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4日上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第四次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中部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下是论坛成员杜平在在讨论环节的发言。
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杜平
区域经济增长，关键还是要讲规律。其中，我自己比较推崇的一个规律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简单地说，因时而变是指一个区域的发展思路要适应大形势和大环境的变化;因地制宜则是指不管怎么样变化，但是最终的发展路径一定要跟当地实际相结合、要从实际出发。
具体讨论我们当前如何看待中部崛起，也就是说中部地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这就要考虑如何做到因时而变，至少要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国家的目标导向，比如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到“十三五”规划中的表述来看就不一样。“十一五”的章节标题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二五”是“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把“大力”两个字拿掉又回到促进崛起了。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期望值，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到中高速发展了，也进入一个新常态。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等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加工产业基础厚实，强调工业发展，现在则很明确地提出要从“开发式发展”转到生态大保护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总书记说的，若无绿水青山，宁愿不要金山银山。
三是规划重点任务上，也有新的变化。比如，“十一五”提到要做大做强能源、钢铁、建材等等，当然这有当时的背景，这就是历史。但现在，上述鼓励支持的产业大多形成过剩产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到“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建设几个大的城市群、城市带和城市圈，将城镇化作为主要增长空间了。在“十三五”规划中，则鲜明地提到要推进几个生态经济区经济圈的建设。这些变化也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实施国家战略和规划的着力点包括投入重点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要还是老想着经济总量上怎样快速崛起。
第二个变化是产业立地条件，也就是经常讲招商引资上的优势条件，这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家授权政策特别是包括金融财政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立地条件或说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各地区强调的产业立地条件是资源优势，如中部的能源原材料等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事实上是许多地方搞招商引资时都要强调的优势。特别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时期，物质资源富集就会常常成为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产业立地条件。后来，许多地区的资源进入枯竭阶段，按规律应该是转型转产，但是在判断前期资源就地加工形成的加工能力或说产业基础时，还是认为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立地条件，于是就通过加快改善交通条件，指望从外地运来矿石等原材料来加工，就像武钢过去进口铁矿石一样的做法。因此，这一时期，中部许多地区就将能源和原材料加工能力和交通便利视为新的招商引资优势，变成了新的优势产业立地条件。可惜的是，这样做的一些地区，由于强化了本来就潜在的产能过剩而陷入当前工业发展的困境。因此，我们现在宣传本地优势条件时应清醒地看到市场的变化而引发产业立地条件的变化。现在看我国一些产业转型快升级快的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创新了产业立地条件或优势，这就是将依托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及其所拥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考虑产业立地条件最重要的因素，适应这一变化越快的地区，现在的日子就过得越安逸和轻松，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越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市场竞争的实力也越强，特别是在招商引资时的底气与竞争优势越强。我认为，现在中部地区谈当地优势时，就要适应我国产业立地条件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逐步淡化头两个阶段所形成的资源和资源加工优先的思维定式，要更加重视以科技人才以及所拥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也就是要争取获得这一类代表新动能的产业立地条件。总之，现在中部地区谈优势时要注意这一点，要改一改老说法。
要看到的第三个变化，是关于推进城镇化理念以及实现道路的变化。实施中部崛起，城镇化是既有条件又有增长潜力的优势，因为中部地区可开发建设用地相对多一些，人口密度也较高，还是沟通东西南北的通道和枢纽地区，所以在推进城镇化中国家寄予中部地区很大的希望。但是，关于城市化的理念和行为这些年也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需特别关注以下三个变化。一是，过去的城镇化大多都关注甚至是压宝在城市空间的单一扩张上，因而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制度，而忽视了人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发展如就业如安居等等。显然，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这就要改变思路。二是原来大家喜欢搞以城为界，追求单一城市做大做强，也就限制了要素资源的跨城市流动。现在，已经看到了城市群城市圈的集成效率和效益，也看到了范秘书长刚提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潜力，各城市就要下决心突破行政干扰，坚决支持要素资源的流动。三是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转化，也就是要在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中都要体现智慧化的理念和行为，也就是从传统城镇化走向新型的智慧的城镇化，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变化。比如，武汉城市圈包括8个城市，光圈起来还不够，还要有智慧可智能，实践中究竟怎么做，真得认真琢磨。
第四个变化，企业特别要关注，这就是政府投融资行为如重点和方式的变化。现在看，这个变化非常之大。中部崛起作为一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又与国家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紧密关联，要一些政策是自然的，特别是争取国家的投入政策。但是现在的政府投入方面经过多年不断创新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究竟怎么要政策，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思考。过去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或者由政府作为主要投资方来建工程上项目的情况比较多，现已逐步转化为政府主要是通过少量的间接投资来引导社会投入，也就是政府将少量的钱投到各类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上，由这个平台来主要承担投资责任，或者采取PPP模式，或者还投到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等科研平台上去，你想争取上级政府的直接投入就越来越难了。同时，既使是仍然还有的部分财政性投入，其重点投向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主要投到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投到老百姓长期感到的难点和痛点。如生态环境治理、基础教育、安居、安全等。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政府自身的建设项目，也广泛地开始实行代建制然后由政府来购买社会服务。因此，地方政府争取上面的支持资金，就要围绕这些变化作文章提方案。
总之，上述变化已是现实，我们现在讨论中部崛起时，首先就要解决因时而变的问题。
至于怎么样做到因地制宜，限于时间只能简要说几个观点。一是，过去我们讲因地制宜就是讲我们可以干什么，但现在要讲不能干什么，这样的因地制宜更有现实性。什么不能干呢?至少包括成本高的不能干，赔本干也不行，因为政府也赔不起了。破坏生态污染严重而又治理不起的也不能干，这应成为红线。还有产能已经或很快就要严重过剩的也不能干，政府去救这样的企业最终还会带来更大的投资浪费。二是能干的事情就要放手大胆地开放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一些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但也不必全部全过程地包办起来。地方可干的也就是最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就是具有当地独特优势的地方，很难复制的资源且流动性很差的。比如，中部地区有5个省都是农业大省特别是国家粮食基地，这是具有土，水，气侯等独特优势的，这类水土气候的匹配条件是搬不走的。但是不能只生产粮食更不能只生产一般性大路货粮食，要适应消费升级大潮，生产加工那些高效生态附加值高的大农业产品。再如旅游，中部地区很多特色资源无法被复制，有多少钱也搬不走，但现在的营销模式，投融资机制和管理体制都要加快创新改革，发展潜力大得狠。还有，只有中部地区具连通东南西北的地理区位条件，依托枢纽地位发展现代化立体化的大物流，别地也学不了。再比如说，中部的能源和原材料矿产资源，传统的开发加工模式是不行了，但是盯住市场需求加快绿色低碳型的开发利用则仍然具有市场竞争力。这一类的事情中部地区可以找出很多可以干的。三是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趋势，多干一些可以植入、可以嵌入、可以融入新技术，包括新网络、新商业范式的产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互联网 ”、大数据 、物联网 、软件 、创意文化 ，甚至包括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等等。只有将这些科技含量大的东西加进来融进去，就不仅仅对中部具有传统优势的产业转型升级升华增加了新动能，进而再造新型的智能的中部现代制造业基地和高效、健康、增加值高的现代大农业。还可以使得中部一些城市已经初步具有良好基础和实力的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更快地培育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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