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多日阴沉，雨水连续不断，时大时小，环境潮湿极了，随手一抓都能从中挤出水滴来。心也被雨水浸透了，湿漉漉、沉甸甸的。令人讨厌的梅雨，我的生活因此缀满了霉斑，恼人的事儿就像那雨点般纷纷而至，没衣服换了，没新鲜蔬菜了，咋办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改变不了的，适应它、享受它呗。
父亲节快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蓄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名历史学家, 他所具备的历史学家必备的常识、才智、品德后人难以超越，那么除了他的天资与勤奋，他是如何成才的呢？读过《史记·太史公自序》我们不难发现: 司马迁是其父亲司马谈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
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期望子女成才的，可是子女成才者很少，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子女的教育问题。古人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只会“望”是没有用的，从小望到大，望一辈子而不去教他是没有用的，要“教子成龙，教女成凤”。教也要得其法，不得其法也不能成功。要得法，首先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身体力行。其次才是为子女找到好的老师。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栽培计划：让司马迁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为司马迁找了两位名师：孔安国和董仲舒。
自从秦朝焚书坑儒禁学以来, 虽经汉初几十年对文化的整理 , 焚书坑儒以后使文化脉络的断绝是很难一时重续的，直到西汉的国子监出现，才算恢复了官方的教育体系。而那时司马迁已经二十岁了。这表明，在司马迁成长过程中，西汉的正统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而满怀期望的司马谈并不能找到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名校让司马迁得到良好的教育。基于这个因素，司马谈选择了自己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家庭教育。
假如司马迁出生在当时的平民家庭，他的一生就注定为了吃穿劳作，《史记》就不会诞生。司马迁很幸运，他是司马谈的儿子。《史记·历书》这么讲: “畴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 各从其父学，义训甚明。”
司马谈心中父子相承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司马谈固执地认为必须把司马迁培养成一名史官, 必须继承家学。司马家确有家学可以传承的。司马之姓来源于官名，司马谈、司马迁的成就不仅仅可以证明其家学渊博，而且厚重深邃，精微神妙，远远高于那个时代。
司马谈总以祖先世世代代为史官而自豪骄傲，他一再对司马迁说: 祖上为史官的传统不能“绝乎于余”、“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这种世为史官的愿望和责任成功灌输给了司马迁，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司马谈认为：“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识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艰巨，远非一般的教育可以达到的。因此，司马谈选择了自己教。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版第3293页）
史记
三二九三
我们看看司马谈怎么教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写到：“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十岁就能背诵汉代的古文，古文指的是先秦的作品。这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又让司马迁跟随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基本上当时可以接触到的学术派别，司马迁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二十岁的司马迁就开始游历，去过江淮一带，还登过会稽山，探访过禹穴，还去过九疑山，探察过舜的坟墓，之后乘船到过沉水和湘水；之后又北上到了、汶水、泗水，在齐、鲁的旧都做过学问研讨，考察过孔子的遗风，去邹县、峄山参加过乡射之礼；之后又经过鄱、薛、彭城，以及梁、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没过多久，司马迁就进京做了郎中，并奉命去了巴蜀以南，去过邛都、笮都，以及昆明，之后才返回来向朝廷复命。想满世界游玩，没有钱是做不到的，可想而知司马谈是花大血本资助儿子的。司马迁二十岁, 满怀求知的欲望, 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收集各种民间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进行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 为后来编写《史记》做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就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行者。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对自己这么写道：“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说他年少的时候就自负有超凡的才能，长大后却没有得到乡里人的赞誉。司马迁对自己少年时期生活的评价绝不是谦词。可见司马谈绝对不是要培养书呆子，他一方面对司马迁进行完整的学术教育, 同时, 对其思维的放任、体格的强健、性格的磨炼也下足了工夫! 少年司马迁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小孩。
司马迁不拘一格的思维模式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按司马迁自己所说, 编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司马谈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位续接孔子的史官, 并用一生的心血，周密的计划打造一位出色的史官, 司马谈做到了也成功了!
从《报任少卿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忍辱负重，身受腐刑而苟且偷生, 历经磨难而完成壮志！这是多么的悲壮啊。因为有过这种经历，司马迁在写悲剧人物时，往往会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忍辱写《史记》本身就是一件悲情的事，因此，在写到同样悲情的项羽时，司马迁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项羽身上。《史记》中的项羽，有司马迁的精神寄托在里边，甚至可以说，项羽的身上有司马迁的影子。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正是司马谈灌输给司马迁的，是司马谈教育成功的最好验证。可以说, 《史记》的成功不单是司马迁的成功，更是司马谈教育的成功实践！
子女的成功多数需要有一位优秀的父亲的教育和引导，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培养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就是要把司马迁培养成一名可以承续家业，完成修史壮志的优秀史官。所有的教育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一明确目的而展开和构建的。司马迁从幼年“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到“二十而游历”，再到“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这一序列循序渐进的培养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司马谈帮助一步一步落实下去，为司马迁成为一名优秀史官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框架和基础。司马谈本人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很有兼容思想的学者, 他的作品《论六家要旨》，兼论当时六家显学的优劣, 都是深知以后的切论，可以看出他是有深刻研究的。司马谈兼容的心态在用于司马迁的教育上表现出教育的全面性，造就了司马迁博采众家之长而不局限的学术态度，是成就司马迁成为卓越的历史学家而非酸儒的重要因素。
司马迁的成长过程可以说非常丰富,“耕牧河山之阳”，体验耕作和放牧的劳苦，这为司马迁日后重视经济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小时候的艰苦劳动造就了司马迁良好的身体素质，使得他在日后经历宫刑之后不仅能够健康存活，而且精力充沛，得以完成《史记》这部巨作。二十游历，是司马迁成就的基础。在现在看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全国旅行, 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对是一种艰巨的挑战，交通不方便，天灾人祸不断。而这正是父亲司马谈有目的的精心安排。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得以探禹穴，听众说，知传言，而考注于古书。正是丰富的游历经历, 使司马迁不同于任何史家, 成就了他！反观目今孩子任何形式的旅游，父母只是在假期安排子女做几次外出走走，花大量的金钱完成做父母的“义务”，目及之处只是“哇，好漂亮啊！”
作为一名父亲，必须向司马谈学习，先修炼好自己，再培养好子女。谨以此文献给任何一位成为父亲或者即将成为父亲的男性，希望对我们的子女教育有所启发。
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赞叹母爱，赞叹母爱的伟大、无私、圣洁，却总是忽略了父爱。老舍之子舒乙用自己的心，在一点一滴的回忆和琐碎的小事中找到了伟岸的父爱，当然，生活中最张扬的还是母爱，如果说母爱是华丽的，那么父爱则是朴实的，虽然这两种爱缺一不可，但很少有人能品出父爱。我们一起来品读舒乙的《父子情》，感受一下作者笔下浓浓的父爱。
父子情/舒乙
“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不过，说起来有点地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人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暗看望他。
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是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
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他的爱的价值。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小编与高源明老师合影
左：小编 右：高源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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