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五七干校

沈从文早上6点半听军号起床，吃大锅饭，萝卜白菜有定量，油水少，晚饭后与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读报一小时，9点半熄灯睡觉。吃饭取水得走半里多路，最怕的是天雨路滑，青壮年都比较畏难，何况是将近70岁的他！

【一】

1969年下半年，由于国际关系紧张，北京一边组织民众挖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一面紧急疏散工作人员。沈从文的很多亲友都被疏散到了外地。

9月初，妻子张兆和接到通知，要她跟中国作家协会的其他人员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让沈从文很受打击。他血压高，心脏病严重。张兆和这次离开，归期未定，是否还能见到，真是不得而知。9月26日，张兆和随《人民文学》编辑部人员正式从永定门站乘专车前往湖北。大儿子沈龙朱回家陪了沈从文一晚。此后几天，沈从文拜访在京亲友，并留下吃饭，以此纾解郁郁的心情。

其实，自张兆和离开后，沈从文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在北京久住了，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去向。他多么想把自己的精力继续用在研究上啊。他想去四川自贡，二儿子沈虎雏已经在那里结婚生子了。他想去成都，协助研究那里的蜀锦和改良蜀锦的生产。他想去苏杭，记忆中还保有10年前去展陈时的美好印象，苏州有工艺丝绸学校，南京有美术学院，杭州有都锦生产的“设计研究室”，沈从文以为自己可以为这些机构帮上忙。

11月16日，沈从文给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这几种去处。当然，他最愿意的还是留在北京，无论是研究还是创作，他觉得自己都可以发挥些余热。最后，他表态说，无论怎样，他都会服从组织安排。“高血压心脏病去湿而较热的咸宁，自然比较难于适应，易出事故。但从政治要求说，如果还是应当去，我也不会有什么抵触情绪。因为事实上我在北京已将近五十年，若必须离开，又实在无处可去，去咸宁也是应分的，唯一的路。”

写信第二天，沈从文参加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动员老、病、残职工下干校会议，并做了详细记录，记录中说：“月底以前得走。”

历史博物馆领导决定沈从文等18人月底下放。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两晚没睡，非常难受。“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年青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他跟沈龙朱谈了好几晚，把近五十年来的种种情况，一一告知，似乎是诀别的样子。但另一方面，他还是尽量保持乐观，在给妻子和沈虎雏的信中，要他们“一切望放心，望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不向后看。”“如此离开，也十分好。用实践来拥护主席，或可补足拙于语言弱点，以后还要用新的实践，战胜热湿和滑倒的意料所及困难和体力上的意外困难。我相信是会作得到的，能和近半世纪以来一样，用一种极端素朴态度活下去，学下去，工作下去。”

【二】

11月30日，在沈龙朱的陪同下，沈从文乘车离开北京。他们本来以为到咸宁就会有人接应，但到时却相当狼狈。“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即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沈龙朱安顿好沈从文后，就回北京了。

这里下放的工作人员多属文化部系统，“高知大官成堆，不管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或专家权威，不分上下，同吃、同住、同劳动。挑水、挑尿、种菜、下厨，一律动手。”由于沈从文是借住性质，所以老弱病残所干的看房子、值班等工作还分不到他。他的工作是白天去大湖堤边拾干苇，或在大路旁推土机经过时拾干竹根，供同住引火用。他还曾被安排去后山坡看了半个月菜园子，“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趟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

沈从文早上6点半听军号起床，吃大锅饭，萝卜白菜有定量，油水少，晚饭后与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读报一小时，9点半熄灯睡觉。吃饭取水得走半里多路，最怕的是天雨路滑，青壮年都比较畏难，何况是将近70岁的他！

张兆和住地离沈从文有五六里，她每天在工地挖沙子，人虽然更黑更瘦，但精神很好，偶尔抽空来见沈从文一面。但沈从文不敢独自去看她，因为他曾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嘱咐他“少活动为是”，所以他即便去三里外小镇上，也必得找个同伴。

1970年2月14日，沈从文等三户人家搬到双溪，临时住在区革委会楼上一间大空房里，中间用草席隔开，在稻草上铺上被褥打地铺。白天楼下常常开大会，声音大都兴奋激昂，晚上七到九点都有高音喇叭在五里外广播，很吵，电灯要到12点才关，这很难睡好。吃饭取水不必离开屋子，但因为小竹椅都入库了，所以干什么都在地铺上。大小便要到屋外公厕，上下楼梯很陡，如遇雨天晚上外出，更加不方便。这楼不宜长住，“楼上有些古典的古怪，若在卅年前，必容易使人起《聊斋》式梦魇。近来夜梦总是十分古怪，也许和住处有些关系”，“黑黑的，白天也不能看书报，只宜于吸鸦片烟。”沈从文这段时间身体情况非常不好：血压增高，已有两三次轻微发昏经历；以前只是左心室肥大，现在右心室也有问题，心脏向左移位。他给张兆和的信中说：“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那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

2月28日，沈从文再次搬家，搬到附近的杨堡小学，这次住了一年多，直到1971年3月才搬走。开始没有电灯，又没钱买油灯，从晚上六点到早上七点，都在黑暗中闷坐或痴睡。早上吃个饼，加点糖水，中午出去打饭时多取个馒头或二两饭，留着晚上泡水吃。每天去大厨房取开水一次，有时候洗脸就免了。上厕所得走大半里路去区医院，夜间雨中很麻烦。4月1日晚，沈从文“上模范茅房，半路得上下一二尺高坎，两脚半，失了一脚，来了个仰天翻倒，幸好带点‘溜’的姿势，只是后半身在泥浆中蘸了一下罢了。若作‘马打滚’，就未免狼狈。”这样的情况当不止一次。后来沈从文逐渐有了煤油灯和炉子。生活安定了一些。

【三】

生活条件尽管艰苦，但随着春天的到来，沈从文却越来越乐观，2月底，他开始了旧体诗的创作，内容为赞美五七干校战士的种种干劲。在组诗《太湖景诗草》中，有这样一些句子：“长堤数十里，民工聚万千，同学愚公愚，开辟万顷田。五七多战士，职责自有专。基建照规划，完成尽争先。英雄怀壮志，征服大自然，到处如战场，红旗同飞翻。三月天气恶，雨雪日夜兼，机耕争分秒，雷鸣土地翻。秋收满仓屋，信心金石坚。”“学习解放军，一心为人民，战胜大自然，起步共长征。”“世界形势好，祖国面貌新。日出东方红，天下齐照明。”此外，他还为厨房工作人员、医生、菜农写有专题赞美诗。

沈从文对这些诗歌比较满意，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最近又已写上了新诗七八首，旧形式新内容，有的似还切题”，“主要是赞美五七干校展示的种种干劲。国内似乎还少有这么写的。将来或许有发表的一天，为了是新事物的新反映。”“《大湖景》题目似乎还有些派头。三首连续，似乎把五七干校环境、工作、理想、目标归纳概括到五百字以内了。这压缩技术还有水平。特别是气魄不俗，既无俗套，也无新套，试验性说，还过得去。”

尽管沈从文觉得这些诗写得不错，同事史树青等也觉得好，但他自己明白，这只是暂时写写罢了。“不宜成第三次改业依据，则极明显。因为生活深入有一定限度，接触实际面即不广，长久停留在一个点上，只近于走马观花，写到一定时候会枯竭的。”

沈从文把这些诗抄给黄永玉看，黄永玉坦言不大能欣赏，沈从文埋怨说是因为永玉没能身临其境。但黄说的或许倒是事实，与其说这些诗歌在艺术上有多么高的成就，不如说它们让沈从文的心智暂时有所皈依，这对于战胜苦难的环境，保持健康的状态有所帮助。

【四】

夏天到了，雷雨频繁，沈从文的住处成了问题。二十多间大小房子，就沈从文的屋子大漏。6月19日，他写到：“房子越来越湿，雨中有时得用四个大小盆子承接，恰好正有四个旧破盆带来，却想不到正得用。”7月1日，他说：“这里就是屋中太湿，包括本区医生在内，凡是来到我房中的，都无不认为太湿。地下简直如雨后公路。我倒也居然适应下来了。晚上有时雨较大时，有三处漏雨，只一处能接小半盆”。8月26日，他写到：“六点钟时这里来了大雷阵雨，是今年最猛烈的一次，房中上漏六七处，各种工具全用上还不抵事，幸好床位部分无事。最严重是地下外水浸入二处，直到床脚，幸亏张家妇女为抢救，倒水七大盆，才缓和了攻势。”9月18日日记载：“阴雨袭人，房中返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曾去双溪探亲的沈龙朱，回忆父亲的住处时说：

房子漏雨，漏得一塌糊涂。屋子外面高于屋子里面的地面，所以洪水、泥沙就从外面直接灌进来。屋里面就汪着泥水。

住在这里的人在屋里摆放了一排砖，从门口一直排到床前，再从床边摞到箱子、柜子边上，再从床排到书桌那个地方。只有像搭桥一样，父亲才能在屋子里走动，否则就只能趟水。

屋子里的箱子，柜子上面，全得用塑料布盖着。床上面也拿塑料布撑着。所有的箱子、柜子下面得垒三层砖来加高。因为屋顶上一直哗啦哗啦滴水。屋里地下到处摆着盆和痰盂，在接上面落下的水。

下雨，住在里面的人，就得把进了屋子里的泥水，一盆一盆地倒到前面的院子里更低的地方去冲人家。幸好，隔壁住的是故宫的一些朋友，大家处得也很好，都来帮忙，没有什么怨言。

【五】

在这样的环境中，沈从文一直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工作。

他忘不了他为《服饰资料》所作的说明，他忘不了他在古画鉴定上所作的新探索，他觉得他还可以为工艺史、文化史的编写提提意见。他为自己抱不平：“现在诸事一变，大致也无可望了。对公家说，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也绝想不到那么热心为公，而又还能做点事的人，却已无多机会再接近工作”。“真正用其所长，倒还是在馆中独自看半年旧陈列，从中发现问题，提得出个比较全面的改陈意见。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末了还是至于等待。”

但他等不住了，在潮湿的屋子中，他分别给历史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和高岚写信，托沈龙朱转交。他说他的房中上漏下湿，心脏压力大，头部常感沉重，他的很多朋友都忽然去世了，自己迟早也免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要求“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他嘲笑那些不学无术的研究人员，而认为自己的才能应有所发挥。“我因为一切学习都为了应用，所有常识都是从实践学来，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这工作分门别类的总结，不仅对于本单位同志搞陈列、说明、鉴定、登记等工作有用，对于编《通史》《文化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许多专题教材的编写，大致都还有点参考价值。”

沈龙朱将信转寄给王镜如后，又特意去跟王镜如谈了一个多钟头。王镜如认为将这封信上交恐不恰当，婉拒了沈从文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沈从文颇为自豪的业务成就，沈龙朱体会出的王的意见是：“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沈从文给高岚的信，龙朱认为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干脆没有转交而自己留下来了。

10月初，故宫博物院下放咸宁的几位熟人帮助沈从文整修房屋，在房外挖了排水沟，又用土把房内垫高，并用草塞满房子通风处，这样，沈从文的住房条件稍微好些了。

【六】

秋天，沈从文继续创作文化史诗，计有《读贾谊传》《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商代劳动文化中“来源”及“影响”试探——就五官村大墓陈列》《西周及东周——上层文化之形成》《战国时代》《书少虞剑》等。这些诗歌的企图“主要是在文化史部分试探，既不离史记叙述，也不离陈列提法”，“多从原陈列实物和通史提法，加以综合和概括”。如《文字书法发展》，“把‘文字学’和‘书法学’两课压缩，加上甲骨文中的文化反映，竹木简的反映，纸、笔、墨、砚的发展，和写字当成艺术，又由艺术转为实用简体字的影响过程，尽可能概括用五言写出来，且兼带提到四言诗和七言诗的起源，《楚辞》的产生原因，一切归于劳动人民的成就，说的十分自然，一点不勉强。”如《西周及东周》，“也是兼用出土文物综合反映的。重在说农业发展影响到商业，到技术交流，形成春秋时代。形成孔子主张的教育比较开放，产生了读书人的‘士’的阶层，以后才有诸子。”如《战国时代》，“企图用五言旧体诗作新的处理，在旧式七言‘说唱文’和启蒙《三字经》之间，得到一点启示，能给读者对于战国时代有一概括印象。涉及问题甚多而重要，如铁器和封建关系，大都市商业繁荣商人阶层的抬头，社会动荡中诸子百家杂说如何出现，和旧社会又有何联系，以及儒家后来如何定于一尊”。

这些诗歌创作给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愉悦。他将这些诗重抄完后，“和过去写完《边城》心情差不多”，“如同打了一场大战。完全胜利归来，独自骑了匹骏马，从战场上经过。联想到我已近七十岁了，尽它心里有些沉重，在这么一个寂寞地方，能完成这么一个篇章，还是实在快乐。”“现在我才明白写诗达到一定水平，是会把一生所学各方面得来的知识、启发、集中到一二千字中的。我在病中的工作，一定会在以后一时得到认可的。”“也可说是一种新的突破，必须突破前人也不断突破自己！这比过去写一二本小说有意义多了。我知道，我还可望在这个工作上，作出不少新的试探，取得不同成果的。因为体力虽不大顶事，创作欲还旺盛。”

他将这些诗抄给新老朋友和家人看，非常得意。但家人似乎并不赞成他在文化史诗上继续试验，而且沈从文自己手边无书，也难以为继，所以在创作了不到十首后，就停止了。

【七】

冬天，沈从文病得厉害，被送到咸宁医院，由于病人过多，他只好住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他写信给干校领导，反映困难，希望能被批准回京治病，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年底，沈从文出了院，返回双溪。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1971年3月初，沈从文所住的小学校开学了，他只好迁出。最初被安排到一间由农户猪舍改成的小房中，前有大牛棚，左有大猪圈，附近是公共茅房，臭得厉害，房间很小，且不见光线。沈从文拒不入住，于是重新被安排在一户农民家腾出的小屋里。沈从文本想去太湖跟张兆和一起住，也有个照应，但他写的诗歌张兆和不满意，“因此来太湖作你家属，也感到恐惧了。”

8月，干校将沈从文和张兆和迁到丹江，最初夫妻俩隔三四里，到9月时，老夫妻终于住到一处了。在湖北的四五处住所中，沈从文对这处最满意。他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房子比北京东堂子那间大些，“因后窗靠山，无人通过，所以十分清静，也少人来往。从清静说，有些像桃源。附近一排房子住八家，均不来往。东东西西无丝毫尘土，桌子柜子都干干净净，所以妈妈十分满意，以为几十年住处，或属这里最好。”

【八】

在双溪和丹江期间，沈从文凭记忆写了很多文物研究文章和改陈说明。

沈从文的旧体诗遭到家人反对，在1970年10月10日给妻子的信中，沈从文表示，他将不再写旧体诗，而继续他的另一计划，即文物研究。他说：“尽可能把廿个（小的约廿个）有关车、马、兵器等等制度发展，用简单散文，一个个写出来，也就够消耗我这有限余生了。”谈到这个计划，他又忍不住兴奋起来：“这些材料涉及以万千计的文物绘画和文献关系，虽说不上学问，可是要分门别类理出个头绪，年青人来作，想学也无从学了。”

1970年，他在双溪的连绵阴雨中，凭记忆完成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一文。其实，早在1954年，他就对马的重要装备——马镫，有过详细的考察，并写作了《从一个马镫图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及对于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关系》的长文，谈及马镫在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化情况。60年代初期，他又写有《具装马》，讨论马身上的铠甲这一装备出现的历史时期及各种式样。他还详细草拟了《马和马具的应用及其发展》的研究计划，希望编辑一本历代各种马的图录，收图800-1000幅。他认为，这个图录的完成，能够让一般大众鉴别唐宋人物画及马画。所以，当他凭记忆写文章探讨马的应用时，实际上已有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从石刻、砖刻、出土壁画，汉墓画像、传世名画等材料中讨论马甲、马镫、马鞍、马铃铛等马具的发展演化情况，以及马用于作战，用于仪仗等种种具体情形。

1971年夏天，沈从文凭记忆写了20篇文物方面的小文章。探讨某一物品在历史上的发展。比如，《谈车乘》从对穆天子乘八骏、“六辔沃若”、“驾朽索而御六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等文献中有关车乘的注解出发，探讨古代车乘的变化情况，有些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之处，也如实提出自己的疑惑。比如，《谈辇舆》从形象出发，结合史乘记载，讨论这种古代交通工具的本形及其发展，从古代辇舆的式样和坐法，到晋代的“八扛舆”和“平肩舆”，到唐代的“腰舆”或“步辇”，再到晚唐的“凤辇”，并对“蓝舆”和“板舆”进行了说明。这些文章在沈从文看来是“文物常识”，但因为传统史学对此缺乏研究和梳理，所以沈从文的工作显得相当重要。

在《谈辇舆》文后，沈从文说：“在极端孤寂简单乡居中，用默记方式，试写文物常识小文，今天为止，已达二十篇，暂时告一结束。把这二十小文用作个人对于党五十周年纪念的薄礼。给人印象，若只是‘毫无学术性，不过是写常识凑合’，那是完全十分对的。因为本来就‘不学无术’，作了十多年说明员，对事事物物稍微有点‘常识’而已。居然在七十岁后，还能把这些零星点滴常识，凑合成篇章，首先应感谢党，能在过去二十年，给我以充分机会，从实践出发，学习了二十年，而今又还给以这么一个静寂难得的环境，把它一一写出来。没有前者，常识就根本得不到，没有后者，常识也依旧难于凑合写出来！”这几句话真实地表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态和对这些小文章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