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与野兽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你可能是
屈臣氏小姐 Emma Watson 主演的最新电影《美女与野兽》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热映。这个迪士尼经典童话家喻户晓：爱读书、厌倦了日复一日乡村生活的女主 Belle 为了解救父亲，心甘情愿地被野兽囚禁在城堡中，并最终爱上了野兽……
本来这就是个单纯美好的童话故事，但没想到的是片子一上线竟然惹来很多质疑。
一些歪果网友认为，故事女主 Belle 作为一个被囚禁的“受害者”，不仅对囚禁她的“加害者”野兽产生了感情，最后还帮助加害者抵抗前来杀他的村民，这不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女主这是病啊！
加上这次饰演女主的演员艾玛·沃森（Emma Watson）一直以来的公众形象和政治立场，更让这事显得备受争议。顶着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头衔的屈臣氏小姐一直都是好莱坞有名的女权斗士，如今却接了一个被质疑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角色，这简直就是网友们最喜闻乐见的娱乐话题！
关于此事，屈臣氏小姐给出的解释是，她认为 Belle 在“被囚禁”的过程中一直与野兽有观点上的碰撞，思想也保持独立，并不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征。
然而，定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词的专家本人 Frank Ochberg 给出的反驳更具有说服力。他表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的受害者应该具备“被恐吓、饱受精神创伤和被低幼化”的特点，受害者往往不能说话、进食、甚至失去人身自由，Belle 在城堡中好吃好喝自然不算了...
所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到底是个什么病？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 70 年代说起。
1973 年 8 月 23 日，斯德哥尔摩 Kreditbanken 信贷银行四名员工被 32 岁的劫匪 Jan-Erik Olsson 扣为人质，在与警方对峙的六天当中，被扣押的人质却意外地与绑匪建立了某种奇妙的正面关系。人质被解救之后，他们对绑架者显示出了怜悯之情，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反而向绑架者表示感激，还对警察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从对此事的解释中诞生。
Jan-Erik Olsson 把银行员工扣为人质，关在银行的地下室内
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Frank Ochberg 在定义这一病症时提出它包含的几项特征：
1. 患者体验到对他们突如其来的威胁，感觉注定会失去生命。
2. 患者会经历被低幼化的阶段。就像孩子一样，未经允许不能吃饭、说话或者上厕所。
3. 患者会接受来自挟持者的微小的善意——从而产生“对给予生命的本能的感激”。
在挟持的过程中，施暴者会向人质展示出一点小恩小惠，与此同时人质也能体会得到这种“恩赐”。
对于人质来说，挟持者的小恩小惠有着原始而又充满力量的好感。渐渐地他们会忽略挟持者给他们造成的危险处境，造成仿佛是挟持者给予了他们生命，而并非是警察的错觉。
为了解救人质，瑞典警方的狙击手连守了银行 6 天
在信贷银行劫持案件当中，人质 Kristin Ehnmark 与劫匪 Jan-Erik Olsson 不仅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甚至还有报道称人质还在劫匪服刑期间与他订了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单存在于绑架事件中，广义上只要双方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被主导者都有可能对主导者产生认同体验。
比如说新生儿对父母的情绪依附，就是症状表现的一种。
从心理学上分析，新生儿会与最靠近的成人产生依附关系，并且会慢慢扩大化周边成人与自己的关系，最起码能够保证自己生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很有可能是有此发展而来。
此外，很多遭受暴力的妻子对丈夫的认同现象，也可被认为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对于长期遭受暴力的妻子和丈夫而言，施暴者往往会对受害人进行大量的负面评价，当负面评价听多了，它就成了一种“被加强的自我定义”，久而久之，妻子就会认同丈夫对她的评价。从慢慢忍受到逐渐接受，妻子的表现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症之一：妇女将自己完全暴露于丈夫对自己的评价当中。
所以当你爱上一个渣男/女，想要离开他/她却总是打着“我相信我肯定能改变 ta”、“我的爱肯定能改变 ta”的时候，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了。
2011 年，河南洛阳警方侦破了一件离奇案件。自 2009 年起，洛阳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李浩在地下室六米深处挖了地窖，先后囚禁 6 名坐台女当性奴。李浩在此期间通过组织女孩进行网络淫秽表演、卖淫赚钱。
令人吃惊的是，李浩对沦为性奴的六名女孩“调教有方”，她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其中一名女子与另一被囚女孩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后者将前者打死之后，将尸体就地掩埋。
民警在对被解救女孩询问时发现，她们对被囚禁期间的描述反映出，李浩对女子“照顾有加”。直至见到民警之前，这些女子甚至“忘记了恨”。最让民警们不能理解是，被解救女子中，竟然有人在民警调查过程试图袒护李浩。
2014 年 1 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浩因故意杀人，强奸，组织卖淫，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非法拘禁等罪名被依法执行死刑。
但实际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作用于被挟持者，也可以双向发生，作用于挟持者。
在河南性奴案件当中，李浩利用被挟持者间的矛盾做了一回“救世主”，向被挟持者施以恩惠。在瑞典银行劫案当中，劫匪 Jan-Erik Olsson 对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质“伸出援手”，让她在银行大堂内走动。
在挟持事件发生的第一阶段，挟持者可以很“轻易”的杀掉人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对挟持者产生的认同感，也会发生在挟持者身上，他们甚至会主动帮助人质解决困难。
“这就是人质的错，我说什么他们都照做。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来攻击我？他们搞的很难去动手杀人哎。他们弄的我们成天在一起，就像山羊一样，继续生活在那个屎地方。在那无事可做，只好去了解其他人。”——Olsson
意思就是，“谁叫你不反抗呢？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个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人黑白不分，而群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则更像是温水煮青蛙，细思极恐。
一旦人的生活方式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改变，并且逐渐习惯和依赖这样的生活状态，那么无论它有多么糟糕，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去改变。
在监狱中的犯人则是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佳代表”。
很多重获自由的犯人并没有感到自由，相反倒是十分怀念监狱的生活。出狱后自由的生活破坏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打破了他们的已经形成习惯的“体制化”生活。
不过无论如何，自我保护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机制之一。当面对困境你想办法逃脱的时候；当你感觉到逃脱几率很小、理智被慢慢摧毁的时候；当你丧失生活的信心，“劫持者”给了你一点点恩惠的时候，你是选择与之坚决对抗还是沐浴皇恩呢？
再仔细想一下，浩荡世界，一直以“造物者”自居的我们不也是一直被大自然所“挟持”，面对自然的侵害时却无能为力，却日复一日的歌颂着自然的馈赠，乐在其中的过活，谁又说我们人类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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