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荒野需要安寧[1]
作者：钱 宏：（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主席先生：
涵养全生態的荒野，通过氧气、氮气、大气循环与我们接连。我想，“世界荒野大会”的主创者们从第一天起，就已经宣示了人类开始意识到，荒野对于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价值，不可或缺，甚至无与伦比。
我这里试着从“文明导致人与自然双重断裂”“共生菌主导地球生灵的命运”“限制亲自我性与拥抱亲自然性”三个方面，展开谈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让我们感受到有荒野存在，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呵护荒野，就是呵护人类自身。
一、文明导致人与自然双重断裂
自从离太阳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球上有了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细菌、共生菌和微生物。34亿年来，它们固氮、制氧、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繁衍生息……与地质运动一道，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洪荒之力，演化出一个宇宙间最美丽且有着无尽植被及众生灵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星球。
这个七色星球，不同于其他星球的最基本特征，是拥有生命活体，以及生命活体间内生性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我管这种生命活体的存在方式，叫共生（Symbiosism）。
终于在700万年前后出现人类，人类又从地球的自然休养生息循环中，学会了Copy仿生，逐渐结束了到处游荡的生活，而定居下来，有了自己约定俗成的社会和政府组织形式，创造了自己第一个伟大文明——农耕文明。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是：无论什么样的文明，依然是作为大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人造自然。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并不能脱离让七色星球生生不息的包括细菌、特别是共生菌和微生物在内的洪荒之力。人自身作为一种生命活体，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这10倍于我们人类细胞的细菌，特别是共生菌（Symbiotic bacteria）生態群落，帮助身体进行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消化、生长、生养、防御疫情和修复病態，保持着与人类文明和文明之外（如荒野、荒漠）的其他生命活体间的动態平衡。
正所谓“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one is an island）。所以，人类不能自以为有了所谓的科技和人文，就拥有保持和张扬文明活体永续发展所需的所有功能，让孤芳自赏狂妄自大迷住了心窍，存在于我们身体内、文明体内与身体、文明体之外（包括荒野）的共生菌，始终相伴着我们，是我们身体、文明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社会不仅形成了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内循环，也还基本保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然而，文艺复兴以来，在“以人为本”“自由理性”“知行合一”的权利意识驱动下，催化了包括高科技在内的人类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大规模掘取自然资源，从集中生产交换并任意排放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到集中消费并丢弃“废物”垃圾的生活方式，都是单向线性的自我膨胀，从而造成“双重断裂”，即：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態的循环断裂。
这种“双重断裂”的后果是，第一，是过度使用工具造成了人类对于权力与资本的工具依赖和贪婪，既使人类整体从大自然自我隔离，又使人类中的所谓精英及精英集团从社会自我隔离；第二，两种“自我隔离”，又导致人类在惯性、惰性和懦性作用下丧失了诸多生物生命活体的“本能”（洪荒之力），过度“知行合一”造成空气、水源、土地的毒化和污染，已成为人类和地球生灵（如陆地微生物、海洋珊瑚虫藻类、荒野全生態）难以承受之重；第三，这种自我隔离，也即分裂，又加深了人类社会“（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东方为“官民冲突”、在西方为“阶级斗争”），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桑弘羊陷阱”“塔西佗陷阱”“转型中期陷阱”三大陷阱和“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文明文化冲突”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主权国家政体、经济体内部“结构性障碍”，最终导致过去一个世纪至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態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根据马克思“人与自然及人与本身”，同属自然关系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但他警告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今天，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界的报复，永远是一种远非人力可抗拒的报复，因此，必须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什么是自身共同利益，也将获得新的认知。
既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既然“身土不二”，生態系统共生场就是生命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主权（民族）国家的公民，同时也就是世界公民、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
而且，地球公民的概念，远不只是人类，必须包括动植物，包括细菌、共生菌和微生物，包括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活体，包括正在被人类文明蚕食鲸吞着的荒野和海洋。
我们具有改天换地的超凡能力，如歌所唱“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如今看来未必是福！
地球是个巨大的生命活体环境，地球上所有生命，环环相扣，相互依存，动態平衡，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地球生命体，有着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然而，这种修复能力并非无限度。人类的无穷创造力、不断膨胀的人口、高科技助力下的超大政治体、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与膨胀，对地球生命体的修复力带来巨大的挑战。终会有那么一天，地球生命体的动態平衡临界点被突破，生態环境分崩瓦解，物种成种属地灭绝，共襄生长链被打断。
二、共生菌主导地球生灵的命运
我们知道，一切生物生命体都由细胞构成，细胞由蛋白质构成，蛋白质则由氨基酸构成，而生物组成氨基酸的基本元素之一是氮（N），地球上每年达63～175百万吨氮素量，来自固氮微生物（菌），特别是共生固氮菌（Symbiotic nitrogen-fixi）的固氮作用，滋养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界新陈代谢物质能量交换，形成生態系统共襄生长。那么，在自生固氮菌、联合固氮菌和共生固氮菌三种固氮菌中，共生固氮菌的固氮能力与效率最优，且不具有排他性。
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使用的“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概念（2009），是借用共生固氮微生物与其共生的植物之间良好的互助关系——共生固氮微生物为植物提供丰富的氮源，植物为固氮微生物提供适宜它生长的有机物，使共生固氮微生物能够更好的生长和繁殖，从而固定空气中的分子態氮——而无排他性之意。而相比之下，各种“利益共同体”，甚至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这样那样的排他性。我们希望人类效法共生菌主导的生灵世界，以共生体组织形態，更新排他性的共同体形態。
人体内的共生菌分布很广，理论上，任何可以和环境接触的地方，都有共生菌的存在——皮肤，眼睛，呼吸道黏膜上都存在着不同的微生物。虽然它们大多数存在于消化系统，尤其是大肠里。这些共生菌与我们互利互惠，建立起双赢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温暖湿润的脏器为它们提供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以及丰富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这些细菌参与食物消化代谢、帮助我们抵御外敌，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人把它们称为“被遗忘的器官”。
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体内就有一个微生物群落，当然，每个人都是在与周围环境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己的共生细菌群落的。一般说来，子宫内没有细菌，所以生命之初的胎儿是真正无菌的个体。但是，当新生儿通过产道时，母亲体内的共生菌，就会转移到婴儿身上，并开始繁殖。随着与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还有床单、毯子、宠物等的接触，婴儿体内的细菌会变得越来越多，到婴幼儿晚期，人体内已经形成了地球上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从而形成一个活体生而具足的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
但是，凡事都有其位、有其度、有其边界，即使是最有益的细菌，如果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大量滋生的话，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如，细菌跑到血液中，就会导致败血症；进入腹部器官之间的组织网络中，就会导致腹膜炎。
科学家发现，经过20万年的进化，人体内的细菌群落和免疫细胞已经达成了和平共处，也就是一种动態平衡。在过去的亿万年中，经过不断磨合，免疫系统已经进化得既不会具有过强的攻击性，也不过于放松。例如，T细胞会在识别和反击入侵人体的病原体时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炎症反应(肿胀、变红、发热等)。但是，人体在产生大量促炎T细胞后，又会很快产生调控性T细胞，抵消促炎T细胞产生的效应，缓解炎症。正常情况下，调控性T细胞会在促炎T细胞肆虐之前迅速发挥作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兹曼尼安发现：免疫系统会攻击人体自己的细胞和组织，“这些促炎T细胞抵御外敌时采取的措施，比如释放毒性化合物，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组织。”
这就象《复仇者联盟》《终结者》里的“神盾”“天网”那样反噬人自身。我想，这正是好莱坞电影工作者们，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也将他们对人类放纵科技（特别生物人工智能）与人文局限（特别是非共生的隔离/分裂性价值观）的忧虑，传递给观众。但幸运的是，在生命活体的微生生態循环层面，人们发现，调控性T细胞会产生一种蛋白质来抑制促炎T细胞，最终使得炎症反应减弱，一旦好斗的促炎T细胞与平和的调控性T细胞之间达成动態平衡，人体就会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
马兹曼尼安和同事发现，一个免疫系统是否健康、成熟，取决于有益细菌是否一直与其发生作用。“细菌可以使我们的免疫系统运转得更好”“免疫系统后面的驱动力，正是那些共生菌。”显然，共生菌数量的减少与免疫疾病发病率提高之间存在关联。以肥胖症为例：一方面，人体内固有的细菌数量减少，导致了自身免疫疾病和肥胖症的发病率直线上升；另一方面，这些疾病也使体内环境不再适宜共生微生物生存。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人类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以科技手段和人文目的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本身，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对大自然，甚至对共生菌要保持敬畏和尊重，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
我们已知的共生菌，有五大类，其菌属名称分别为：1、酵母菌群；2、乳酸菌群；3、光合菌群；4、B菌群；5、植物菌群。例如：固氮菌、纳豆菌、灵芝菌、冬虫夏草菌、巴西蘑菇菌等。
这里需要重点说说，被人广泛称之为“酵素”的共生菌。酵素是酶的旧称（并非日本人更非台湾人发现发明）。在现代生物学中，酵素=酶（Enzyme=在酵里面），但是，回到生活本身，不能倒过来说“酶=酵素”。因为，发酵后的产物即酵素，与生物课本上说的酵素和酶，是两个概念。
因为，酵素是由A、酶和“酿造”酶的微生物（酵母菌、益生菌等fungal symbiont）本身的细胞结构物质，B、原料原有成分，C、原材料经微生物转化生成的物质，D、微生物自己合成的物质，等等一起构成的活性产物。有了酵素的帮忙，可以让人能最有效的利用主材原料提供的营养成分，激活人体细胞相应的酶的基因表达，提高新陈代谢。而这一过程中，酶作为一种具有生物催化功能的生物大分子及生物催化剂，不改变反应的方向，也不改变反应的产物，但是，它能够加快生化反应的速度，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这种生物物理（Biophysical）现象，与爱因斯坦1905年发现的质能转换关系（E=mc2）同理。而且，生物物理现象展示的是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
整个地球，一切生命形式，其实都是酵素（Enzyme=在酵里面）在调节生长节奏，保持生命各要素之间的动態平衡（恊同）与活力（灵动力），即通过理顺引入负熵大分子的有序性来克服小分子和原子的熵增效应即无序性，生命活体得以存在，并保持活性（如根瘤菌、生物固氮与植株间的共生关系）。据报道，一个ESMAY（多菌共生发酵）研发团队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过6年的研究获得国际专利的SMAP创新发酵系统技术，首先植入有益菌群中，能强势分解杂菌的有益菌群，再灌入精准比例的氮气和氧气，分次植入属性不同的有益菌群，使发酵不同阶段的好氧菌和厌氧菌形成不同的优势菌，透过多种优势菌共襄生长（Symbiosism），可以达到生物史上最高的酵素活性。“在酵里面”多种优势益生菌的工作，就是能量守恒及质能转换关系在生物物理机理的一种表现形態，使生命成为一个耗散结构的自组织过程。所以，生产酵素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我想告诉喜欢喝酒的朋友一个秘密——酒是死了的酵素，酵素是活着的酒！
这种“耗散结构的自组织过程”，亦即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的方式所进行的组合，宇宙能源是全自足的，处于太阳系离太阳不近不远刚好适宜（propriety）的地球及其众生灵，也是全自足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只要总体上不脱离大自然（地球及其众生灵）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自觉广义仿生学范畴，即辅之以“通讯全开放”“运载全覆盖”，也没有道理不是“能源全自足”的。
我曾在《追寻可能的世界》小文中悄悄表达一种愿景：我追寻“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就像那些带根瘤菌的花木那样能自行复制肥料，而无须将他物变成腐殖质以自肥。人只要有阳光、水分、空气这些大自然最富足最慷慨的恩赐就能自行繁衍，与万物共栖、共济、共生”（《科技日报》1989年6月25日）。尽管我那时，对共生菌的存在远没有今天的认知。
三、限制亲自我性与拥抱亲自然性
但问题在于，如今，要做到这个“全自足”（无边际成本质能信交换全生態共生），必须学会限制人类自身文明的足迹。
第一，必须克制我们的“亲自我性”。亲自我性，是指人的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具有自我一致的，自我贯通的，自我恒定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类后生代、新生代的亲自我性，并非真的“亲自”我性，所谓的“我性”，不过是远古时代，特别是所谓“轴心时代”以来先辈们形成的情感与態度、需要和能力、目标和信仰，貌似我们“亲自”形成的一致、贯通、恒定“我性”，实则是一种经过植入、惯习、复制（洗脑）的“我性”，是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亲自我性”。新自我性，在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同一性”（identity achievement），有成就型、延缓型、扩张型、排他型4种自我同一性。因而这种亲自我性，在与地球其他生灵和“非我族类”的资源存量博弈，特别是数量、重量扩张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在增量博弈，特别是质量、效能创新上，则具有致命的缺陷。既然人类并非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即便“亲自我性”膨胀到天上，又能岂脱离地球生灵与非我族类独行其乐？
综合了分散在地球生灵不同物种身上共同拥有的“口耳鼻舌身意法”感知认知能力，因而可以区分与随意组合（无机和有机）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人类，今天创造物质精神产品的技术能力已经足够了，不要再无事生非，为了那个多余的“鸡的屁”（GDP）增长率在地球上，甚至到太空，开发这个开发那个，过去那种“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自豪——各种地质生態背负，以及由此激发的“自然报复”，已经既不能让时而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增添辉煌。如电影《Avatar》描述的那样，获得外星球上某种矿石元素如Unobtanium，来彻底改变人类的能源产业，结果招致前功尽弃彻底失败；也不能让时而自卑为“上苍弃儿”的人类消除恐惧，如《流浪地球》描述那样，人类以为可以逃离将毁灭太阳系，寻找新家园，实则自我膨胀自取灭亡！
前面已经说过，在共生菌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下，人类只要克服人与自然的“双重断裂”和人与社会“两个自我隔离”，人类和其他地球生灵一样，所需资源，本自具足（“能源全自足”），又何必舍近求远，不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呢？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卓别林在《大独//裁者》结尾借理发师之口说出的那番精彩演讲《为自由而战//斗》，一个是《商人与渔夫》的对话。渔夫面对大自然，选择了一个既是平常人又是哲学家式的生活方式，而卓别林面对人造的疯狂的物化世界，勇敢地道出了一个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追寻的真善美。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
大自然足够富饶而且慷慨，足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类文明创造的物化世界，更是足够丰富多彩，足以让你、我、他（她、它、祂）相拥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诗意地栖息！
但这远不是一个“分蛋糕”（注重分配公平）和“做大蛋糕”（注重发展效率）的问题，而是包含了所有生灵“生权、事权、物权”乃至野生动植物生物物理（Biophysical）生存空间的共生权（Symbiosismrights）的问题（参看钱宏《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ABC——从“中兴之芯”反衬单纯经济学思维的缺失谈起》，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8-5-25/1538235.aspx）。
第二，所以，必须发扬我们的“亲他者性”“亲生命性”，特别是“亲自然性”。所有生命，都有亲生命性，人类更是有一种天然的类比推理和“将心比心”的能力，你看着和遇见活着的东西就会高兴，因为他它她祂活着，就意味着你我可能活。因此，有了“自己活，也让他者活”（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Symbiosism）心愿，这种共生心愿，会进一步生成共生智慧，即感知到从宇宙天体，到地球生灵和人类社会，“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所以，必须“一视为仨，和恊共生”，“谋求自己活得好，也必须谋求他者活得好”，正所谓“道不同，亦相与谋”。概括起来，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这样，你我他（她它祂）的“亲生命性”，自然而然地延伸为“亲自然性”——喜欢自身充满了生机盎然，又孕育着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大自然，而let it be地顺从自然昭示的地球生灵的全息共生，亦即全体生命win-win-win的共生权！从而意识到，那种基于过度“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自由理性”“知行合一”“万物皆备于我”“朕即天下”的观念，是多么幼稚狂妄而愚痴（参看《中华普惠价值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的辨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想到现行经济学两大流派所存在的问题。一派经济学是工程学的，专注从逻辑、计量、建模上论证“理性经济人”的各种行为的效用性，指出“没有免费的午餐”与如何获得“免费的午餐”，因而强调“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即特权；另一派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专注从道德、法律、制度上规范“理性经济人”的各种行为的合目的性，同时注意到非理性行为对生产、交换、消费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四十年间，工程学的经济学，专注自己的理论与政府政策的结合，基本占据主流，他们伙同政客和商家不管有无底层驱动，不顾国土与国民能否承受，极尽各种产业规划顶层设计之能事。伦理学的经济学，比较注重现实生活的变化与人的终极诉求，因其工具手段性不强，而往往不受政客青睐。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学，只有引导“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態，重新进入自我修复人类文明带来的各种创伤，才是接下来人类所需要的经济学。我想，这样的经济学一定是共生法则引入到经济学基础理论建构，以保持工程学与伦理学应用的动态平衡，给交换赋予效能，而非围绕权力操纵资本增值转圈子，从而让生产回归生活。
过去一个世纪，自以为君临万物的人类，以改造的名义，革命的名义，高歌猛进，大肆篡改地球的生態状况，却又无法摆脱对地球生態环境的依赖。人类只知具体生物源的实用价值，而不知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片面的知行合一，强酸化工业的普及，使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特别是荒野生態，遭到了无情的蚕食，使能够固氮的共生菌无法存活，全球生命活体动态平衡的稳定性急剧下降——虽说生態系统并非立即崩溃, 但人类对地球的任性，正在毁掉自己及所有生灵赖以生存的环境，当环境恶化超出生態系统的承受能力, 终将在最后一刻突然崩溃。美国的Annalee Newitz女士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第六次大灭绝（《Sixth mass extinctions：人类能挺过去吗？》，徐洪河、蒋青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14）！
有一个让我很语塞的问题，经常在深夜凌晨盘旋在我脑海里，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对地球究竟有什么贡献？”
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与地球上各种细菌、共生菌、微生物、生物相比，对这个七色星球生机几乎毫无贡献的人类，只要克制一下自己继续自作聪明的抢夺资源能源过奢侈浪费生活的贪婪欲望，不要随意改变地球从地质生態到众生生態的本来样貌，而是Let it be，即让它成为它自己，就是对地球的贡献！
设若如此，那么我相信，如果人类足够幸运，人类即将由轴心文明的旧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共生文明时代（Axis to Symbiosism Age）！
总之，自然荒野的价值，不证自明，人类文明止步，荒野需要安宁。愿我们以共生的名义，效法自然之德，创建一个全生態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世界！
预祝第十一届世界荒野大会圆满达成各项议程！谢谢主席先生！！顺致崇高的敬意！
[1]本文是我将应邀出席2020年3月19－26日在印度舉行的“第十一屆世界荒野大會”主题報告。
图片来源：网络/全球共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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