒙教材的第一义, 重要无比。《四书·大学》开头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親]民, 在止[立足义]于至善。”这在曹雪芹书中竟两次分引过, 堪称特例。贾宝玉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
从这一点来看, 曹雪芹所称于那些“闺女” (一干裙钗, 异样女子) 者, 也应是“善”在性地心田——至少是以品德为主, 而其他材具技能居次。
至此可知, 一部《红楼梦》, 主旨为的是给女儿传神写照, 阐发幽光, 而其所传, 不离“才”“善”两端。即此一条主旨要义, 亦足以可晓悟,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 名实相副, 当之无愧, 何用谦虚。
87版《红楼梦》剧照
大体说来, 儒家文化教育思想, 重点在“性” (为人做人的品德之本) 而略“情”。发展到后来 (如宋、明“理学”“道学”流派) 则一味以“理”灭“情”, 视“情”如毒蛇猛兽了。然此非孔门本意, 孔圣未尝无情、怯情。“理”者, 天之规律;“情”者, 人之感应。天人合一, 本不分离。后儒家不识此义, 遂尔支离破碎, “边见” (偏见) 误人。雪芹著书, 深有所会, 故首标“才”“善”, 复讲“情”“理”。
这才是《红楼梦》以“通俗”的文体和艺术的笔法, 美妙深刻地体现了中华大文化精髓命脉的无上胜义。
周汝昌先生书法
一种文学史论点认为:宋、明“理学”既主张以“理”灭“情”, 走到极端, 等于灭绝了人性感情, 于是引起文学的反抗声音, 致力于宣扬“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压抑遏制, 如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 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 是其“冲破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 遂又进而引起评论, 说《红楼梦》是继承发展了《牡丹亭》, 是更强烈彻底的以“情”反“理”, 云云。
是这样的吗?说是说非, 不由个人爱憎, 应从曹雪芹书中的客观内涵来审断, 即:《红楼梦》一书虽曰“大旨谈情”, 究其本意, 是否即可从此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唯情主义”的认识结论来?
事实并不十分难晓, 稍加梳理, 便可分明。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剧组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深究此义。他重情, 但不废理。他的小说中内证分明, 不难列举。
书到第58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是全书的一大关目, 作者在回目中第一次把“情”和“理”摆在了平列的地位而大书特表, 非同等闲字样。这回书说的是, 宝玉病起, 园中散步见藕官因悼念死去的同伴 (兼恋者) 菂官在清明节这日为之烧纸 (旧俗。凡祭亡人, 则以白纸镌为钱形包为一袋, 上题亡者姓氏, 于应祭之地焚化) 受到不睦婆子的挟制。宝玉设词救之, 但又嘱她不可在园中烧纸——这是非理即非礼的做法。
事后, 宝玉从芳官探知:藕、菂小旦小生因做戏而相爱恋, 菂官一死, 藕官痛不欲生, 故旧情不绝, 为之焚祭。然她又与现在的蕊官相爱, 一如昔时之与菂官———此又何解?盖藕官自有一番“痴理”, 以为夫妻死别, 不应从此不婚独身自守, 而应续娶, 方合理合礼, 只要不忘了亡者的旧好就是真情了。宝玉听了这一夕话, 合了己意, 大为赞叹欣喜。
帅帅的周汝昌先生
其次, 紧接与“理”密不可分的那个“礼”。
礼, 居孔门“六艺”之首, 与“乐”同为华夏古文化的冠冕。礼是“仪式”——“理”的体现或形式化。礼者何?各就其位, 各司其职, 层次秩序交互关系是也。所以宝玉明确指定:礼须合乎孔子之训, 而祭亡者烧纸钱是“异端” (非华夏古礼) 。孔子一句概括“礼”的话:“祭如 (受者) 在”。宝玉则以“诚”“信”“敬”三字为之疏解阐发。
诚、信, 是什么?就是一个“真”。真乃虚伪的对立面。所以, 宝玉憎厌世俗的“峩冠礼服”的祭吊之假礼, 只求一炉一水, 一茶一果, 便召来受者之享——佛、神、鬼三者也只享真情诚意。“达诚申信”, 这句话又在《芙蓉女儿诔》中重现, 最是全书的精神眼目。
以上说明:《红楼梦》并非如俗说所论的宝玉是以情反理, 这只是个人为的“强词”和浅见, 夸张了宝玉的“叛逆性”和“反封建”。实际是什么?是反世俗, 叛虚伪, 但也未绝拒未轻薄孔子的古训。
记住这一点, 方能真懂《红楼梦》与我中华大文化之命脉的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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