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驭人术”：“可预测性”建构

从某种程度讲，对“可预测性”的诉求程度，已然构成了人群区分的要害逻辑之一。

所谓可预测性，即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建构。这种可预测性，往往是以可见的形式的某种确定性呈现出来，这一点与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相似，即可以作为一种行动的参考，或者依据。

简言之，可预测性建构，本质是给出一种逻辑框架，即个体可以根据自身对这个框架逻辑的理解，来决定行动策略。

因此，同一种逻辑框架，不同的个体，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逻辑框架，必然是针对不同的个体而设计的。

前者，永远存在一个解释权的问题；后者，从来都是以可预测性的程度，来划分不同的群体。

于是，当站在凌驾位置的个体，在评价被凌驾位置的个体时，要么只是一种居高临下，要么就是对“可预测性”建构的匮乏。

比如，老板指责员工躺平，本质仍然是员工的“可预测性”建构缺位了。

最终，“可预测性”建构，即为“可得机制”，或者是“能得机制”。

01

可得机制，是凌驾式规定利益格局。

即不同的个体，谁能得多少，谁不可以得到什么，等等，其所得的属性、时空规范、参与机制，以及最终的获得方式，都是被规定好的。

因此，在可得机制中，规定者和被规定者，始终弥漫着一种揣度意味，即一切关于可得的主体，可得的比例，等等，都是在一种动态的试探过程中，暂时完成的。

任何可得机制，都不可能具有长期效用，因为，个体的发展和生产力生态都是动态的。

而暂时的完成，不过是基于对特定群体和特定生产力生态的考量下，完成了对群体对“可预测性”程度的试探。

因此，我们可以说，“可得”的既成格局，其背后实际上就是个体对“可预测性”程度诉求的分布格局。

越是信奉明确的“可预测性”，越依赖既成逻辑框架。而促使这种依赖养成的，则是这种“可预测性”的简单易懂，也即不具可解释性。

越是缺乏可解释性，越缺乏可能的弹性，因此，能够被提供的“逾越”的可能性，就几乎为0。

于是，一旦这种“可预测性”被修改，或者被删除，那么，其中的个体，往往就陷入到了恐慌，甚至是绝望。

或许，躺平，就是一种对既定“可预测性”变更，或消失的一种应激反应。

在既成格局中，被凌驾，同时被接受这种“可预测性”规定的个体，往往处于食物链的下端。

02

能得机制，是对“可预测性”设计的一种反制。

相对可得机制设定的凌驾属性，能得机制，选择了一种逻辑反攻的姿态。

即从既定的逻辑框架中，寻找可能的逻辑变异点。只要有变异点，或者可变异点，那么，某类个体，就能在逻辑之中寻找“第三种”逻辑建构的可能。

一旦这种“第三种路”达成，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既定逻辑框架中，他们超越了可得机制的凌驾性设定，而完成了从“可得”到“能得”的扩容。

因此，能得机制，实际上，是获得参与可解释的能力机制。之所以信奉可得机制者，往往是食物链下端的群体，就在于他们大多都丧失了话语能力。而解释能力，则是话语能力的核心要件。

能够立于凌驾位置的，从权力的角度讲，就三种，一种是暴力，一种是财富，还有一种是知识。

而对于“可预测性”逻辑框架的设计，其中，知识的参与作用，就呈现为专业描述、逻辑闭环。

专业描述，本身就构成了不同个体对“可预测性”理解程度的层级分化，因此，很多“可预测性”设定，于大多数人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

而逻辑闭环，则是基于参与整体逻辑框架设计的不同知识而言，其中，尽管交错复杂，但经过重重对比和论证。也就是说，对“能得”发生的概率，做过严密的逻辑风控。

基于此，我们大概也能发现，任何系统在设定“可预测性”之时，是几乎崇尚所有个体都是遵循“可得机制”的。

而可能的“能得”概率，其解释权也几乎是仅属于某些个别群体的。因为，他们掌握了专业描述和逻辑闭环的所有原始论证路径，以及论证和扩容的能力。

03

于是，越是依赖高度“可预测性”的个体，往往就越趋于路径依赖。

而路径依赖最坏的结果就是，丧失了训练思考的机会，于是，就成为了被别人用以思考的工具。

所谓的工具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而能够设计“能得机制”，或者是能够进入“能得机制”的个体，要么是游戏开始时就手里仗着剑，要么就是在游戏中，看到了游戏规则藏在阴影中的那个部分了。

于是，打怪升级，直至手中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