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一场由皇帝导演的“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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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姜愚（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这天，原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明英宗却在土木堡之役中，被瓦剌人俘虏，随行的英国公张辅（曾任出征安南主将）、内阁学士、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上百名文武官员被杀，二十万北征大军死伤过半，溃不成军。[1]
消息第二天传到北京，朝廷乱作一团。
皇帝没了，谁来主持大局？
经讨价还价，朝廷决定，让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来做皇帝。但是，有个条件，即要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朱祁钰顺利当上了皇帝，是为景泰帝。但三年后，皇帝食言了，他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对这一大变动，历来众说纷纭。
有说是于谦默许支持的，有说是内阁大学士江渊幕后指使他人上奏的，等等，总之皇帝没有做错什么，都是大臣的错。
然而笔者仔细阅读史料后发现，这一“背信弃义”大戏的幕后导演，恰恰是皇帝本人。
那些背锅侠们
皇帝要废太子，自己不太好直接提议，须借一个由头，即大臣上疏请求，然后再独断，或是交朝廷讨论。
景泰帝易储，也是如此。
那么事情到底由谁动议或促成？
先来看看史书上判定的那些背锅侠们。
第一个背锅侠，是于谦。
这位策划明军击退瓦剌大军的男子，手握兵部大权，但对易储所持的态度，太过模糊，至今莫衷一是。多数学者认为于谦不赞成易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易储之后，于谦在朝廷的地位已经比景泰初年下降。[2]
(清）顾见龙所绘于谦像
于谦支持易储，而地位却下降，逻辑上说不过去。于谦这个锅，背得很冤。
第二个背锅侠，是内阁大学士江渊及其同伙广西土官黄[王厷]。
成化年间修《英宗实录》时，执笔者说：“黄竑（即黄[王厷]）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也就是说，江渊替黄[王厷]写了易储的奏疏。
这一说法当时就被翰林院侍讲丘濬打脸，他认为，黄竑只是因为杀了兄长，所以上奏求免死，而且，广西书奏用的是土产纸，奏疏应是黄氏亲笔。史官找来奏疏检验，发现果然是广西纸。[3]不过，单凭这点就否定江渊的嫌疑，证据似乎还不太够。《明英宗实录》便谨慎地写下“或疑侍郎江渊云”。[4]
第三个背锅侠是广东巡抚揭稽及其同伙黄[王厷]，揭稽代后者上疏。
这事儿是英宗复辟之后才抖出来的，其时景泰帝已死。作为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受业弟子，揭稽与何文渊之子何乔新互撕，揭稽指控何乔新逼死父亲求脱祸，何乔新指控揭稽在巡抚广东时，代黄[王厷]作易储疏。
英宗得知后很生气，派锦衣卫抓揭稽与何乔新等回京审讯，[5]结果是“迹涉已往，俱获释焉。”[6]揭稽与何乔新都没被问责，但二者互撕过程中抖出来的“料”，似不是空穴来风。[7]
第四个背锅侠是吏部尚书何文渊。
景泰四年（1453），何文渊被弹劾，但以自己在易储诏书中写下“父有天下传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而被宽大处理，光荣退休。英宗复辟后，何文渊因惧怕被追责而自杀。[8]
何文渊的确写过“父有天下传之子”，于谦赞他“春生化笔，辅翊皇储”。[9]
但也不能认为何文渊主导了易储。
上面几位，都是背锅侠。这场易储大戏，其实是景泰帝一手策划。
皇帝苦心三年，借黄[王厷]上奏的契机，短短两天就废掉了太子。
英宗复辟后，那些纷纷要与景泰帝划清界限的大臣们，都只是出场的演员。
景泰帝的导演功力
作为导演，景泰帝不能事必躬亲，他得找好跑腿的“场记”。
继位之初，皇帝就着手重新安排司礼监大太监。当时的司礼监太监是金英，景泰帝曾经试探性地与他聊天：“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结果他说：“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10]
其实皇帝说的“东宫”是儿子朱见济，而金英说的是英宗儿子朱见深。
清乾隆年间所绘景泰帝像。
在这件事上，景泰帝看出金英不是和自己一条心，不久他就失宠。
皇帝于是把更忠实的兴安任命为司礼监太监，[11]给这一沟通宫中与外朝的关键位置上，插上了自己人。
选好场记，接下来要有能配合演出的演员。
这些人，就是内阁、吏部、礼部等重要机构的官员。
继位之后，皇帝开始一系列人事调动。
景泰元年（1450）八月二十日，皇帝下令“刑部右侍郎江渊兼翰林院学士内阁办事，”[12]江渊被调入内阁。
据说，江渊在土木之变后因为“极陈固守之策”而大受景帝信任，从翰林院侍讲超擢为刑部右侍郎。[13]
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景帝又令礼部左侍郎王一宁、国子监祭酒萧镃入阁。[14]
高虎饰演的景泰帝
据说，王一宁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他曾经担任太监王诚等人的老师。[15]而太监王诚、舒良在易储一事上出过力。[16]
对于吏部，皇帝保留了原吏部尚书王直的职务，但又提拔退休官员何文渊担任吏部尚书，形成“一部两尚书”局面。[17]
何文渊在易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首倡“父有天下传之子”之说，并以此为功。[18]
对于礼部，景泰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拿它作易储的准备，因为，更易太子，礼部绝对绕不开。
皇帝的办法是，更置礼部左右侍郎，来加强影响。
王鏊的《王文恪公笔记》提到：“时易储之议渐萌，而礼部两亚卿俱阙，议必得有力量者为之。”
当时，太监宋某推荐了翰林学士刘铉，但江渊认为“铉素不能干事，不可用。”于是推荐编修萨琦。[19]雷礼的《国朝列卿记》称萨琦“与易储，日见亲密”。[20]
皇帝找齐了演员，也找对了演员。
接下来，皇帝就要给演员演出费，即，不让大臣公然反对易储，对此也是煞费苦心。
易储前后，皇帝曾赏赐大学士陈循、高榖，学士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各黄金五十两。[21]
皇帝向大臣“行贿”，大臣对行贿者的意图，自然也是心照不宣。
完成司礼监、内阁、吏部、礼部等核心部门的重要人事调整后，场记、群演和资金都到位，景帝的这幕易储大戏，就缺一个主演。
这个角色最难找，百官没人敢冒天下之不韪站出来，提出易储。
一直等到三年后，主演出来了。
景泰三年（1452）四月二十一日，广西的一位因谋杀兄长而被逮捕的土官都指挥使黄[王厷]派遣千户袁洪上奏，请求易储。
景帝收到这份上奏，马上表态：“此天下国家重事，多官其会议以闻。”[22]
第二天，文武群臣会议易储，会上，有几个小官表示异议，但也没坚持，最终，群臣集体签名，上疏请求准允黄[王厷]所奏。
景帝第一时间表态同意，当天任命东宫官属，大封朝臣。[23]原本即将要被处死的阶下囚黄[王厷]，不仅开脱了罪名，而且以“建言国家重事”之功，从边远的广西土官，跃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相当于军委委员）。[24]
更易皇太子这样的“国本”重事，从发起到完成，两天就搞定。这样的执行力和速度，与之前磨叽一整年，才把英宗从瓦剌接回国的漫长角力形成鲜明对比。
演员们的命运
按照约定，景帝继位只是为了挽救大明社稷的权宜之计，皇位还是要回到其兄长英宗一系。
荷兰学者贺飞烈说景帝是一位“看守皇帝”（Care-taker Emperor），[25]形容得很贴切。
景泰帝易储，是对他继位之初，与皇太后孙氏及群臣所立下政治约定的“背信弃义”。
他处心积虑谋划易储，就是为保证帝位传承能在自己后代一支中实现，将自己一宗成为皇族大宗，英宗一支降为小宗。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景泰帝的独子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皇帝深受打击。
而此刻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还在拼命生儿子（景帝之子去世时，英宗已经有五个儿子了）。
景泰帝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太子死后，刚刚才演完易储大戏的百官，又有人开始打起小算盘，掂量着要不要请求重新立英宗之子为太子。
不过，景泰帝不愿意投资“续集”，那些请求复储的小官，不是下狱，就是贬官、廷杖至死。[26]
当景泰八年（1457）正月，皇帝病重，皇位继承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由此爆发景泰朝最后一轮，也是对此后数朝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博弈：拥戴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
参与易储大戏的官员，在“夺门之变”后，付出了更为严重的代价。
于谦、王文被冤杀，兴安去职，陈循等被流放辽东充军，何文渊自杀。
“主演”黄[王厷]已死（传闻是自杀），其子下狱。
而一手策划了易储的皇帝朱祁钰，则被剥夺了帝位，次月去世，礼部奏按亲王例葬之，谥曰“戾”。
注释
[1]曹永年：《“土木之变”明兵力及伤亡人数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2]Philip de Heer, The Care-taker Emperor (Leiden: E. J. Brill,1986), pp.79.[3]何乔新：《椒邱文集》卷30《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4]《明英宗实录》卷215，景泰三年四月甲申条。[5]《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七月丁亥条。[6]黄瑜：《双槐岁钞》卷5《易储诏》。[7]任建敏：《“父有天下传之子”：景泰三年易储之议及其政治影响》，《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年第1期。[8]《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七月丁亥条。[9]何文渊，《东园遗稿》，于谦《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何公像赞》。[10]陆容《菽园杂记》卷1。[11]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明代安南籍宦官史事考述——金英、兴安》。[12]《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景泰元年八月辛卯条。[13]《明史》卷168《江渊》。[14]《明英宗实录》卷211，景泰二年十二月庚寅条。[15]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3。[16]《明史》卷119《怀献太子》。[17]《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二年七月乙丑条。[18]叶盛：《水东日记》卷7《何文渊自经》。[19]王鏊：《王文恪公笔记》，载邓士龙《国朝典故》卷61。[20]雷礼：《国朝列卿记》卷78《萨琦》。[21]《明英宗实录》卷216卷末、李贤：《古穰集》卷30《杂录》。[22]《明英宗实录》卷215，景泰三年四月甲申条。[23]《明英宗实录》卷215，景泰三年四月乙酉条。[24]《明英宗实录》卷226，景泰四年二月己丑条。[25]Philip de Heer, The Care-taker Emperor .[26]《明英宗实录》卷257，景泰六年八月庚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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